“以假治假”，假币之战不断升级
然而，假币之战并没有就此平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就攻占了香港。国民政府在香港设立的造币厂的一些造币机器，因为来不及运走，而被日本特高课缴获。更要命的是，当时位于香港的商务印书馆，也有大量尚未印制完成的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的法币半成品和一批印钞机没有运走，连同最为紧要的法币编码的底册也被日本特高课缴获。这就给了山本宪藏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更多的“学习”机会。
1942年下半年，日本还在海上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的半成品，并且从德国买回了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的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余亿元法币半成品。就这样，山本宪藏掌握了大量的国民政府的制币机密，继续更为声势浩大的“杉工作”。
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日特机构共伪造法币40亿元，这也算得上世界上制造假币的尼吉斯纪录了。
而且，“杉工作”在1941年之后，开始了更多的伪币制造计划，不仅仅针对法币，连同共产党所辖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币”等也开始伪造。
针对山本宪藏大规模地制造真假难辨的假币，戴笠心急如焚。他上书蒋介石：“为挫败敌伪阴谋计，亦应仿造敌在我沦陷地区使用之军用票与伪组织所发行之银联券、储备券等，藉以吸取沦陷地区之物资，破坏敌伪之金融。”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使用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除了日币本身外，伪币和军用票并不含有日本本土的植物纤维，于是戴笠开始在伪币和军用票上打主意。
戴笠从汪伪政府内部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每当日伪银行发行一种新版伪币时，军统特务们就能够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然后带回歌乐山复制并加班加点地赶印。为了避免暴露，戴笠从不把这些伪造的伪币投放到沦陷区，而是让特务们把这些伪造的伪币运到江西上饶，然后在国民党交通部门的配合下，偷偷运送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再投放到市场上去。
在国民党内部，这些伪造的伪币，被称为“特券”。特券也有很多种，面额也有5元、10元等多种。虽是伪造的伪币，但因为伪币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独特的难以伪造的防伪标志，再加上歌乐山伪币厂使用的纸张质量上乘，印刷优良，所以这些伪造的伪币，连日本伪币制造厂里的制币技师都分辨不出来，从而大量进入流通领域。军统局的特务们和国民党有关机构，就利用这些伪币，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套购黄金、药品、被服等军用物资。戴笠还使用这些假币，贿赂汪伪政府的汉奸头目，甚至发放给沦陷区的军统人员，以应付各种日常开销。
当然，在这些伪造的伪币最初投入市场时，虽然难辨真伪，也引起了日特机关的注意，因为持币者常常大额购物，而且伪造的伪币，其编码和真正的伪币编码不大一致。甚至有些伪造的伪币，看起来比真正的伪币，都要更加鲜艳和精致。于是，日伪政府起了疑心，甚至下令沦陷区的银行、银楼和商号，严禁使用难辨真伪的崭新的伪币，还对使用伪造的伪币者，予以严重的处罚。然而，军统伪造的伪币，还是一点点渗透到日伪统治区中去了，导致日伪统治区通货膨胀日渐严重，日本沦陷区的金融局势和经济局势也因此遭到严重的破坏。
这场在军统和日特之间展开的假币大战，一直持续到1944年。1944年，军统因为形势紧张，关闭了“对敌经济作战室”，这场浩大的假币之战才算结束。
这里还要再提一句，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在大力净化货币流通环境，也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反假币斗争。不仅开展了假币识别的宣传工作，还发动群众及时收缴堵截假币，这对挫败日伪的经济破坏策略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