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刺杀吉鸿昌
复兴社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奉行蒋介石“攘外安内”的政策，那些跟蒋介石作对的人，无论好坏忠奸，一律都是复兴社行刺的对象。于是，那些不听蒋介石指挥，违背“攘外安内”政策，自主筹划抗日战略，与蒋介石对抗的抗日将领，也就成了复兴社暗杀的对象。在这些人当中，第一个被复兴社暗杀的就是抗日英雄吉鸿昌。
1934年11月，天津的英文报纸《泰晤士报》刊出一则新闻：“任抗日同盟华北路总指挥、浴血奋战收复多伦的吉鸿昌将军，于本月9日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随后，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对这篇报导做了转载，吉鸿昌遇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天津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
这里，先说说吉鸿昌其人。
吉鸿昌，1895年出生，河南省扶沟县人。1913年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因其作战勇敢机敏，屡立战功，所以一路升迁，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冯玉祥麾下的一名军长。
吉鸿昌不仅骁勇善战，而且为人正直，不徇私情。吉鸿昌有个堂侄叫吉星兰，1926年，一个姓赵的卖凉粉的人，人称“赵凉粉”，带着母亲和妻儿在吉家租房住。吉家和租户赵凉粉两家本来相安无事，都过得好好的，可没料到吉鸿昌的堂侄吉星兰好日子不得好过，居然动起了赵凉粉的老婆的心思。不久，吉星兰就和赵妻勾搭成奸，而赵凉粉却因为惧怕吉鸿昌的权势，不敢过问此事，于是奸夫淫妇就开始明铺暗盖了。后来，奸夫淫妇不满足这种半公开化的关系，竟然合谋毒死了赵凉粉和赵凉粉的母亲。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一日，吉星兰与赵妻合谋，将砒霜拌入面中，蒸成馍给赵和其母食用，二人中毒惨死。赵家两个孩子亦因中毒导致精神失常，神秘消失。四条人命成荒郊冤魂，地方当局却无人过问……”
直到1927年中秋，时任西北军19师师长的吉鸿昌回乡探望母亲，才知道了这件事情。吉鸿昌听母亲毛氏说完这件事后，勃然大怒，立刻派随从人员给时任扶沟县长的杨宗敏带去自己的亲笔信，要求从严处理此案，惩办杀人凶手。根据资料记载：“杨宗敏认为吉鸿昌此举不过掩人耳目，缓和民愤而已……便将吉星兰和赵妻‘入狱’，名为‘入狱’，不过让二人住两间房，各人自立灶台而已，实则二人照常同居。”
1928年秋，吉鸿昌再次回到家乡，听说此案的处理结果后十分气愤，第二天就乘车到了扶沟县城，亲自将奸夫淫妇提出所谓的“监狱”，然后将两人带到县城西门外，当众击毙。正因此事，吉鸿昌在民间威望大增。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吉鸿昌率领的部队被蒋介石改编，吉鸿昌任改编后的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
1930年11月，蒋介石命令吉鸿昌率兵“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吉鸿昌十分反感蒋介石国难当前却只顾内战的做法，于是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并准备组织部队起义，打算参加红军，但最终因为叛徒告密而计划失败。
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随后被蒋介石勒令出国“考察”。
吉鸿昌到了国外之后，就接二连三地受到刺激，国外略微好一点的旅馆都不接待中国人，但是对日本人却十分客气。在国外时，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包裹，邮局职员竟然对吉鸿昌说：“先生，我不知道中国在哪里，无法邮寄！”吉鸿昌听了这话之后异常愤怒，正打算训斥那个无礼的职员，却被陪同他去邮局的使馆参赞制止了，使馆参赞竟然对吉鸿昌说：“您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您说自己是日本人，那什么都好办了。”吉鸿昌听了这话，勃然大怒，大声对那个参赞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那天，回到住所，吉鸿昌就找来一块木牌，请人用中英两种文字工整清晰地在木牌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I am Chinese！”打那以后，每当吉鸿昌出席正式场合，就会把这块木牌带在身上。
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对他采访的机会，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
吉鸿昌在国外时，还曾多次提出要求，想到苏联访问考察，但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却百般刁难，不予签证，以至吉鸿昌的苏联之行未能成行，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吉鸿昌与蒋介石的芥蒂就此公开。
1932年，吉鸿昌回国，暂居天津。在天津的日子里，他一边整理自己的著作《环球考察记》，一边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抗日，吉鸿昌用变卖家产所得的6万元，购买武器支援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并且联络旧部，劝说他们联合共产党抗日。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著名抗日将领，集合国民党败退的热河军，以及蒙古族的抗日武装和一部分当地的抗日土匪，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不久，吉鸿昌又兼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兵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多座城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但是，同盟军却被蒋介石称为“土匪流寇”，同盟军的抗日行为也被蒋介石污蔑为破坏他所谓的“国策”的乱党之举。1933年10月10日，吉鸿昌的部队在北平市昌平县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部队溃败，吉鸿昌与方振武被俘，随后被国民党的军队押送北平。
然而，在吉鸿昌被押送北平的途中，押送人员出于对吉鸿昌的敬重和佩服，私自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再次回到天津，一手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盟成立后，吉鸿昌被选为同盟首领，就这样，吉鸿昌再次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在吉鸿昌的策划、组织之下，“反法西斯大同盟”出版了进步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宅也成了北平、天津两地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联络站，当时，吉鸿昌的住宅被大家称为“红楼”。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让蒋介石非常恼怒，1934年，蒋介石发出了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就在对吉鸿昌的通缉令发出的同一时间，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的特务头子戴笠制订了刺杀吉鸿昌的方案。
当时，戴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同时命令陈恭澍，一定要“干净利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陈恭澍接到命令后，就立刻物色人选，最终确定让吕一民等四人负责执行侦察和暗杀的具体行动。
吕一民等人接到命令后，立刻化装成小贩，潜伏在吉鸿昌家周围，吉鸿昌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于是接二连三地搬家，以至于特务们始终摸不清吉鸿昌的行踪。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来到天津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与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商谈革命事宜。复兴社的特务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吕一民等四名特务迅速在吉鸿昌等人所在房间的对面开了一个房间。
为了搞清吉鸿昌在屋内的位置，女特务杨华庭拿了一个小皮球在楼道里乱拍，寻找机会进入吉鸿昌等人的房间。趁着楼层服务员端着茶壶来给吉鸿昌等人斟茶的机会，在服务员开门的瞬间，杨华庭手腕一抖，就把球投进了吉鸿昌的房间，然后未经允许，杨华庭就直接闯进了吉鸿昌等人的房间。杨华庭一边嗲里嗲气地道歉“不好意思，把球打进您的房间里了”，一边借着捡球的机会观察屋内的地形以及吉鸿昌所坐的位置。查看清楚后，杨华庭就迅速离开了房间。
在杨华庭弄清了吉鸿昌等人所在的房间的情形以及吉鸿昌所坐的位置后，特务们就开始行动了。吕一民和另外一个叫吕问友的特务迅速冲进了吉鸿昌的房内，对准杨华庭所说的座位上的人连开几枪，随后冲出门外，仓皇逃走。
但是特务们没有想到，吉鸿昌并没有被打死。
在特务们冲进去的前一秒钟，吉鸿昌刚刚和另外一名同志换了位置，那位坐在吉鸿昌的位置上的同志不幸遇难，而吉鸿昌仅仅被跳弹伤到了肩膀。
然而，脱险之后的吉鸿昌并没有逃脱国民党的魔掌。复兴社的特务们刺杀失败后，何应钦便立刻命令天津当局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11月22日，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面对蒋介石给自己下的“立时枪决”的命令，披上斗篷，昂首挺胸地走向了刑场。在刑场上，吉鸿昌用树枝作笔，大地为纸，写下了一首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行刑之前，吉鸿昌正义凛然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
吉鸿昌坐下后，又对特务喝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而在就义的一瞬间，吉鸿昌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
就这样，年仅39岁的吉鸿昌英勇就义。
行刺吉鸿昌之后，刺杀吉鸿昌的复兴社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一直在北平的西单隐居，以躲避风声，而吕一民因为刺杀吉鸿昌得到了戴笠的青睐，1935年，吕一民被戴笠提升为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情报组组长。
这里顺便提一句，新中国成立后，吕一民、吕问友最终被人民群众捕获。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