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13亿倍的机会 (1)
历史在规劝，现实在警示。因为时代真的已经不同了。
进入2011年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已经不是十几二十年前乃至几十年前的样子了，多数国家也不再唯美苏马首是瞻了。即便美国热热闹闹地与中国折腾，更多的国家，却只会看热闹，不会真的卷进来。
越南的表现，就很说明问题。在希拉里著名的南海讲话后，外界猜测越南能否与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2010年8月25日，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中将及时地访问了中国，并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明确表示，越南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越南也不搞“三角关系”，越南乐见中国发展。三句话，说得清清楚楚。
这也是此后一段时间美国媒体对希拉里过激言辞的质疑所在。《华尔街日报》就直言不讳地指称希拉里的南海讲话是“空谈”，是美国政府犯下的一大“错误”。除去一些军火商比较开心，更多的商界人士则比较谨慎地看待这个问题。
结果没过多久，奥巴马和希拉里就意识到，美国与中国折腾得越起劲，别的国家就越会乘隙而入，迅速补足美国留下的空当。这也是2011年初美国主动向中国示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13亿的机会，谁会真的熟视无睹呢？
喜欢演讲的奥巴马，真的不该忘记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其脍炙人口的《告别演说》中说过的一段话：“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
这就像对与他人的恩怨念念不忘的人，其实就是做仇恨的奴隶。
所幸的是，经过漫长的冷战、怀疑和谨慎的接触之后，布什时期的美国人终于可以轻松地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处在一个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昔日沉重的负担已经放下，而这种解脱，也正源于对华盛顿所说的那种习惯性的偏恶的纠正。
有一位西方记者的描绘很能说明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便会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那是一个对神秘的中国充满兴趣的时代。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会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那是一个对开放的中国多了许多认同感的时代。
在20世纪90年代，他一下飞机，对翻译说：“带我去见持不同政见者。”那是对发展中的中国抱有疑虑心理的时代。
如果是今天，也许他会说：“带我去见商务部的官员。”新的世纪，迎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看待中国崛起的时代。
这一切的演变，不仅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也见证了观念转变所带来的奇迹与繁荣。
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在20世纪70年代，当基辛格和周恩来首次会面，缔造两国间的战略力量组合关系时，基辛格曾开玩笑说，美国的商人总是不停地纠缠他，梦想向中国人出售“10亿套内衣”。
哈哈哈，这两位战略家坐在松软的大椅子里发笑。的确像是笑话，美国居然向共产党中国出售东西，更可笑的是，共产党中国也向美国出售东西。
真是令人捧腹。
但岁月就是这样奇妙，仅仅几十年的光阴，那些昔日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中美之间业已建立起密切而富有建设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并双方得益。
客观地说，美中两国30多年前建交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缘政治。开展双边贸易是事后想到的，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附加因素。事实上，尼克松总统首次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人与中国做生意是违法的。
但问题是，“乘以13亿倍后，任何东西都会很多。”或者用另一位企业家的话说，“比起中国，世界其他任何机会都是苍白的”。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明了这个道理，却耗去了人们太多的时间。
灾难有时是能够深远地改变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因为温情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更因为危机还会改变人们对现实的看法。
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改变的转机出现在“9.11”。
在那危急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的、富有人情味的表现，令布什政府和美国人耳目一新，从而迅速意识到，以前瞄准的方向错了。其结果是，中美关系很快改观，中国也顺利地在当年11月“入世”，双方在此后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都可圈可点，政治关系也逐渐稳定下来。
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却显得曲折许多。
2003年5月是个“分水岭”式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有着一些贸易纠纷，但还是小范围的、得到控制的。在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公开表示希望看到人民币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后，一场围绕中国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和批评逐渐升级，此后“贸易逆差”和“入世承诺”等因素也相继卷入，中美经贸摩擦在那年的下半年全面升级。
这是一个让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感到有趣的时期。
在许多美国人争论着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时，一些学者在担心这将影响到中美关系。华盛顿的分析家斯蒂芬？里克特却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问题背后所蕴含的积极因素。
里克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20世纪60、70年代或者80年代，你问一位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2003年他对中国最大的担忧是什么，而你表示可能是中国稍微被低估的货币，那别人肯定认为你发疯了。”
在美国大豆协会的办公楼里，亚洲营销经理彼得？桑顿则会这样告诉你，“有两样东西左右着芝加哥谷物交易所的行情：天气和中国”。美国农场主一半以上的大豆和豆制品供出口，尽管当时中国的检疫隔离措施让美国人感到很头疼，但农场主不得不承认，中国仍然是他们最大的买主。
也正是从那时起，华盛顿的智囊们和政治家们开始趋于理性和建设性地看待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了。就像英国媒体所说的那样，“世界必须学会与醒来的中国相处，美国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总统明确表示，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并说美国“谋求与不断变化中的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关系”。对此，美国战略分析家班宁？加勒特敏锐地指出，布什政府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所谓无赖国家的时候，是没有心思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本届政府意识到，与中国对抗对自己没有好处”。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名著《庸俗国际贸易论》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并不“庸俗”的观点：“国际贸易并非是一场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竞争，而是造成双赢的互惠互利。”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的困境”推论也在试图告诉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合作比双方背叛更有利于双方，做得好的关键不在于征服对方而在于引导合作。经济生活中是这样，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
一句话，合作优于背叛。
格瑞宾夫妇在《生而为人》一书中更是将自然界的规律提炼了出来：合作、互惠的行为方式对于避免战争威胁、抑制强权政治，从而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强者之间的对抗是危险，也是不利于双方发展的。
事实上，美国学者丹尼尔？伯斯坦、阿恩？德凯基泽早在多年前就曾提醒说，“冲突、对抗和冷战将导致大量机会的消失，绝对不是一件幸事。特别是美国人和中国人相互适应与合作的潜力——尽管他们在文化上有所不同，但他们一般都倾向于互相喜欢和钦佩——而在不同的气氛中，这种潜力就会受到抑制，许多新的目标无法完成。”
与此同时，一种共生的理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