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世界需要联合
在1947年5月的一次演说中，丘吉尔被问道，“你打算建立的统一欧洲的政治和天然疆界是什么？哪些国家包括在内？哪些国家不在内？”
这位信奉“欧洲需要联合”的政治家胸怀开放地提出，“我们的任务或愿望不是要划定边界线，倒是要消除边界线。我们的目的是要促成整个欧洲所有国家的团结。我们不打算排除任何国家，只要他的领土是在欧洲，并且他保证自己的人民获得基本人权和自由，我们欧洲的民主文明就是在这些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上面建立起来的”。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对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采取了不同于一战后的态度和政策，从而保证了欧洲的团结和新欧洲的诞生。
对欧洲人来说，1945年的5月9日也是一个标志着大型战争在欧洲大陆结束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在1870年到1945年间，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战争使欧洲四分五裂，包括令人不堪回首的两次世界大战。而今天，如果说这些以前的敌人之间会发生战争，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丘吉尔的预言也得以实现：德国人不是贫困的中心和危险的根源，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不仅能够为自己，而且还能够为整个大陆恢复繁荣。
更具象征意义和说服力的是，从“二战”后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今天的欧盟，法德——这两个昔日的敌国——之间的合作已形成了世界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东西，它们不仅发展起了相互信任的令人羡慕的大国关系，而且还共同推进了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强化。这一点，在希拉克和施罗德时期达到高潮。
共同的目标、民族利益的紧密相连、化敌为友的宽容、真诚的道歉和彻底的战争清算，这一切都在过去的60多年间得到了近乎完美的演绎，它不仅使欧洲成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稳定之岛，也为其他地区的曾经敌对的国家做出了榜样。事实上，法德的这种历尽风雨之后的彩虹关系让许多国家都羡慕不已，一些中欧国家和土耳其渴望加入欧洲大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世界更需要联合。
在共同的危机和挑战面前，需要联合的不只是欧洲。许多年前，大作家雨果曾经预言到，“总有一天，我们将同时见到两个庞大的集团，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合众国，跨海握手，交流各自的物品、艺术和天才的创造……”令人多少感到欣慰的是，战争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以及联合的意识。“二战”后，整个大西洋联盟都在同样的承诺下开始成立民主政府，而联合国的建立更是为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这个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痛苦的欧洲起到了特别的作用。经历“二战”的欧洲国家，都有着各自的教训，而不管他们怎样看待这场战争和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是所有欧洲人都认定的：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再也不能开战，而应积极地进行合作，实现共同的经济繁荣。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1945年5月9日，丘吉尔给杜鲁门总统发出了一份电报。在电报里，丘吉尔这位以言语犀利著称的政治家，却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位盟军司令和诺曼底登陆的总指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丘吉尔看来，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一位把盟军的团结一致置于一切民族主义思想之上的人。
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里，统一指挥和战略是唯一的支配精神。团结一致的程度达到了英美部队可以没有丝毫困难地变更指挥关系。而这种精诚合作、彼此信赖的精神也正是“二战”之后欧洲得以重建、美欧之间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核心所在。
艾森豪威尔精神有着现实意义。如今，面对着恐怖主义、核扩散、南北问题、环境问题等一系列挑战，世界各国都有必要从欧洲60年的战后之路中得到启发，进而共同走出一条和解、宽容、合作、互利的道路来。在这方面，中国、印度、俄罗斯、欧盟都已做出了积极的示范。
美国的新角色也值得期待。
在1945年后的一些日子里，美国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的角色。
让欧洲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是，那个最强大的美国是国际机构的捍卫者。它尊重国际法，为了利用一致意见束缚他人的手脚而情愿束缚自己的手脚。应该说，1945年的美国决不逊色于今天的美国——它是当时唯一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就力量和影响而言的唯一“二战”战胜国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而，那个无可匹敌的美国却创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多个机构，在北约致力于确保欧洲的安全，并对欧洲一体化给予了决定性的推动力。
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从美国单方面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之后，美欧之间半个世纪以来建立的盟友之间的磋商机制就全被抛弃了。不管情愿与否，盟国都被勒令作出选择：支持或反对美国，而北约则更是被搁置一边，只在美国需要时才会被特别注意。
显然，冷战的结束已改变了一切，没有了强大的力量制衡，美国的我行我素“风格”被布什政府“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奥巴马政府竭尽全力与布什政策保持距离甚至划清界限的原因所在。
如今，激励大西洋两岸的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日子。对于欧洲人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89年，而对美国人来说，真正划时代的是2001年，但双方关系的改变却贯穿于1945年以来的六十多年间。
很显然，“二战”以后的美欧战略文化差异大都源于它们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正如罗伯特？卡根所指出的，欧洲的战后经历造成了一种支持谈判、贸易、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的战略文化，而美国的全球地位则促成了一种支持强硬外交、使用武力、单边主义和在国外传播美国价值观（或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教主义外交政策）的战略文化。
美欧的差异及其所导致的矛盾关系，也是美国与其他许多国家复杂关系的缩影。
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的最初几年，几个世界性大国和地区大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角色调整，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角色调整。在经历“9.11”、大国关系裂变、核扩散危机、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挑战之后，如何尊重历史、正视现实、求同存异、寻求和解与共同发展，已成为美国需要思考的问题，成为了这个世界少些折腾、多些和解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