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好的开始也许连成功的一半都不是 (2)
布雷默的经济改革也同样不得人心。2002年9月19日，布雷默颁布法规，宣布200家伊拉克国有公司将被私有化，外国公司可以持有伊拉克银行、矿山和制造厂100%的所有权，允许这些公司把所有利润转移出伊拉克。这个被视为资本家梦想的法规遭到了《国际法》专家的谴责，也引起了伊拉克人的强烈反感，这不仅因为法规违背伊拉克《宪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出卖了伊拉克的国家利益。
而把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排除在重建的进程之外，则是更为令人诟病的事情。
还是在美军攻占巴格达不久后，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切身利益，必须限制对主要合同的竞标资格，只让美国、伊拉克、同盟伙伴国以及对这场战争作出力所能及贡献的国家的公司参加竞标。”
这样的提法不仅让莫斯科、巴黎和柏林感到哭笑不得，就连加拿大副总理约翰？曼利也表示“感到受了侮辱”，在她看来，这样一来加拿大政府很难为恢复伊拉克拨出补充资金。而加拿大的“错误”也只是在推翻萨达姆期间没有表现得十分积极。
作为同盟者的英国人对此也很有看法。中东问题专家托？乔汉就曾表示：“把一系列国家从伊拉克市场上排挤出去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不仅不能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反而会损害其利益。伊拉克的恢复只能依靠强大的国际同盟。不让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公司参加竞标只会使莫斯科、巴黎和柏林与华盛顿拉开距离，这无助于国际同盟的巩固。”
这其实也是俄罗斯和法德等国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关系不睦的重要原因。
这一切，也让伊拉克人感到忧虑和猜疑：美国人不是按照伊拉克人的意愿朝着重建伊拉克的方向努力，而是胡乱应付；让人感觉美国人要在伊拉克待上5～10年，而不是一两年；占领当局不制定真正能够获得伊拉克人支持的目标，而是似乎要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伊拉克。
无权引发恐惧。
当一个人，一个民族，感到太多的事情都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就会感到十分压抑，从而引发强烈的反作用力。正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样，人民越是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越要努力改变现状，让美国人走开也许便成了许多伊拉克人的简单但却坚决的要求。
2004年4月，在费卢杰美国人被虐尸事件发生后，一个只有10岁的伊拉克儿童甚至说：“希望有一天能把他们统统杀死、烧掉。”由此不难预测，除了要应付当下无休无止的反美袭击外，美国还要面对可能延续整整一代人的仇恨，而这是最令人恐怖的事情。
浮云走后，白宫发现，“神马”都是幻影。
看过《纽约时报》的报道，“如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愤怒青年一样，伊拉克的孩子们正迅速被赞颂反美力量的音乐、图片、传单所包围”，白宫真的惊了，开始深切地意识到因缺乏亲和力而带来的外交代价。
于是乎，在第二个任期，布什特别请回了得力干将休斯，希望能够有力地推动公众外交工作，试图向世界各地尽可能多的人展示美国社会的积极的价值观，引导各国民众和政府理解和接受美国的对外政策。
但正如休斯自己所说的，“你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来造成最初的印象”。
在最初的好感失去后，为弥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超出你的想象，而且效果也未必令人满意。美国在伊拉克所遭遇的亲和力政治困境，真的很值得深思。
衣服扯碎容易，重新缝合起来，难。
就像医学上的误诊一样，对政治局势的错误估计会带来十分危险的后果，伊拉克局势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人无耐心轻飘飘。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无论是美国政府、军方还是国民，都对伊拉克情况的迅速好转抱有较高期望值，这也使得人们普遍缺乏耐心。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在国家建设正常运转的地方（如“二战”后的德国、日本、韩国），美国军队至少待了两代人的时间，即40年或50年。但在美国驻军不到5年的国家（如海地），美国的干预没有必然性地导致情况向好的方面转变。
俄罗斯学者叶？萨塔诺夫斯基也相信，美国唯一的出路是，对伊实行长期的，即25至30年的外来控制。这段时间可以培养出新一代西方式的伊拉克政治家，他们既不会依靠狂热的神权，也不会借助独裁来统治国家。
但问题是，美国人根本没有几十年解决伊拉克问题的预期和耐心，因为要在一个30多年来缺乏真正的参政活动的国家找出土生土长的领导人，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事实上，即便是在德国和日本，美国的占领政府也还是维持了7年时间，并大大超出了最初设想的6到18个月。
这种缺乏对困难的充分准备也体现在拉姆斯菲尔德自相矛盾的说法上。
拉姆斯菲尔德坚称，少量兵力就足以解决伊拉克问题——既包括战争初期的问题，也包括战后出现的所有问题。而没过多久，拉姆斯菲尔德就无奈地承认，他可能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诺言，尽管此前他曾发誓说，所有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驻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12个月。
有了拉姆斯菲尔德的灌输，也就不难理解布什为什么会在2003年5月1日就兴高采烈地宣布，“伊拉克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
显然，拉姆斯菲尔德动用少量兵力的战略未能把伊拉克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为了帮助拉姆斯菲尔德认识错误，一些学者还尝试用历史数据进行了比较：冲突高潮时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警察和士兵人数与平民人数之比为20∶1000。按照这个比率，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兵人数应达到50万。
伊拉克很可能需要这么多兵力，但美国几乎无处寻觅更多人力。而事实上，与在越南一样，增派部队也未必真的能起多大作用。当时美国在越南驻扎了50万部队，最终也未能取胜。
历史充满了戏剧性的“玩笑”：在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很少有人——尤其是布什政府——预计会出现任何持久的抵抗。相反，布什和他的英国“兄弟”布莱尔预计“联军”会被视为解放者受到热烈欢迎。甚至在抵抗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媒体也几乎都认为是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外加外国恐怖主义分子，因此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但没过多久，就没有人再会把那些人仅仅当做萨达姆的残余了。而在认知这种现实之后，即便是美国的盟国也纷纷萌生退意，美国的盟友不仅无意派遣更多大批部队参与这场正在扩大的冲突，还纷纷表示要提前撤军。
相比之下，美军就显得要尴尬许多。在101空降师开往巴格达的时候，该师指挥官戴维？彼得雷乌斯少将就问了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基本问题：“告诉我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在那之后，问这样问题的人很快就和谈论天气的人一样多了。
真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在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后，来自两党的外交政策专家承认，美国贸然撤兵可能有损信誉，也会使阿拉伯世界的改革半途而废，并且会使伊拉克变成恐怖分子以及伊朗、叙利亚等邻国军队的游乐场。参议员克里的外交政策顾问南希？斯特森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要是我们一走了之，那里会乱作一团。”
这种窘况使人们想起20世纪初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
那时，另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进入了巴格达，而从埃及向东北推进的其他部队则占领了巴勒斯坦。在战略家和知识分子的怂恿下，这些部队还将很快进军大马士革，并对伊朗和波斯湾国家施加影响。他们还希望能披上解放者的斗篷，鼓励沙特阿拉伯和约旦进行政权更迭，并期待着发出充满希望的信息：既然压迫者被打败，“整个阿拉伯世界将再次一举成名”。
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是一群决心使整个中东地区变得安全和稳定的人——这对全世界而言无疑是件幸事，而对他们自己的霸权主义国家而言貌似也是一件幸事。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多年以前，牛津大学的杰出学者伊丽莎白？门罗在她的经典作品《英国在中东的鼎盛时期》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如她所言，英国统治时期“只是一个拥有四千年在册历史的地区一生中的一个片刻”。在出版40年后，随着美国迎来它在中东的鼎盛时期并转而陷入泥潭，这本书读来令人觉得“历史总是长得那样面善”。
时代变了，服饰总是要换一下的。这也正是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感慨之处：确切地说，历史从不毫厘不爽地重复自己，但它往往会给那些完全忽视历史的人以重击。
像2003年的世界一哥美国一样，20世纪初的世界一哥英国也曾在这一地区获得军事胜利，但不久形势就急转直下。
在当时的伊拉克，部族领袖吵得不可开交；尽管英国的托管统治要强于巴格达的直接统治，库尔德人心中的怨气还是一触即发；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分歧；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互疑虑和斗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者和反西方的知识分子逐渐崛起；清理水路、植树造林等社会经济措施也都无法平息这些情绪。
撤退，最终也就成了英国人的不二选择。
误诊，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