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清朝末年，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幻想在保持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结果，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没有走通。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不同，他们的理想是从根本上推翻清朝的统治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因此他们采取了革命的手段，屡蹶屡起地进行了武装斗争，终于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有了这个胜利，资产阶级革命派才能把自己的理想制成法律，并且把它颁布出来。因此，《临时约法》是革命斗争的产物。
《临时约法》一共七章五十六条，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废除封建专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宣布了中国已不再是皇帝或少数人垄断的专制国家，而是“全体国民”的民主的国家。
第二，规定了国民的民主权力。约法写下了国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有保有财产和营业的自由权，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等。
第三，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防止专制独裁的再现，采取了内阁制。约法规定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行使国家的统治权，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作了限制。临时大总统不但要执行参议院的决议，而且还要受国务员的制约。参议院是国家的立法机关，由各省选派的议员组成，有权议决一切法律，决定国家大政。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一切政务。但临时大总统在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和外交使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以及宣告大赦等问题上，都必须取得参议院的同意。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都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担当政府工作。临时大总统在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和发布命令时，需要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表明国务员也要负其责任。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的这种关系，就是内阁制的体现。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没有得到实现。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夺了。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为了恢复封建的独裁统治，立即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的原则，撕毁了《临时约法》，挂“中华民国”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一部资产阶级的法律，它所标榜的民主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根本不同的。即使实现了，也只有资产阶级能享受民主权利，而广大工农群众仍然是得不到什么民主与自由的。但在当时，《临时约法》的颁布，还是有进步作用的。因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比起封建买办势力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来，大大进了一步。因此，《临时约法》是合乎当时的潮流的，它反映了革命人民的要求。反动派虽然撕毁了它，却遏制不了人民的革命斗争。毁法和护法曾经成为当时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作为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武器，《临时约法》曾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袁世凯(1859~1916)是河南项城人，号慰亭，别号容庵。他的伯祖父袁甲三是清朝的大官僚，在太平天国时期，以镇压捻军出名；他的父亲袁保中在老家仗势作恶，是当地地主武装的首领，农民群众的死对头。他从小就过继给他的叔父袁保庆做儿子，袁保庆长期跟随袁甲三镇压革命，也是一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袁世凯生长在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大官僚地主家庭，耳濡目染，自小就深受反革命的熏陶，长大后也继承了这份反革命的衣钵。
袁世凯年轻时候是—个花花公子，整天游手好闲，寻欢作乐，学会了一套流氓无籁的本领。他为人十分阴险、奸诈，无恶不作。在他父亲、叔父都死去以后，他参加科举屡试不中，这才跟随着他叔父的一个朋友到军队中当了一名很低的文职官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袁世凯原先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但因为他很会钻营拍马，又干了很多反革命勾当，很合卖国贼李鸿章的心意，就逐渐得到重用。中日战争后，他被派到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式陆军，从此他掌握了一支反革命军队，有了发家的本钱。以后，他就靠着这支反动武装，从事反革命活动，步步高升。
1898年，他向慈禧太后告密，使康有为等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遭到镇压，1900年，他又帮助帝国主义在山东血腥屠杀中国人民，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样，就更加得到了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赏识。1901年李鸿章临死时，特地向清朝皇帝推荐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他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很有权势的一个大官僚了。
为了报答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他一方面继续扩充军队，增强自己的实力，一方面更加紧了反革命活动。1905年，他镇压了反美爱国运动，此后又在轰轰烈烈的收回路权运动(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铁路的侵略特权)中，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英、德两国订立津浦铁路借款合同，和英国订立沪杭甬铁路合同。他就是这样无耻地以拍卖民族利益来讨好帝国主义和维护清朝统治。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统治迅速走向崩溃。帝国主义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另外找一条忠实走狗来代替清朝统治者。他们认为袁世觊是最合适的人物。但这时的袁世凯因为满洲贵族的排挤，已经被迫辞职，赋闲在家。于是帝国主义就极力制造言论，说收拾残局“非袁不可”。清朝统治者这时已经走投无路，见帝国主义如此推重袁世凯，权衡轻重，觉得除了起用袁世凯也别无他法。于是，袁世觊在1911年11月，被重新起用，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政大权。帝国主义看到他们中意的走狗上了台，非常满意，英国政府甚至在袁世凯就任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表示：“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援助。”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上台后，立即着手对付革命势力。他知道在当时那样高涨的革命形势之下，光用武力不可能把革命镇压下去。于是施展了阴险诡诈的反革命两手。一方面派他的北洋军向革命军猛攻，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虚伪地表示愿意和革命派谈判议和，放出“和平”的烟幕。
这种一打一拉，软硬兼施的两面派手法非常毒辣。革命派果然被袁世凯的“和平”伪装蒙蔽了。他们没有识破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反而以为袁世凯倾向革命，可以利用，因而接受了和平谈判，甚至推迟了临时大总统的选举，虚位以待袁世凯倒戈反正。
1911年12月18日，双方开始谈判。在谈判中，帝国主义一直给予袁世凯极大的支持。它们表面上伪装中立，实际上却张牙舞爪，对谈判横加干涉。谈判才一开始，英美等六国就联合发出照会，威胁革命派必须尽速和解，以后又动员帝国主义报纸，制造舆论压力，硬说谈判如果破裂，要由革命派负责，甚至表示如果谈判不成功，就要实行武装干涉。谈判期间，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帝国主义非常恐惧，于是更加恶毒地进行攻击，英国甚至阴谋支持袁世凯在北方另组临时政府来对抗。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派经不住帝国主义的威胁讹诈，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幻想，被迫节节退让，最后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选他作临时大总统为条件，达成了协议。
袁世凯的和平欺骗手法达到了目的，1912年2月，他就转过来逼迫清朝皇帝退了位，孙中山也就按照协议让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这样，原来是清朝忠实奴才的袁世凯，摇身一变，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了。无数革命英雄抛头颅、流鲜血，英勇奋斗夺得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袁世凯窃夺了。
“二次革命”的始末
“二次革命”发生在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以后，是孙中山企图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发动的一次革命斗争，目的是要推翻袁世凯，重新恢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权。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了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态，命令江苏地方当局，要“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意思是说要尽一切办法追究指使暗杀的人，弄清实情，按照法律严办)。但“穷究”结果，从捕获的凶手和搜到的密电、密信等一切罪证证实，谋杀的主使人就是大总统袁世凯自己。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本来，暗杀宋教仁只不过是袁世凯彻底镇压革命力量的信号。袁世凯左手拿着枪，右手也拿着枪，只有照他那样也拿起枪来反抗，才是办法。但是，在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孙中山的主张，除了担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和其他的一些人积极支持外，很多人都不同意。黄兴、陈其美等，认为武装反抗的条件还不成熟，主张等待法律解决；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唱“法律倒袁”的高调，仍旧在那里做着合法斗争的迷梦，国民党在南方握有一些实力的其他几个都督，各有打算，也不积极。这样，组织涣散，意见分歧，二次革命迟迟不能发动。
政权掌握在袁世凯手里，所谓“法律解决”自然只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当谋杀宋教仁的真相败露以后，袁世凯已经决心进一步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反抗。他一面向帝国主义借钱求援；一面秘密地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
帝国主义知道袁世凯要镇压革命，就积极出来支持。1913年4月，英、法、德、日、俄五国，联合借给了袁世凯二千五百万英镑(这就是所谓的“善后大借款”)，同时，各帝国主义都纷纷表示，将正式承认袁世凯反动政权，从政治上给袁世凯撑腰。他们说：承认袁世觊政权，“不仅意味着袁世凯权力实际增加，而且将相当加强其反对中国南部分裂运动的地位”。美帝国主义最积极了，它一马当先，于1913年5月2日，首先承认了袁世凯政权。
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觊胆子更大了。5月24日，他杀气腾腾地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讨伐之”。接着就在6月里先后撤销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都是国民党人)的都督职位，同时命令事先已经集结在九江、南京附近的军队发动进攻。于是，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发表讨袁通电，起兵讨袁。黄兴也在15日赶到南京响应。其余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及上海等地，也先后纷纷宣布独立。至此，讨袁战争爆发，孙中山号召的二次革命，在十分仓促的被动局面下开始了。
这时，帝国主义强盗又直接间接地在军事上给了袁世凯很多援助，德国还派了军官，出动了军舰，帮同袁世凯军队作战。1913年7月30丑，德国外交大臣曾说：“德国因为它的重大经济利益，不得不要求立即扑灭革命”。这句话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仇恨中国革命的反动本质，说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讨袁斗争，宣布独立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指挥，因此，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优势的武力，很快就把讨袁军打败。8月18日南昌落入敌手，9月1日，南京又被攻占，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就这样在不到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失败了。领导这次革命的孙中山，被迫又一次逃亡日本，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斗争。
袁世凯的皇帝梦的破灭
袁世凯盗窃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立即着手巩固和加强他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专政。他表面上口口声声民主共和，说得非常动听，实际上独裁专制，尽干坏事。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不容许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的。袁世凯不但是民主政治的死对头，而且是一个永不满足的野心家。当他暗杀了宋教仁、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又玩弄权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1月，他就下令解散了国会，5月，又宣布废除了《临时约法》，把辛亥革命奠立的最后一点民主原则全部破坏。这时，他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还不满足，决心要去掉“民国”这块空招牌，恢复封建帝制，来一个黄袍加身，由他来当袁氏朝廷的始皇帝。
他在废除了《临时约法》后所颁布的新《约法》中，把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规定的总统权力和世袭皇帝相差无几；把国务院改为政事堂；内阁总理改为职位和名义都与封建朝廷的宰相相仿的国务卿；各省都督也改称将军，民政长则改称为巡按使，官吏逐渐恢复封建时代的称号，恢复帝制的阴谋活动，在“民国总统”的外衣的掩盖之下，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了!
辛亥革命虽然把封建帝制摧毁了，但是对封建帝制的根子——封建土地制度，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在这个基础上照旧进行统治，袁世凯也在这个基础上大做皇帝梦。
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它在中国的侵略权利，积极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活动。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写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吹，文中胡说八道，诬蔑中国民智低下，不适于共和制度，只适于君主制度。甚至威胁中国人民说：如果不采君主制，将会引起外国的武装干涉。德皇威廉二世接见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时就露骨地表示。“……革命分子势力甚脆弱”，要袁世凯“挟大总统之威权，一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还说：“我德誓以全力赞助……”等等。英国也不落后，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就曾经向袁世凯多次表示极力赞成帝制。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袁世凯看到这些国家无力东顾，最有力量的还是日本，因此极力讨好日本，乞求支持。日本当时想乘机独霸中国，于是提出了极为苛刻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帝制的交换条件，表示只要袁世凯承认了，就可以请“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二十一条”的内容实际等于灭亡中国，但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丧心病狂地签字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