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为了取得政治地位，在1910年(宣统二年)2月到10月，由各省派代表到北京连续三次请求清政府开国会、组内阁。他们向封建朝廷叩头请愿，痛哭流涕，却得不到清政府的半点怜悯。只是在国内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压力下，清政府才在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成立了一个内阁，因为主要阁员都是皇族，人们管它叫“皇族内阁”。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场丑剧才没有继续演下去。
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的始末
同盟会成立之后，除了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之外，还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1906年萍浏醴之役、1907年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都是同盟会直接领导或影响下发动的武装起义。
萍浏醴之役，是同盟会联络会党发动的武装起义。1906年秋，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首领李经其、龚春台等，准备于1907年1月由江西萍乡、湖南的浏阳和醴陵三处同时起义，不料事机泄露，乃于12月4日仓促起事。龚春台在浏阳发布檄文，自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占领文家市、上粟市等重要市镇，清政府调集湖南、湖北、江西等数省军队进行镇压，刘道一等死难。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一万多人。
1907年初，孙中山从日本东京到达越南河内，派人到广东的潮州、惠州、钦州、廉州等处发动起义。潮州方面，原拟集合潮州所属几个县于4月13日同时并举，但因事机不密，风声外露，不得不变更计划。原定在5月25日于黄岗地方起义，但由于起义的计划被叛徒告密，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到5月22日当晚发动起义。革命军虽于当晚攻下黄岗，但因仓促起义，准备不周，力量单薄，26日即战败解散。为响应潮州黄岗起义而发动的惠州七女湖起义，经过十几天的艰苦战斗，也于6月12日失败了。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又派人到钦州发动起义，攻下防城。当时钦廉一带广大群众正展开规模浩大的抗捐斗争，革命形势很好。但革命党人并没有积极地去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反而对当时在钦廉一带镇压群众运动的清军将领抱有幻想。最后防城被攻陷，革命军退入十万大山，起义失败。
12月1日，孙中山派黄明堂等八十余人在广西镇南关举行起义，当天攻克山上炮台。第二天，孙中山和黄兴等曾亲至山上指挥。12月8日，清援军围攻镇南关，黄明堂等战败退入越南境内，这次起义又告失败。
1908年3月27日，黄兴率领由越南华侨为主组成的短枪队二百多人，从越南绕道攻入钦州上思一带，在几次小接触中击败清军。4月2日，黄兴率革命军在钦州马笃山再败清军，队伍发展到六百多人。但孤军作战，始终打不开局面，黄兴只好率队退出。
1908年4月29日，黄明堂等百余人在云南河口起义，部分清军投降，30日攻占河口炮台，杀清军防务督办王镇邦等，起义军发展到千人余。5月7日，孙中山任命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由越南到河口指挥军事。黄兴主张进攻昆明，部下不从，黄兴无奈返回越南。5月22日，清援军进攻河口，革命军又战败，黄明堂等率部下六百余人退入越南，被越南法国当局解除武装，解送新加坡遣散，这次起义又失败了。
1906年、1907年和1908年同盟会领导的七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也都失败了。同盟会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之所以失败，其重要的原因是历次起义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他们并不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即使在有群众条件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群众的支持，孤军作战，在弹援俱无的情况下，失败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历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革命胆略，许多革命党人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后人缅怀的。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更值得我们敬佩。毛主席指出：“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多次起义的失败也为当时的革命党人提供了教训，此后武汉的革命者在武昌起义以前，在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群众工作，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准备了主观条件。
女革命家秋瑾的英勇就义
秋瑾(1875~1907)是清末有名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字璇卿(璇×uán旋)，别字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她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二十二岁时，在家庭的包办下，与湖南湘潭的封建官僚子弟王廷钧结婚。
秋瑾受到封建家庭的束缚，时常感到愤愤不平。后来看到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便逐渐产生了为妇女谋求解放和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宏大志愿。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她住在北京，亲眼看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暴行，更加强了她从事革命的决心。她在《致某君书》里就坚决地说。“吾自庚子(指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事件)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可见这时她已下定了为革命情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在这种强烈的革命思想推动下，1904年(光绪三十年)，秋瑾毅然决然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离开了丈夫和子女，只身去日本留学，开始踏上了革命生活的道路。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与革命党人刘道一等组织了秘密团体“十人会”。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立即加入，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秋瑾还联络当时留日的女同志，组织“共爱会”，自己担任会长。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压迫留日学生，秋瑾愤然返归祖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由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设立革命机关，并主持《中国女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06年，同盟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汹涌澎湃。这时秋瑾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在大通学堂，秋瑾为了进一步训练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群众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操练，并积极联络浙江各地的会党，组成“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任协领，积极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907年5月(光绪三十三年四月)间，徐锡麟准备在安庆起义，约秋瑾同期于浙江的金华、处州等地响应。但徐锡麟起义计划先期泄露。7月6日(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仓猝地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发动起义。由于准备不够充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也被捕牺牲了。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有人劝秋瑾暂时走避，秋瑾毅然地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
1907年7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四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逮捕了秋瑾。在审讯时，敌人用尽酷刑逼供，但秋瑾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革命机密，只坚决回答清吏说：“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万恶的清朝官吏只好伪造供词，捏造罪证，草草结案。7月15日(六月六日)秋瑾于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1910年长沙群众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
阳群众的抗捐斗争始末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清政府已经彻底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它对外要赔款还债，对内要练兵筹饷，于是捐外加捐，税外加税，疯狂地进行搜刮。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十年间(1901~1910年)，全国各地曾经多次掀起了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据不完全的统计，1905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共计九十余次，1906年骤增到一百六十余次，1907年又增加到一百九十余次，到了1910年，达到了二百九十余次。风起云涌的“抗捐”“抗税”和“抢米”的风潮，就是各种形式反抗斗争的一部分。其中以1910年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的规模最大。
1909年(宣统元年)，湖南遭到水灾和旱灾，粮食歉收，灾民达十余万人。广大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下，丰年尚难一饱，遇到水旱灾荒，生活就完全陷入了绝境。许多人卖儿卖女，许多人因饥寒疾病而死，景象十分凄惨。反动统治者不但不加救济，反而趁火打劫，加紧剥削。如安乡县令赵延泰，竟以救灾为名，丧心病狂地把五千石平粜(ｔｉàｏ跳)粮全部按高利贷放出，每石收息二斗长沙有一个大地主，甚至把农民积蓄备荒的赈粜捐款十七万两全部私吞。一些官绅富商以及外国洋行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哄抬粮价。平时一二千文一石的大米，一下子涨到七千文一石，最高的时候达到了八九千文一石。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可是湖南巡抚岑春蓂还说：“一升米八九十钱，何足为奇?”大地主叶德辉，家里囤有积谷一万余石，每天请客欢宴，赋诗饮酒，照旧逍遥自在，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1910年4月12日(宣统二年三月初三)，长沙城外有一乡民，只有七十文钱，买不到一升米，忧愤交集，全家四口投河自杀。这件事立即激起了群众的悲愤，当时就有一、二百人聚集起来，涌向长沙城内，向官府要求开仓平粜。清朝官吏先是欺骗，后来就实行武装镇压，有几十人横遭惨杀，三十多人被捕。但是，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已经起来进行斗争的群众，恰恰相反，人们更被激怒了，参加斗争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就达到二万余人。他们怀着仇恨和反抗的心情，捣毁碓房、米店、钱庄、税卡，以至外国领事馆、洋行、教堂，并且放火烧巡抚衙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最后，清政府出动了水陆大军，英、美、法、日、德等帝国主义也纷纷从上海等地调来军舰，共同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开炮向这些赤手空拳的群众轰击，才把这次风潮镇压下去。长沙群众这一反抗斗争震动全国，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直隶、奉天等地也先后发生了饥民暴动和抢米风潮，给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伟大力量。
1910年莱阳群众的抗捐斗争，也是由于群众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引起的。
山东和全国各地一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贪官污吏层层加派，额外勒索，广大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非常痛苦。
1909年，臭名昭著的赃官朱槐之当上了莱阳县令，这个剥削鬼上任以后，就和当地的大地主勾结起来，借口兴办“新政”，加捐加税，敲骨吸髓地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但任意增加税额，而且在已经十分繁重的正税、杂税之外(当时的杂税已有地亩捐、契纸捐、户口捐、人口捐、学捐等等)，又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增加了许多捐税，如什么油房捐、戏捐、铺捐、草帽捐、骡马捐等等。在这样残暴的掠夺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恶霸土豪，莫不咬牙切齿，痛恨到了极点。
1910年春天，莱阳因霜成灾，而地主劣绅却乘机大量囤积粮食，官府照旧逼交各种捐税，农民为了应付捐税，准备动用备荒的积谷，但积谷已为以朱槐之为首的官僚豪绅把持侵吞。这样，本来已经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农民群众，怀着旧仇新恨，在联庄会首领曲诗文的领导下，以清算积谷，反对滥加捐税为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
这次斗争从5月开始，坚持了将近三个月之久。参加的群众由最初五六千人，发展到四五万人之多。朱槐之虽然用欺骗、拖延、武力镇压等各种手段，企图瓦解和消灭农民的反抗，但广大群众一直坚持斗争，没有动摇。他们拿起了镰刀锄头，梭镖土枪，组成了革命的武装，和反革命武装英勇搏斗。他们围县署、捣大户、提富豪，给封建势力很沉重的打击。后来清朝统治者从各地增调了大批军队，用巨炮猛烈轰击，滥肆屠杀，这一次气势磅礴的自发武装斗争才失败了。
从1905年以后，“抢米风潮”和农民抗捐抗粮的斗争波澜壮阔，波及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广西、广东、陕西、奉天、吉林、直隶、内蒙、新疆等省区。长沙的抢米风潮和莱阳的抗捐斗争，只是当时遍及全国的人民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一部分。群众革命斗争的广泛发生，说明黑暗腐朽的清朝反动统治，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前夕，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终于汇成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终于被推翻了。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
同盟会成立以后，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结果都失败了。到1910年春，部分革命领导者如黄兴等，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了鼓舞士气，准备再举，孙中山召集他们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开会。孙中山鼓励大家说：“今日革命风潮已盛，民心归向我们，只要我们意志不衰，困难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经过讨论，大家决定：1911年春在广州集合各省革命之精华，发动大规模起义，先占广州，再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湖北，由赵声带领一军出江西攻南京，两军会师长江，然后长驱北上直捣北京，倾覆清廷。
会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就到南洋和欧美各地，向华侨募集革命经费，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各地爱国侨胞，都积极捐款相助，有的人甚至变卖家产以相捐助。这次捐款共得十几万元，经费问题基本解决。1910年底，黄兴、赵声等返回香港，着手筹备起义，成立了领导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统一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接着，革命党人纷纷潜入广州，熟悉环境，刺探敌情，还设立了许多秘密机关。为了转运军火，他们常常将女同志打扮成新娘，利用花轿来抬运枪支、炸弹。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准备工作大体上就绪，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只等一声号令，就发动起义了。
起义的日期原订在1911年4月13日(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不料在4月8日发生了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他本来计划刺杀水师提督李准，结果刺中的是孚琦)，反革命立即加强了戒备，广州戒严，并且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这样，原订的起义计划不能不受到影响。
以后，形势日有变化，起义日期几次改变，最后确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