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修筑胶济铁路。(从胶州到济南，1899年开工，1904年通车。)
英国：用借款形式修筑京奉路。(从北京到沈阳，1898年动工，1912年通车。)沪宁路(从上海到南京，1904年开工，1908年通车。)道清路(从道口到清化，1902年开工，1907年通车)。
英国、德国：以借款形式修筑津浦路(从天津到浦口)。这条铁路要穿过山东，当时山东已是德国势力范围，英、德经过一番争夺之后达成协议，从天津至山东南境的峄县为北段，由德国修筑，峄县以南为南段归英国修筑，1908年开工，1911年通车。
比利时：以借款形式修筑京汉路。(从北京到汉口，1898年开工，1906年通车。)
美国、德国：以借款形式修筑粤汉路。(从广州到武昌，1901年开工，1918年通车。)
总之，从1895年起至1898年11月止，三年间列强在中国掠夺了长达六千四百二十英里的铁路投资权利。其中英国二千八百英里，沙俄一千五百三十英里，德国七百二十英里，比利时六百五十英里，法国四百二十英里，美国三百英里。
这些铁路就象插入中国肌体的一根根吸血管，帝国主义利用这些铁路把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康有为与其作品《大同书》
康有为，1858年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豪绅地主家庭，从小接受封建教育。由于他生长在资本主义较发展的南方，青年时代又大量阅读了改良主义先驱者翻译的各种书籍，受到影响。1879年康有为曾到香港游览，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使他觉得要使中国独立富强就应该向西方学习，把清朝的腐朽统治作些皮毛的改革，这样，在康有为的思想里就逐步萌生了变法自强的念头。
1882年和1888年，康有为先后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都没有考中。康有为这两次在北京应考，看到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失地赔款的种种情况，认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局势就不可收拾，所以在1888年他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极力主张维新变法，但这次上书被清廷大臣扣压，光绪皇帝没有看到，而康有为的名字却传遍北京城。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培植维新变法的力量，梁启超就是他当时最为得意的学生。在讲学期间，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人类公理》等著作，为维新运动进行了理论准备。
《人类公理》后来经过修改补充，以《大同书》的书名出版。在《大同书》这本书里，康有为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大同世界”。毛主席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同书》一共分十部(也就是十章)。在第一章里，康有为详细地描写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揭露了现实生活的种种黑暗和不合理。在这些描写和揭露中，一方面表现了康有为对于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譬如他说：“农民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但是全家人却饥寒交迫”。又说：“每逢荒年，农民们收成很少，地主还要追讨租米，交不上租就要被关进监牢”。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大肆宣传富人、“贵人”也有各种苦难，用这种宣传来抹煞阶级对立，掩盖造成劳动人民痛苦的社会根源。
康有为宣传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逃不脱各种各样的苦难，目的是要说明，只有实行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方案，才能使人人幸福。在其余的九章里，康有为向人们详细的展示了“大同世界”的美妙前景。根据他的描写，大同世界里，人人都只有欢乐，没有忧愁。农工商业都归公有，再也没有个人的私产。生产力高度发展，每个人一天只要劳动三四小时甚至一二小时就可以生产出充足的东西，其余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游乐读书”。一个人从生下地起，就由社会抚育，长到六岁就上学读书，二十岁以后就工作劳动，年老了进养老院享福。到那个时候，人人相亲相爱，再没有互相欺压互相仇恨……。
但是，到底怎样才能进入“大同世界”呢?“大同世界”何时才会到来呢？
康有为说，“大同世界”的到来，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经过革命。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和革命，要流血，要破坏，是很可怕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一些聪明的“仁人”广泛地宣传大同世界的好处，吸引人心，“大势既倡，人望之如流水之就下”，等到大家都赞成“大同”了，大同世界就自然会到来。因为要经过慢慢地宣传，要等所有的人都赞成，所以他说，大同世界的到来得等到千年之后。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放弃剥削，反动的统治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是不打就不倒的。因此，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尽管描绘得美丽动人，但按照他指出的道路，不要说一千年，就是一万年也实现不了。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欺骗说教。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真正幸福的美好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才能争取实现。
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对维新
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维新变法运动的著名宣传家。他所主编的《时务报》，是当时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张报纸。
维新派很注意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出版报纸的工作。上海强学分会被封闭后，由汪康年等提议，以强学分会的余款，筹办《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时务报》正式创刊，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每十日出版一册，每册约二十余页，内容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
《时务报》出版后，接连地刊载了许多批评封建政治、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特别是梁启超写的一些论著，如著名的《变法通议》等，见解新颖，文字生动，很受读者欢迎。几月之间，竟行销一万七千多份，开中国有报纸以来的最高纪录。一个反对维新运动的封建文人记载说：《时务报》上的文字，痛快淋漓，说出了好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江淮河汉之间，很多人都喜欢它文字新奇，争着传诵。从这里也可以见到《时务报》影响之大了。难怪有人说，维新派的议论得以盛行，是“始于《时务报》”哩!
《时务报》既风行海内，主笔梁启超也因之“名重一时”，人们谈起变法维新，常常把康有为和梁启超合称“康、梁”，梁启超在宣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中，的确有很大的功劳。
但《时务报》在经济上主要是靠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捐助，张之洞对于《时务报》上的激烈言论，很不满意，常常干涉《时务报》，甚至不准有些文章在《时务报》上发表。经理汪康年本来曾是张之洞的幕僚，他经常秉承张之洞的意志，因此和梁启超发生意见分歧。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冬，梁启超辞去《时务报》主笔职务，到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便由汪康年一人主持。不久，戊戌变法发生，《时务报》改为官报，官报还没有办起来，戊戌维新运动就失败了。
“强学会”和“保国会”
“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等觉得要继续宣传变法维新。开通风气，推动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必须把志同道合的人联络起来，并且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组织。因此，1895年8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由康有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参加强学会的有一千多人，声势很盛。
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在康有为起草的强学会序文中，叙述了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想瓜分中国的危急情状，要求培养人才，讲求学业，以便御侮图强。强学会成立后，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说。演说的内容也主要是叙说国家民族的危机，宣传变法图强的办法。
为了“推广京师之会”，康有为等又到上海组织“强学分会”。上海强学分会在章程中规定主要办四件事。(一)译印图书；(二)发行报纸；(三)开图书馆；(四)设博物院。分会成立后，出版了《强学报》，每日印一小册，免费分发读者，宣传变法维新。
封建统治者一直是严格禁止人民集会结社的，他们当然不准许强学会的合法存在。这年冬天，李鸿章指使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参劾强学会(劾ｈé合。参劾，检举告发的意思)，说是私立会党，议论朝政，应该禁止。慈禧太后立即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分会。
强学会虽被封禁，但它的影响却很大。维新思想在很多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官僚中很快传播开来。在北京还有一些人暗暗地组织小的学会，几天集会一次，进行活动。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维新活动也纷纷开展起来。全国各地弥漫了变法维新空气。
康有为在强学会被禁后，就离开北京，回到广东老家讲学，团聚维新人才。到了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了胶州湾，接着其它各帝国主义也纷纷强占中国土地，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康有为见此情形，立刻从广东赶到北京，一方面继续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一方面又在京城士大夫中间积极活动，准备重新组织学会。他先劝说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地方性的学会，如由他自己发起组织了“粤学会”，由杨锐等发起组织了“蜀学会”，由杨深秀等发起组织了“陕学会”，由林旭等发起组织了“闽学会”等。
在这些地方性学会的基础上，康有为又筹组一个全国性的大会。这时刚好各省举人又来到北京应试，康有为等便邀集各省举人和北京的一些士大夫组织了“保国会”。
1898年4月(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保国会正式成立。开成立大会时，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人，康有为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听的人很多都流下了眼泪。
保国会先后开了三次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嫉恨。有些人特地印了“驳保国会”的小册子；有些人故意制造谣言，攻击保国会；有些守旧官僚就上奏章弹劾；甚至有些顽固派专门组织了“非保国会”，和保国会对抗。
在这种情形下，保国会的发起人之一、投机官僚李盛铎见势不妙。竟然自己上疏弹劾保国会。同时，守旧大臣刚毅等也极力主张查禁。但这时，封建统治集团中以不当权的光绪皇帝为首的一派，表示支持维新运动，并且不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下令实行变法，施行新政，这就是“戊戌变法”。由于变法，查禁保国会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不过，保国会虽然没有被正式查禁，但是，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竭力破坏下，也就从此停止了活动。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是1898年(旧历戊戌年)发生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全国有学会、学堂、报馆三百多所。这时候，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这年二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恳切地说，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这时清政府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党”，就是以慈禧太后(西太后)为首，掌握着实权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大官僚集团。他们在勾结外国侵略强盗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得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就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一心一意投靠帝国主义以维持封建统治。只要保住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地位，哪管国家的存亡、人民的死活!所以这些人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另一派是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为首的少数官僚集团，称为“帝党”。原来同治皇帝在1874年死去之后，慈禧太后选中同治的一个年仅四岁的堂弟载湉(是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的儿子)继皇帝位，改年号叫光绪，自己再一次“垂帘听政”，独揽大权。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已经十九岁，慈禧在表面上宣布由光绪“亲政”(亲自管理国家大事)，但实际上她仍旧牢牢地控制着朝廷的一切权力，光绪依旧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光绪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十分不满，对于清朝帝国的日趋没落，感到忧虑，所以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夺取实权，改善处境。因此，康有为的话深深打动了光绪，他决心支持维新派的变法活动。
接着，康有为又上了一个全面筹划变法步骤的奏折，进一步要求光绪立即向群臣表示变法决心，吸收维新派人士参加政权，大力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君主立宪。光绪也亲自召见了康有为，详细倾听了他的变法意见。到了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正式下令宣布变法。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加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八月初六)，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于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提倡设农会、商会等民间团体，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等。政治方面，鼓励人民创办报纸，给予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裁撤一部分无用的衙门和官员，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改革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新式的陆海军，加强国防，等等。
这些命令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集团之外，在各省的地方大吏绝大部分也都是守旧官僚，他们仗着慈禧太后为靠山，根本就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加上那些成千上万的盼着“金榜题名”升官发财的秀才、举人，那遍布全国反对一切新事物的地主士绅，那被裁撤的衙门的大小官吏等等一切旧势力也极力反对。各色各样的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但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名义上的皇帝之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里又不掌握着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表面上虽然轰轰烈烈，其实却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果然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囚在中南海四面环水的瀛台，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杀害了一些维新人士。维新派最重要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戊戌维新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运动完全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人物不但不敢于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幻想得到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他们害怕人民，企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并且想通过这种改良主义的运动来抵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这样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是要失败的。维新运动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