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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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专制集权的强化与腐朽(10)

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调整并加强了政权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添设了六政府尚书,建立了军功爵位,铸大顺钱币,造甲申历,废除八股文取士,采用散文体的策论考选天下官吏等,并进一步贯彻打击官僚豪绅的政策。一面免除劳动人民的赋税,发放银钱粮米赈济,招抚安置流大顺永昌通宝民,一面勒令官僚富户交出钱财粮米,充作军需,并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地主南企仲、南居益等人。

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东渡黄河,占领太原,然后分兵两路,直捣北京。—路由刘宗敏率领,经固关、真定、保定北上,一路由李自成统率,经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大军在北京城下会师,包围了北京。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破内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景山)。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大顺军进京以后,采取措施,释放明朝政府关押的犯人,将勋戚贵族和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关押追赃。同时,李自成还派遣农民军去镇守各要镇重地,扫荡明朝残余势力,并在一些地方建立政权机构。

这时,长江以南还有五十万明朝军队图谋报“君父之仇”,山海关还在拥有重兵的吴三挂手中,关外的满族贵族正在虎视眈耽她想入侵中原。农民军占领区的地主阶级,有的公开组织地主武装,有的暗中捣乱破坏。在新的考验面前,农民军的一部分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大,和平麻痹思想。有的人甚至追求生活安逸,丧失了农民军的本色。李自成又在战略和策略上犯了错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向山海关进军。这时驻守山海关的明军将领吴三桂已投降清朝,与满族贵族勾结,联合向农民军进攻。李自成军遭到阿济格、多铎率领的清军的突然袭击,作战失利。四月二十六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即皇帝位,三十日,撤离北京,向陕西方面败退。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立脚安身,常常是仓促应战,战败即退,军事上极其被动。这时清军分两路追击,李自成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从陕西退到湖北。在农民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牛金星等人无耻降清,各地地主武装也纷纷蠢动,大顺军处境极其困难。1645年(顺治二年)闰六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九岁。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余部在李自成妻子高氏和李过、高一功等人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直到1664年(康熙三年)才告失败。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它的规模、作用和影响来说,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李自成本人也是我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有些史学家,却过于从他的个人品质上,去探索其成败得失的奥秘。我们承认李自成有很好的农民革命品质,这对明末农民起义的事业,是起了良好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并未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提出过超出小农平均主义以外的斗争目标。因此,他所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也只能是我国古代旧式农民起义的一次再版。不论是以李自成襄阳建都、西安称王或者北京称帝,来作为李自成起义军向封建转化的分界线,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随着这支起义军的胜利发展,以李自成为首的上层领导集团,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则是客观事实。他们进入北京以后的迅速溃败,有着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历史原因,但有一点也是明白的,就是这支起义军已逐渐失去农民起义军的本色,和农民的热情支持,这同样是历史事实。事件的发展进程说明,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大顺封建王朝,或者被镇压而失败,除此,对李自成起义军来说,不可能有任何其它出路。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这次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而只是应当依据客观的历史条件去理解它。

李贽的进步思想对

当时社会的影响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他的祖先曾作航海生意,通晓外国语,信奉伊斯兰教,到他父亲时,家境已经破落。李贽二十六岁时中举人,二十九岁选任河南辉县教官。以后,又作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和刑部的小官,最后在荒僻的云南姚安作了三年知府就辞了官,住在湖北黄安耿家,与大官僚耿定向和耿定理兄弟讨论学问。李贽与耿氏兄弟虽然都信奉王守仁的心学,但在如何对待封建礼教的问题上,李贽与耿定向发生了激烈争论。1584年(万历十二年),耿定理病死,李贽被迫离开黄安,移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他送走了妻女,落了发,同几个和尚朋友在青灯古佛之下,研读佛经,这对他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李贽在龙潭湖住了八年,又被迫离开麻城,在各处避难。1602年(万历三十年),他七十六岁,被朝廷诬以“纵淫勾引”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被迫自杀。

李贽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的著作流行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不少读书人,“全不读四书五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明廷曾两次禁毁李贽著作。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些作品的流传,反而更加提高了李贽和他的著作的声誉。

李贽的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受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很深。他继承了王守仁的积极思想因素,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程朱理学的虚伪腐朽,并把矛头指向了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他的进步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揭露道学家。明代的官僚士人,盛行讲程朱理学或王守仁的“良知”学(总称道学)。李贽指出,这些人都是假道学,伪君子,两面派。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若猪狗”,表面上不说“利”和“欲”,骨子里恨不能扒开人家的墙角去偷东西。满嘴仁义道德的言词,一肚子荣华富贵的欲火。这些人还到处去讲学,骗人、骗钱、骗官做,其实远不如身做什么事,口说什么话,言行一致的市井民夫,他们做生意就说做生意,种田就讲种田,倒是津津有味的有德之言。

李贽又说,凡是讲道学的,都是一些无才无学无识的人,他们想升官发财,又没有什么真本事,就只好靠讲道学。这些人,平日只会打恭作揖,正襟危坐,活像个泥胎。一旦有紧急的事情,就吓得面面相觑,绝无人色。正因为朝廷专用这等人,所以弄的政局不堪收拾。在李贽的笔下,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不过是一群泼皮无赖,呆瓜蠢猪。

2、批判孔圣人。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作为神圣的偶像被顶礼膜拜,人们不敢反对他,甚至没有想到怀疑他。李贽是封建地主知识分子中破除对孔子偶像崇拜的第一人。

李贽反对盲从孔子。他认为,孔子是人,而不是神。他也需要穿衣吃饭,也要高官厚禄,如果不让他做鲁国的司寇、摄相,恐怕他一天也不能在鲁国安身,这和普通人的私心并没有什么两样。天生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用处,所以不必事事都去学孔子。

李贽写了一篇《赞刘谐》的妙文,对孔老夫子进行嘲讽。他写道,有一位道学先生,头戴“纲常”之冠,身穿“人伦”之衣,高底大靴,长袖阔带,写得一两句仁义,说得三四句道德,自称货真价实的仲尼(孔子字仲尼)之徒。有一天,碰见刘谐,刘谐对他说:“你并不了解我仲尼兄呵!”道学先生勃然大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是什么人?敢同仲尼称兄道弟。”刘谐笑道:“怪不得伏羲氏以前,白天要打着灯笼走路呢!”

李贽还提出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大胆命题。他认为,是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就像四季的变化、昼夜的更替一样。昨天认为是,今天认为非,今天认为非,明天又认为是。就是孔子今天重生,他的是非观念也会改变。正因为大家没有独立的是非观,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以也就没有是非了。李贽所提出的是非标准的相对性,是对永世不变的封建教条的挑战。

3、贬抑《六经》。《六经》是传统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是孔孟的言论汇集。自朱熹作《四书集注》以来,也取得了与《六经》同等的地位。它们是人们言论行动的准绳和指南。李贽剥去了这些经典的神圣的外衣,指出《六经》、《论语》、《孟子》不过是史官臣子对当时政事夸张美化的一些话,或者是那些迂阔门徒、懵懂弟子的随手笔记,有头无尾,得前拉后,大半不是什么圣人之言,就算是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怎么能说是万世至论呢?他甚至说,这些经典是造成假道学伪君子的祸根,因为道学先生就是靠《六经》、《论语》、《孟子》吃饭的。

李贽生活在明中叶以后,这时,政治黑暗腐败,官吏昏庸淫逸,社会风气十分败坏,李贽,作为一个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他在当时思想统治十分严酷的情况下,敢于在封建统治的黑幕上,捅出几个窟窿,戳破一些脓疮,对于正统的腐朽思想加以揭露和否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改良和挽救这个垂危的封建政权,而不是去摧毁它,使它崩溃。正因为这样,李贽虽然被正统思想家骂作“狂士”、“妖人”,而他自己却以“真儒”、“真道学”自居。他的进步思想,也仍然没有冲破和逃脱封建思想的樊笼。但是,李贽一生敢于反对偶像崇拜,反对教条迷信,敢于抨击社会的黑暗腐朽,向当权者挑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在我国思想史上是十分杰出的。他的反抗精神,在明末激励了不少进步的人们。直到“五四”时期,李贽的思想,在反封建文化的革命浪潮中,也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

潘季驯治理黄河有功

潘季驯(1521~1595年)字时良,浙江乌程(浙江吴兴)人,是明代杰出的治黄专家。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任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开始治黄生涯。以后,在1570年(隆庆四年),1578年(万历六年),1588年(万历十六年),又三次担任河官,在治黄工程上花了二十七年的心血,直到1592年(万历二十年)告老退休的时候,这个七十二岁的老翁还对神宗朱翊钧说,“去国之臣,心犹在河”。他所写的《河防一览》一书,总结了他的治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一部伟大的水利专著。

明朝治理黄河着眼在保运河。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江浙一带每年要有四百多万石漕粮经由运河北运,供军国之需。漕粮和运河是关系到明朝安危的大问题。这条运河的命运又恰恰与黄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当时的黄河主道是从兰考夺汴河水道东流,经沛县、徐州、邳县、宿迁,在淮阴与淮河汇流,出云梯关入海。大体与今天地图上的淤黄河相当。这样,黄河不仅逼近运河,而且从淮阴到徐州一段黄河水道也就是运河水道。黄河不断地决口泛滥,直接威胁着运河的安全。

面对着难以驯服的黄河,很多治河的人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消极地保运河。他们在黄河北岸修筑长堤,有意拦河南行,任凭它泛滥漫流,以保护东部的运道。对淮阴以下的淮河决口也不主张堵塞,只当它是入海通道。再不然,就是躲开黄河,另开新运河。潘季驯坚决反对这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作法。他在奏疏中屡次说到,既要免除运道的梗阻,又要解除受害百姓的痛苦,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他提出了“民生运道两便”的积极治河方针。他认为,黄河运河相通,治理了黄河也就保护了运河,黄河淮河相汇,治淮也就是治黄,既不能离开治黄谈保运,也不能抛开淮河谈治黄。在这里,治黄是中心,黄河“顺轨”是关键。

怎样治黄呢?按照传统主张,是分疏,就是在下游多开支河,将大水化小,急流化弱,同时开宽入海口,以便河水宣泄。但是经验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是越分疏,水越缓,沙越沉,淤塞越快,河越容易泛滥。潘季驯力排众议,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全新治河原则。他认为,黄河挟带了大量的泥沙流入平衍的阔野,“急则沙随水流,缓则水漫沙停”,治河的妙诀不在使水势变缓,而应该使它变急。要使水流湍急,就不能分疏放任,而只能束水归漕。这就需要塞决口,固堤防。

潘季驯提出和实施了一个完整的束水防患的堤防系统。他所筑的堤包括“束水归漕”的缕堤,离它二三里之外的遥堤,二堤之间的格堤(横堤),缕堤之内增加它的坚固性的月堤(半月形,两端接缕堤)。缕堤是关键,遥堤是屏障,格堤是缓冲,构成洪水的三道防线。同时,堤上栽柳,植芦苇,种茭竹,用来固土固堤。

潘季驯与那些昏愦颟顸的河官不同,为了真正能防止河患,他亲自到海口踏勘,沿黄河淮河运河岸边调查,虚心向官吏、居民、船工、篙师请教。有一次,他乘坐小船到河中勘测,遇上了大风,小船颠簸在涡底浪尖,处境十分危急。幸亏小船挂在树上,才得脱险。潘季驯所以能对那些错误的治水方法据理驳斥,并制定出正确的治水方案,是与他辛勤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潘季驯是河道总理或总督,官阶很高,但每次奉命治河,他总是亲自参加工地劳作,以鼓舞士气。1570年(隆庆四年),当河防工程结束,数万搁浅的官民船只启碇北上的时候,突然连日大风暴雨,紧接着山洪又滚滚而来,河水漫过了堤顶,新修的堤防多处决口,官吏民夫十分惊慌,纷纷准备逃散。这时,潘季驯正患背疽,他忍着疼痛,包裹一下疮口,就赶到了工地,亲自督率民工,抢堵决口。官民们很受感动,群情振奋,终于化险为夷。1590年(万历十八年),他已经是七十岁的高龄了,而且骨瘦如柴,身体很坏。但是,为了尽快消除徐州一带的水患,他照样拿着畚锸,与民工们一起,在泥泞的萧苇中劳动。霜雪侵染着他稀疏的白发,风雨扑打着他黧黑的面孔,他劳累咯血,还依然坚持着。在封建时代,这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河道总督。

潘季驯的治河成绩是很显著的。万历初年,黄淮“横流四溢,经年不治”,经他治理以后,“一岁之间,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使黄、淮、运河保持了五六年的安定。1583年(万历十一年),他被指责党庇张居正,削职为民,黄河的事情便不再有人认真过问,河患又渐渐严重起来。当权者不得不再次起用潘季驯治河,黄淮沿岸才又见到“室庐丘垅,烟火弥望”,老百姓得以安居,数万艘运粮船又扬帆北上了。在腐败的晚明时期,潘季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取得这样的治河成绩,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我国古代卓越的药物学家李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