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冤死，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他遇害时，京郊妇孺无不涕泣。英勇善战在北京保卫战中屡立奇功的副总兵范广，也被石亨等说成是于谦的一党而被杀害。后来，京师一带广泛流传着关于于谦、范广的民谣：“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范)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坚持抗战的爱国英雄的深切怀念。
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
起义的原因、特点和意义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明英宗正统末年东南地区爆发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革命战争。
叶宗留起义是以矿工为主体的反抗斗争。明初朝廷对矿业实行自由开采政策。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和贪婪，加强了对白银的追求。政府又放松银禁，使白银的流通量大为增加，在全国出现了开采银矿的高潮。这时，朝廷开始对矿业实行统制政策。在全国划定了许多禁山，禁止人民开矿，由朝廷设置专门的“矿场局”，派专官管理，召集民夫开采冶炼。政府不问实际产量多少，硬行指派矿课定额，使矿课急剧增加。如福建银课，明太祖洪武时每年2，670两，到宣宗宣德时增至40，270两。浙江银课，洪武时每年2，890两，宣德时增至94，090两。英宗正统时更有增无减。矿工们劳累一年，不仅难以维生，反而倒赔矿课。再加封建官僚的额外勒索，矿工们被迫逃亡。有些矿工则铤而走险，私自结伙开矿。当他们的生路断绝后，便被迫起来进行斗争。
叶宗留是浙江庆元人。他领导的以矿工为主体的反抗斗争，经历了武装夺矿和公开起义两个阶段。1444年(正统九年)六月，朝廷下令严禁“私开矿穴”，违者处死，激起了矿工们的愤怒。这年七月，叶宗留率领数百名矿工，不顾朝廷禁令，冲入福安县刘洋坑采掘银矿。官府派兵追捕，被矿工们杀得大败。叶宗留率领矿工们走上了武装夺矿的反抗道路。1447年(正统十二年)九月，宗留号召矿工们举行武装起义说，“与其取于山，劳而无获。孰若取于人，一举而有余也!”得到矿工们的拥护。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在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广泛进行活动，势力不断壮大。
江南是朝廷租税收入的主要地区。叶宗留义军的发展震动了明朝中央政府。明廷派御史柳华督理闽、浙、赣三省兵力镇压义军。柳华到福建后，下令在各郡县村落，设置总甲、小甲，发给武器，企图利用地主武装镇压农民军，但是这样作的结果，却为邓茂七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准备了条件。
当时，福建田地十分之七八掌握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农民大多靠“佃耕”为生。每亩地正租就达一石，通常占收成的一半以至六成、七成。此外还要受种种额外盘剥。如佃户承租时，先要向地主交“粪土银”若干。庄稼收获完毕，佃户要把田租送到地主门上，叫“送租”。正租外，每年还要给地主送一些鸡、鸭之类，叫做“冬牲”。地主剥削之外，农民还要受贪官污吏的压榨。1448年(正统十三年)新任福建左布政使宋彰，是用一万两银子行贿王振得官的。他一上任，立即将贿赂所费银两，按户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这就使本来已经穷困不堪的贫苦农民更加难以活命。于是，邓茂七振臂一呼，立即得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的响应。
邓茂七本是江西建昌人，出身佃农。因为杀死一个地主，逃到福建，住在沙县。他骁勇多智，被任命为都总甲。他便利用各种机会，广泛联络和组织群众。1448年二月，邓茂七号召佃农拒送“冬牲”和拒绝“送租”。官府派兵三百名前往镇压。茂七率众将官军几乎全歼，公开举起反抗旗帜。十来天时间，义军便发展到数万人。他们沿闽江大举东下，连破邵武、顺昌诸城。地主豪绅和官吏们吓得狂奔逃命。当时人形容义军像狂风猛吹燃烧着枯草的大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义军进一步发展到十多万人。茂七设置官职，自称“铲平王”。义军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乘胜包围了延平府城，在城外将官军杀得大败。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最大的特点是农民和矿工这两支义军开始彼此配合作战。邓茂七起义后，听说叶宗留义军在赣、闽、浙三省交界处活动，便多次派人自小路秘密联系，相互配合作战，“此入彼出，官兵首尾不能相应”。联合作战促进了两支义军力量的迅速发展。
明政府对邓茂七义军采取两手政策。一面派御史丁宣招抚，遭茂七严辞拒绝；一面以都督刘聚和佥都御史张楷往福建进军。官军行至江西广信，遭到叶宗留义军的阻击和牵制，无法前进。邓茂七义军乘机攻打延平，同时准备攻打建宁和福州，起义队伍得到迅猛发展。福建八府二十县，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
义军的声势震惊了明朝中央政府，1448年十一月，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总兵官，率京营及地方官军五万多人，携带神机铳炮前往福建镇压。陈懋部官军在浙江被叶宗留义军的伏兵杀得大败，连征南将军印也被义军缴获了。
刘聚、张楷部官军在江西被阻，久不得前。都督陈荣，指挥戴礼请率先锋部队打开通路。这支官军在黄柏铺同义军仓促相遇，双方激战。义军领袖叶宗留冲锋在前，不幸中流矢牺牲，义军受到重大损失。义军退入山中埋伏，大败官军，杀死陈荣、戴礼，替自己的领袖报了仇。刘聚、张楷率官军进入福建，采用招抚手段，收买了邓茂七义军中的叛徒。1449年(正统十四年)二月，邓茂七被叛徒出卖，进入敌人埋伏圈内，激战以后，壮烈牺牲。叶宗留、邓茂七牺牲以后，起义军分别在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和叶希八、陶得二等率领下，继续进行斗争，直到第二年的冬天，起义军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先后历时六年，最后虽因两支义军没能进一步联合，力量分散，加上敌我力量悬殊和叛徒的出卖而失败了，但它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和革命意义是不可磨灭的。第一，起义军“攻克县城，焚烧官府，释放狱囚”，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起义失败后，封建统治者一面对起义农民进行血腥屠杀，一面又在局部范围和一定限度内，调整了那些过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惩办贪官污吏，抑制地方豪强，下令要浙江处州等处富豪退回霸占贫苦百姓的土地，不准富家大户转嫁赋税于贫苦百姓，减免矿课田赋，政府对矿业统制策略有放松，“盗矿”的死刑处分撤销了等，以平息人民的反抗情绪。这些都为农业与矿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二，它是我国历史上矿工和佃农相互配合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尽管这种配合还是很不够的，但它为后来的农民战争，提供了经验。
刘六、刘七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爆发的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明朝建国后一百五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这次起义爆发在北京附近的顺天府霸州。京畿地区一向驻有重兵，是明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竟会发生规模如此巨大的农民战争，这是明王朝急剧走向腐败，加紧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必然结果，也是明武宗的荒淫统治和宦官刘瑾专权导致的直接结果。
第一，京畿地区土地兼并一向十分严重。皇帝带头抢占土地，皇庄集中在京畿地区，其中多数在顺天府。1510年(正德五年)，刘六、刘七起义前，顺天一府皇庄就有二十处，皇庄的土地大都是霸占民田而来。贵族、勋戚、宦官也紧接皇帝之后，大建庄园。1489年(弘治二年)，京畿以内这类庄田三百三十二处，占地三万三千多顷。到正德末年，京畿以内这类庄田占地达二十万零九百顷，勋贵们兼并之风猛烈的程度，于此可见。军队也在京郊占有大量屯田地，如三千营等军卫在霸州的放牧草场就达七百多顷。再加上一般文武官员和豪强地主的兼并，使得京畿一带，土地问题变得十分尖锐。
第二，京畿地区农民的赋税负担急剧增加。明武宗是历史上出名的昏君。他生活极端奢靡，又大兴土木，滥耗民财。加以刘瑾专权，特务横行，吏治败坏，贪风极盛。当权宦官集团“八虎”中的谷大用、马永成，以及得宠太监张忠等，都是霸州文安县人。当地官员为巴结宦官，竭力搜刮人民。这些赃官，只知搜刮，不问民事，造成水利失修，更加剧了连年灾荒造成的恶果，使顺天府等处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科差徭役繁重。京畿和山东、河南一带，因为离京城近，各种徭役十分苛重，军旅供应繁杂。比如仅运河所用曳挽人夫，动辄万人，昼夜劳作不息，“民困已极，庐舍几空”。代官养马更是一大苛政。从景泰年间(1450~1456年)开始，官府规定顺天等府农民，每户代官养马一匹，并规定孳生数额。马病了要罚银，种马死或繁殖不及定额，都要赔偿。农民常常被迫变卖田地来赔偿损失。到正德时(1506~1521年)，许多农民把地卖光了，还要为官养马，甚至弄到“人户死绝，册未除名”。这样的马户在顺天等府共有四、五万户，成为后来刘六、刘七起义军的骨干力量之一。
京畿一带农民有着反封建压迫的革命传统，早在刘六、刘七起义前，霸州等处失去土地的农民，便经常聚集在一起，劫富济贫，被官府称为“响马盗”。由于民间许多人代官养马，习于骑马驰骤，为人民的反抗斗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此外，从英宗正统以后，卫所士兵开始大批逃亡。到武宗正德时，士兵大量逃亡的结果，卫所空虚，对京畿及各地的控制放松，这也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提供了客观条件。
1510年(正德五年)，京畿一带连年灾荒，农民生活，已经极端贫困。刘瑾不仅不减免租赋，反而不断派遣使者，催交历年欠赋，“敲朴惨酷，百姓无不嗟怨思乱”。这年十月，刘六、刘七弟兄，忍无可忍，在顺天府霸州文安县率领农民起义。旬日之间，聚众至数千。这次起义到最高潮时，义军曾发展至十几万人。在广阔的地面上，给予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起义军曾三次打到北京附近，最近时到达固安，离京城只有一百二十里路。从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明王朝，严重威胁着明武宗的黑暗统治。朝廷一片惊慌，京师宣布戒严。一向荒淫不问政事的明武宗朱厚照，也急急忙忙找大臣商量应付。最后置边防不顾，将边兵调来，才算解了北京之危。
农民军还从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1511年(正德六年)十月上旬，义军乘胜进攻运河沿线的重镇济宁，烧毁明朝官军运粮船一千一百十八艘，相当于本年下半年应该起运到京师的全部漕粮的三分之一；还俘获了明朝的大批官员，使明朝政府极为震惊。明朝廷为此将副总兵张俊、漕运总兵顾仕隆等大批官员撤职查办。农民军夺取漕粮后，充实自己的给养，乘势向明王朝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在杨虎、赵燧等领导下，活跃在河北和河南东部地区；一路在刘六、刘七等领导下，转战在河北、山东一带。
刘六、刘七领导的义军，从政治、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因而受到了农民的热忱拥护。义军所过之地，农民杀牛送粮，犒劳勇士们。他们争相为义军抬门板遮挡敌人的弓箭，作向导帮助攻克州县。贫苦百姓“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相反，官军所过之地，人们却“闭门逃遁”。官军“悬赏招募”，没人理睬。拿着鞭子驱逼老百姓为他们做事，人们也不肯向前。
刘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纪律严明，“栖野不占城郭，蹈虚不立方所”。(打下了城市，不去占领，自己却住到野外去。官军那里虚弱就打到那里，不先确定地点。)这样做，固然减少对城乡百姓的骚扰，因而获得人民的爱戴。但也反映了他们始终陷于盲目的流动作战，没有能建立一定的根据地，缺少巩固的后方。同时，这支义军也没能提出比较明确的反封建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发动群众。这是这支起义军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最后明王朝几乎动用全国的武装力量，从京营禁军到地方卫所兵，并特别征调边兵，才把起义军镇压下去。
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历时两年，从北京附近打到南京城下，横扫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南直隶等省，在明朝统治的心脏地区，给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以极为沉重的打击。
海瑞的作为和历史作用
你看过历史剧《海瑞罢官》吗?剧本里的海瑞平反冤狱，打击豪强，是个难得的清官。那么，历史上的海瑞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县人。他四岁丧父，独依寡母，在封建思想教育下长大成人。三十七岁中举，连续两次会试不第，被任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后来，他先后任淳安、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南京吏部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1587年(万历十五年)死在南京任上。
海瑞所处的时代，明王朝已经是腐朽溃烂，百孔千疮，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海瑞从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长远利益出发，企图用他刚毅廉正的行动，力矫时弊，挽救明王朝的社会政治危机。
海瑞主要的活动和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刚正不阿，不畏强权。海瑞在南平教谕任上，恰遇郡守来视察学校，在明伦堂召见教官，其他教官见到郡守，立即跪拜在地，而海瑞“独长揖”，挺立其中。郡守看到海瑞这种不恭顺的样子，非常生气，就冷嘲热讽地说：“哪里来了个山字笔架?”海瑞据理回答说：“若至台院，当以属官礼见。此堂乃老师教士之地，不当屈。”说得郡守瞠目结舌，无可奈何。海瑞由此博得了“笔架博士”的雅号。后来，海瑞任淳安知县，有一次总理八省盐政的巡盐都御史鄢懋卿经过淳安。鄢懋卿口头上说“素性简朴，不喜奉迎”。实际上，所到之处，营私纳贿，骄奢淫佚，被人视为灾星降临。海瑞听说他要经过淳安，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揭露了鄢懋卿的虚伪和贪赃枉法的劣迹，并且提出，淳安邑小，不足奉迎，请另取他道。鄢懋卿在海瑞不畏强权的严正态度面前，只好怀恨绕道而去。后来鄢懋卿唆使爪牙袁淳，罗织罪名，弹劾海瑞，降调江西兴国。
第二，直言敢谏，义无反顾。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十月，海瑞调任户部主事。这时明世宗深居西苑，求长生不死，不见大臣，不理朝政，国事日益衰败。海瑞见此极为忧虑。因此，他“市一棺，诀妻子”，冒着“触忤当死”的危险，上书皇帝，这就是震动朝野的《治安疏》。疏中指斥皇帝听信小人谗言，酷信道教，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又“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致使“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疏中还引用民谣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这封奏疏内容尖锐，措词激烈，但海瑞的目的无非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他忠于皇帝，忠于封建制度。然而这片赤诚之心，却触犯了皇帝，世宗下令逮捕。海瑞早有准备，从容入狱。世宗死后，海瑞被释放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