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移民屯田，奖励开垦：1370年，因为中原田地多数荒芜，朱元璋设置司农司于河南，专管垦田之事。在这之前，朱元璋还曾下令，凡州、县人民开垦荒田，不论有无原主，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为了奖励垦殖，还责成地方官，散发耕牛、种籽，使流民能够定居附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朝廷还规定按垦田的多少来判定地方官吏的赏罚。1372年(洪武五年)，诏令陕西、河南、山东等州县田地，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超过定额的，官府不得征税；缺少耕牛，派官到广东购买，然后分给农户。总之，尽量使抛荒的土地都得到垦殖。据《明实录》的记载，到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为止，当时全国已有交纳税粮的官民田地387万多顷，每年可征收米麦豆粟等共3，200多万石。
朱元璋还推行了屯田，其中的民屯，是“移民就宽乡”，使丁多地少地区的农民，得到足够的土地。1371年(洪武四年)，徐达迁徙北平山后民35，800余户，散处各府卫，军籍者给衣粮，为民者给田地。又徙沙漠遗民32，800余户在北平屯田，置屯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等县共254处，开垦荒地1，343顷。同年，又迁徙江南民十四万到凤阳屯种。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又把山西泽、潞二州无地农民迁徙到河北闲旷地区，置屯耕种。以后又迁徒浙江、山西民到安徽、山东、河南、北平等地。对于这些屯田的移民，朝廷给以耕牛、种籽和路费，还免赋役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即永远不征收租赋。但到了宣德时这种地也被核入赋额)。从而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加速了荒地的开垦，缓和了元末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
3、减免赋役：明初对于新附地区的夏税秋粮，多次进行蠲免。江南地区也以“兴王之地”，支持战争有功，多次优免税粮。对受灾地区，也以免税为救济，对那些地方官吏不及时呈报灾情和赈济的，还要给以严厉的惩罚。这样，虽然往往是“诏免灾赋，特及富室，佃民输税如故”。然而，对当时大批自耕农来说，总还可以减轻一定的负担，获得暂时喘息的机会，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
4、解放奴隶：元朝保存着蒙古奴隶制的残余，各地流行奴婢制度。元朝亡后，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奴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诗人贝琼在他的诗里说：“海岱初云扰，荆蛮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升同。”(《黄湾述怀廿二韵寄钱思复》)正是这种阶级变化的写照。
朱元璋即位后，即下过解放奴隶的诏令，他说：“曩者丧乱，人民流散，因而为奴隶者，即日放还。”此外，他还下令由朝廷代赎那些因饥荒而典卖的男女，使奴婢得到人身自由，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然而，朱元璋在下诏解放奴隶的同时，又给予权豪占有奴婢的特权。明代后期，许多地方的权贵缙绅得以大规模役使奴婢，正是凭藉着这种特权。
5、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早在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朱元璋就派水军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管农田水利。并且下令地方官吏，凡人民条陈水利，就要即时奏上。1368年(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回二百余里，就是采纳和州人的建议修筑的。1375年(洪武八年)，命耿炳文浚泾阳洪渠堰，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田二百余里。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浚定海、鄞二县东钱湖，灌田数万顷。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的都要修治。为此，分遣国子生督修水利，成塘堰40，987处，河4，162处，陂渠堤岸5，048处，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6、鼓励种植经济作物：1365年(元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即下令在他统治的地区要栽种桑麻和木棉，以解决衣着问题。当时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四年以后征税。对江南部分州、县，令每户种桑、棉、枣各二百株，由官府给予种籽，对超额种植的，永不收税，以利推广。如果不遵从这规定的，就要给以处分。“不种桑，使出绢一匹。”同时还把种植桑麻木棉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因此，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日益扩大，为改善农民生活，促进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朱元璋推行发展农业的措施，使全国交纳田赋的土田总数增加到五、六百万顷之多。当然，朱元璋给农民以土地，其目的不是保证农民有生活资料，而是保证地主有劳动力。这一点，朱元璋自己表示得最清楚。1370年，他召集富民到京师，就曾对富民们说：“今朕为尔主，立定法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全其生”的目的是“使富者保其富”。因此，荒地大部分开垦了，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但农民流下的血和汗，却养肥了新皇朝的封建主阶级。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明初的封建经济得到了一定恢复和发展。
《大明律》的主要内容
《大明律》是明代统治者实行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律。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详细制定了明代的法令条例。《明史·刑法志》说，1365年(元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占领武昌时，就着手议定律令。1367年(吴元年)，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编修明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计令145条，律285条(明朝中叶以后又有条例，神宗万历时，刑部尚书舒化定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律例相合，令就不再通行了)。除此以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适用于民间的律令条文及违犯法令的案例，分类编辑成册，颁发到州县。1373年(洪武六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再次修订律令，第二年书成。经过实践考察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和增删，1397年(洪武三十年)才将《大明律》正式颁发，作为各级司法部门决狱量刑的依据。
《大明律》共分三十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是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阶级镇压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
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又于1385年(洪武十八年)亲自采辑官民犯罪的事例，编成《大诰》一书，内容有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钱粮、民人经该不解物、洒派抛荒田土、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等十条。此后，又钦定《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以及《大诰武臣》，记录了枭示、凌迟、种诛及弃市以下一万多案例，发至全国，并作为府、州、县和社学的学生的必修课程。朱元璋为了普及《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还规定凡犯罪者家藏有《大诰》，即可减罪一等。于是，全国上下争购《大诰》成风。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为进身之阶，争相讲读。史书记载：“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都得到赏赐回去。
在刑法上，《明律》渊源于《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即所谓“正刑”，其他如律例内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则为明代所创。所谓廷杖，就是朱元璋时开始实行的。其他《大明律》没有规定的酷刑滥法，也层出不穷。至于锦衣卫狱，杀人最惨，为害最甚。其后，又有东厂、西厂、内行厂相继设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一直到明朝灭亡。
明代的科举制度及八股文的盛行
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袭用唐宋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颁发科举诏令。“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引荐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1382年(洪武十五年)又恢复科举。1384年(洪武十七年)，重新颁发了科举条例，对科举的意义、要求以及时间、次序、内容、生员答卷的文体等，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从而使科举制度臻于完备。
明代科举条例规定，三年一试，每次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考试经义，范围限于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考察生员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熟悉程度。第二场考试论、判、诏、诰、表等，考核生员对各种文体的掌握与运用。第三场考试经史时务策论，考核生员对某一问题的政治见解。三场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场，目的是把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在儒学的框框之中。
凡参加科举考试的府、卅、县学生员(通称秀才)，首先在各省布政使司主持下进行考试，称乡试。考试及格者，通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年，乡试及格的举人，到京师参加考试，称会试。因会试是在春二月举行，又称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考试及格者，通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三月，贡士到宫中奉天殿，由皇帝亲自出题策问，称为殿试，又称廷试。殿试及格被录取的通称进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的第一名，称传胪。凡考中进士，就可以做官。举人连续会试不第，也可以由吏部分授官职。
从1370年(洪武三年)八月开始乡试，次年二月第一次会试起，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最后一次会试止，明代共举行会试88科。每科录取进士，多少不一，最多的是472人(洪武十八年、永乐四年两科)，最少的是三十二人(洪武二十四年一科)。成化以后，大致每科录取进士300人，世宗、穆宗两朝的首科，录取进士又曾达四百人。
参加科举考试生员的答卷，其行文格式有严格的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八股文”。
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如破题，要求用两句话点题；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进一步加以发挥；起讲，开始议论；以后各股把议论层层推进；中股是全篇的中心。在最后四股中，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或者称为“八比”。在明朝初年，“起讲”后的排比对偶，还可以或散或偶，要求并不特别严格。直到宪宗成化年问，才使八股文的格式固定化、严格化。
“八股文”，形式死板，内容空洞，陈陈相因，千篇一律。鲁迅说：“八股原是愚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成为愚民政策的工具，这种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文体，到清朝灭亡才被废除。
明代科举，弊端百出，诸如行贿、夹带、代考、换卷、传递、顶替等等，不一而足。例如，1508年(正德三年)大学士王鏊和吏部尚书梁储主持会试，太监刘瑾批了个条子，写了五十个人的名字，命令全部录取。两个主考官只得俯首从命，把原定录取名额从三百人增加到三百五十人。1539年(嘉靖十八年)，吏部尚书吴鹏的儿子吴绍，请人代考，取中第二甲进士，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万历初年，张居正任首辅，他的长子张敬修落榜，张居正很不高兴，下令停止这一科的“馆选”，以示报复。下一科(万历五年)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就以榜眼及第。再下一科(万历八年)张居正的三子张懋修就成为状元了。据说张懋修的廷试策问卷还是张居正代作的。其他辅臣也纷纷效尤，吕调阳的儿子吕兴周，张四维的儿子张泰征、张甲征，申时行的儿子申用懋也“相继得举”，甚至有“儿子不与试，则录其婿，其他私弊不乏闻”的情况。1586年(万历十四年)，南京户科给事中王嗣美奏劾应天壬午科(万历十年)乡试主考官沈懋孝，说他当了主考官以后，新置了上好田六千多亩。凡向他行贿五、六百亩土地的就可录取。又说，这些年的考试，贿赂公行，录取的人，一半是富室。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在科场上，权势富豪，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经常发生。明代科举弊端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封建制度腐朽本质的反映。
明代的军屯和商屯
军屯和商屯，是明朝解决边塞和内地卫所军士粮饷和军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明朝建国后，最大的军事威胁便是北元蒙古。为此，朱元璋在沿边要塞，封王建国，设置都司卫所，严为守备。边军的粮饷，一律由内地调运，距离遥远，运输不便。为解决这一困难，朱元璋继承和改进元代屯田办法，令边塞卫所军开荒种田，并逐步推广到内地。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制定军士屯田则例。明确规定，边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士受田一份(五十亩)，由朝廷供给耕牛、种籽、农具。三年后交纳赋税，每亩一斗。1402年(建文四年)规定屯田赋税条例，军士一份屯田，征粮十二石，贮于屯仓，由本军自由支配，余粮上交，作为本卫所官军俸饷。明成祖永乐初，又制定屯田官军的赏罚条例，大大刺激了军士屯田的积极性。这样一来，东到辽东，北到大同，西到甘肃，南到云南，普遍建立起军屯，每年收获很多粮食，不仅可以支付内外卫所军的粮饷和军需，有的地方还略有剩余。
宣宗以后，军屯逐渐衰废。《明史·食货志》说，宣德时，屡次核实各处军屯田地，年产余粮减半。英宗正统以后，军屯的管理更显松弛，屯粮仅存三分之二。此后，由于镇守太监和军官占夺屯田、役使军士的结果，军士逃亡，屯田荒废，军屯制度趋于崩溃。
商屯建立于1370年(洪武三年)。这是明朝政府为满足边军粮饷而采取的一种补充手段。具体办法是：由商人从内地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塞卫所，然后按照交纳粮食的数量，发给价值相等的盐引(领盐凭证)，商人凭盐引到产盐地领取食盐，运向指定的地点销售。这种召商输粮而给予盐引的办法，明史上称它为“开中”。由于从内地运粮，道途艰难，运费昂贵，商人便设法直接在边塞地区募民垦荒屯种，把生产的粮食交卫所官仓。这样既省气力，又能赚钱。这种商人管理的屯田就叫做商屯。商屯最早在山西大同实行，商人运粮一石交大同仓，运粮一石三斗交太原仓，给淮盐一小引(200斤)。这种办法，后来逐渐推广到其他边塞地区。实行军屯、商屯的结果，在明朝初期，边军粮饷充足，战斗力比较强大。其后，明朝政府根据临时需要，改变纳粮为纳马、纳铁。同时取消了商人支盐贩运的地区限制。宪宗成化间，朝廷只知承办盐务，不管产销。加上权贵专门牟取盐利，官吏、盐商相勾结，徇私舞弊，出现了官盐滞销、私盐盛行的混乱状况。1492年(弘治五年)，明朝政府采纳户部尚书叶淇建议，废止开中办法，规定以银代粮，商人直接纳银于盐运司，支取盐引。盐运司解银太仓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不等，一时太仓库积银至百余万两。但是，由于废除赴边输粮规定，商屯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