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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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华厦文明的发展(5)

春秋初期,齐桓公作为五霸之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东征西讨,武功盛极一时。公元前657年,他率领中原一批诸侯,浩浩荡荡攻打蔡国,一下子把蔡国军队击溃了,就继续南进,征伐楚国。楚王派人质问齐人:“你靠北海,咱靠南海,两国风马牛不相及,真料不到你们侵入我们的国土,这不知为了什么!”齐桓公叫管仲答话:“从前(周)召公命令我们的祖先太公望,为了保卫王室,对不听命的五等诸侯,九州之长,都可以征讨。还封给了我们辽阔的疆土。你们不向王室贡纳祭品,我们特来征取;昭王南征在你们这儿失踪,没有回去,这要唯你们是问!”楚人说:“没有及时进贡,是我国的不对,还敢不供给?昭王南征没见回去,请你们到汉水沿岸去查问吧,我们不知道!”由于两国当时势均力敌,他们争到最后,还是订盟妥协了。

这是春秋时人提到“昭王南征”的事。

情况是这样的:

周初大封诸侯,建立起全国的政权,统治基本上巩固了。

但是,在南方,情况就有所不同。这里,巴、濮、庸、卢等“群蛮”方国,以楚国为中心,有不少原是商朝属国,他们继承商文化在南方发展着。尽管这对以后中国统一,从经济、文化上在南方起了奠基作用,周成王也封熊绎为楚君,但还是歧视他们。一次歧阳盟会,成王派熊绎看管祭神的火堆,不让参加大会。楚人一直怀恨在心,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吞并周围小国,慢慢强大起来,从而与周抗衡,自称楚王。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自然就难容忍楚国坐大,所以从周初以来,一直对楚国及其从属,不断征讨。成王时就多次伐楚,有时还用军队戍守汉水一带。

昭王是西周建国后的第四代国王,经过前人创业经营,社会经济发展,是三代以来的鼎盛时期。于是,征服楚国,平定南方,更有条件,也更加迫切了。所以他就多次率领大将举行南征,也多次取得胜利,俘获财物,铸器铭功。有时还调用成周的八师驻军前去攻打楚国。有时也是楚人及其属国攻进周境,而出兵迎击的。如有一次,楚国的一个部落深入周朝的内地,昭王举兵迎击,收复失地,并乘胜追击,一直攻到对方的都城,然后东夷、南夷二十六个方国前来朝见。这在古籍和金文里面都有记载。新近岐山发现的一个铜器铭文,里面历叙恭王以前西周诸王功迹时,对昭王的赞语就是说他攻伐“荆楚”,巡视南方,很有作为。他晚年最后一次南征,在渡汉水的时候,敌人伪装驾船迎送,把船板用胶粘住,船到中流,江水溶化胶液,木船立刻瓦解,六师覆灭,昭王和随征大臣祭公落水淹死了。周人隐讳不言,只说“王南巡不返”。前面齐国管仲说的就是这回事。

此后,周朝也并没有停止对南方的用兵。夷王时,派鄂侯带领王室十几个师进攻南方。又一次,楚国和他的从属又派兵深入到周朝的腹地,夷王命令敔(人名,yǔ语)领兵反击,打了胜仗,杀了不少敌军,还捉了四百个俘虏向太庙举行“献禽”典礼。厉王时派过虢仲南征。宣王号称“中兴”,也颇有武功,先后派遣过召伯虎、方叔、兮伯吉甫等人南征,得到许多俘获,“殴俘士女牛羊”,还命令兮伯吉甫管理南方的贡赋,包括布帛、力役、关市等项的征收,明令不交纳者给予刑律制裁。这中间,当然也有和平的交往,除昭王时二十六国来朝外,夷王时也有过“甚得江汉间民和”的业绩。

不过,在西周时期,楚国及整个南方不仅没有被征服,楚国一直在发展壮大。夷王时,楚王熊渠分封三个儿子,把势力扩展到长江南岸和中下游。楚国继续吞并小国,包括姬姓国在内,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春秋时代,楚国成为五霸之一,问鼎周疆,雄据南方,创造了灿烂的南方文化,为我国进入封建社会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国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史书上称赞楚国“僻在荆蛮,荜路蓝缕”,就说明了这一点。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西周晚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由发展到逐渐瓦解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也日益发生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也逐渐的起着变化,社会矛盾日见尖锐。于是,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人暴动”的革命行动。

在西周社会中有“国人”和“野人”之分。“国人”是居住在城里和城郊的人,除了奴隶主贵族外,还包括平民、小工业者和商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者。

西周王朝的第九代国王——周厉王,是个有名的暴虐国王。他贪财好利,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对谀臣荣夷公十分信任。对“国人”横征暴敛,加重剥削。实行“专利”,把“国人”赖以谋生的山林川泽都霸占了。于是,激起了“国人”的愤怒,纷纷起来谴责他。厉王为了镇压人民中的舆论,就派卫国的巫师监视“国人”的活动,禁止他们谈论国家政事,并且鼓励告密,凡是被告的人,一律处死。在这种恐怖统治下,“国人”对厉王及其爪牙,虽不敢公开说话,却用怒目相视,来表示心中的愤恨。厉王以为他的恐怖政策起到了作用,便得意忘形地向臣子召公(名虎,是西周初期召公爽的后代)夸耀说:“我能够制止对我的诽谤,现在人民都不敢说我的坏话了。”召公提醒他说:“用堵住人民嘴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比起用堵截河水的办法来治理水患更坏。水只能让其畅通无阻地流走,对人民只能广开言路。通过各种办法让各种不同身分的人,把各方面的话统统都讲出来。不让人民讲话是不会长久的。”厉王不听他的劝告,仍然坚持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人民。这样,暂时维持了三年,但是矛盾日益尖锐化。

当周厉王用恐怖手段来压制舆论的时候,大夫芮良夫对厉王说:“周王室要衰败了。荣夷公这种人只知道搜刮民财,弄得‘国人’怨声载道。这样下去,会有大祸的。将来反抗你的就是‘国人’。”周厉王还是不昕他的劝告,还认为荣夷公能干,对他更加宠幸,特地提升他当卿官。

这时,诸侯不再来朝见周厉王。于是在公元前841年,“国人”拿起武器起来造反,把厉王放逐到彘(今山西霍县)这个地方去。厉王的儿子太子静,从王宫逃跑到召公家躲藏起来,请求保护。“国人”又包围了召公家,要他交出太子,召公只得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才勉强把太子静保存下来。

参加这次革命行动的人中,据西周铜器铭文说:“上级的有司,平时不过问政事,不去约束邦人(‘国人’),不能管理各种官吏,有罪过时也放纵他们,造成他们敢于赶走官长。甚至守卫王宫的卫队也起来造反了。”这就说明参加“国人”起义队伍成员具有广泛性,不仅是劳动人民参加,连周王室的下级官吏也参加进去了。所以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周厉王被“国人”流放以后,由周公(是西周初期周公旦次子之后代)和召公共同执掌政权,叫做“共和行政”(一说因由共地方名叫和的诸侯即共伯和执政)。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这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到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周公、召公立太子静为王,叫宣王。宣王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转移内部矛盾,进行了对戎族的战争。使处于崩溃前夕的西周王朝,又得到了一些时间的稳定。所以史书上称为“宣王中兴”。但是,这只不过是回光反照。到了宣王的儿子幽王时,西周还是灭亡了。

井田制

井田,就是像井字形的方块田,井田制是指我国古代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

原始社会晚期,农业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那时候,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公有,公社成员平均地从公社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过了一年或几年又重新分配一次,以适应人口的变动和保证土地的公有性质。这就需要把大面积的土地划成一个个的等分。当时,大致一人能耕种一百亩(古时一百亩相当于现在三十一亩多一点),就是一个方块,也叫作“一田”。田与田之间,开沟修路,既是水利,便于行走,也是田界。这些方块的界划,远远看去,取其中一部分,正像汉字的“井”字形状,所以就叫作“井田”。

商朝后半期的甲骨文,田字除一般形状外,有时就刻成、、等形,就是反映了土地划分的这种自然形状。后世有各种记载和解说,不很一致。主要的有:一种说法是,九个百亩为一井;一种说法是十个百亩为二井。九百亩为一井的也有不同的制度,一说是四个井合为一邑,四个邑合为一丘,……用四进位一直往上推;另一说是九个井合为一成,九个成合为一同,……用九进位一直往上推。这种不一致并不能说互相矛盾,可能恰好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

为便于计算,井田按面积数量从小到大,分成各个单位等级,组成一个系统。譬如:一百亩为一夫之田,九夫即九个百亩,为一井,面积约一里见方,给九夫耕种;九个井合为一成,面积约十里见方,分给九十夫耕种,……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耕种的面积。各级单位面积分别起名,叫井、通、成、同、终,或叫井、邑、丘、甸、县、都等等,与此相适应,田间沟渠也分别起名,叫畎(quǎn犬)、遂、沟、洫(xù恤)、浍(kuài快)、川等,田间道路也分别起名叫径、畛(zhěn诊),涂、道、路等等;按照这些等级,耕作者的社会组织也相应地有一套名称。而不同的计算法又有不同的名称。这种整齐划一,显然是有人为的成分,但所反映的却是基本事实,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政府要征收赋税,需要有这套名目,便于计算收入。不过,所有地区都是这么一套刻板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战国时候,孟子提出的一种井田制,就是只有像井字形的九个方块,四周八块八家耕种,中心一块是八家共耕的公田。这要作为一种田制,到处推行,显然更不可能,这主要是他为了推行“仁政”,综合前代存在过的井田制度,又给予加工而成的理想图案。

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井田规划不用改变,但是,土地所有制却根本改变了。原来是土地公有,现在叫王有,实质上是剥削阶级所有;原有耕种公社土地的公社成员,现在沦为丧失了土地占有权连人身也被别人所占有的奴隶;一块块的田,原来是平均分种土地的单位,现在则成了国家征收租税、剥削者掠取剩余产品,生产者负担劳动份额的计量单位了。古籍和钢器铭文上记载着贵族所有、分赐、交换、争夺土地,就是以若干田或若干井、邑、成等等为单位,有时还记载生产者连同土地一起分赐或转手,如说“田十圈,臣五家”等,都表明井田作为一种土地制度的存在,是表现了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当时在井田上劳动方式是集体耕作,在规整的田野里,有时是成千成万对的耦耕班子,艰苦劳动。耦耕就是把两人编为一组进行协作,一人启土,一人碎土、平地和起垅。贵族驱使生产者下田,叫作“协田”或“耤农”,田野里有专职田官监督劳动,生产者农忙时住在田边小屋里,不准许回村,吃着送到田头的陈米拌野菜的饭食,而生产出堆成山冈的粮食,都交到贵族“东廩”南廪”的仓库里,生产者一无所有,连用完后的生产工具也要交出统一收藏起来。

这种井田制的生产关系,大致从夏朝创立,到西周有了充分的发展,春秋时代逐渐瓦解。

井田制是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当时处于青铜器时代,农具基本上是石制和蚌制的,生产量还不高,土地所有者只能用这种集体耕作、监督劳动的方式,才能尽量从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产品。

约在春秋时期,生产力不断发展,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个体生产也能提高产量,能发挥生产积极性。一些贵族在井田之外开垦新田,成了他们私有,甚至逐步把原来分赐的“公田”也据为己有,并用雇佣办法招徕人力。这时,被剥削的井田上耕作者,不断反抗已经过时的土地制度,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各侯国的新兴力量也对土地制度以及赋税等制度不断地加以改革,承认土地私有。这样,井田制也像冰块遇着春水一样解冻消溶,先后在各国废除,直到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明令废除井田制。从此,井田和井田制就在中国历史上逐渐消失了。

青铜时代的产生与金文的出现

在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以后,便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相当历史上的夏(公元前21世纪~17世纪)、商(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西周(公元前10世纪~770年)、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包括了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不同阶段;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自春秋末年起,铁器开始产生。到了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取代,进入封建社会,又叫“铁器时代”。

相传青铜冶铸自夏朝就开始了。大禹用青铜铸造了九个大鼎,象征他统治下的九州。虽然夏朝的青铜器目前发现的不多,而且只是爵、盉、刀等小件器物,但大量发现的商、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标志着我国青铜时代生产发展的高度水平。

青铜是对红铜说的。红铜就是纯铜,红铜矿石有在自然界天然存在着的。红铜比石制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优越性:它可延可展,锤炼不破,锋刃耐用。红铜熔炼后,又随意作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用具。红铜制品用坏以后,还可以再进行熔铸。红铜的发现,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但由于红铜硬度较低,产地有限,所以还不能取代石器。这时,原始社会虽然瓦解,但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比起红铜来,熔点比较低,硬度比较大,制造器物比红铜具有很大优越性。这种铜、锡合金,颜色发青绿,所以又叫做“青铜”。青铜器的发明,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果,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们有可能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荒地,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创造了条件。这时战争俘虏再也不全部杀掉,有相当一部分开始被留下来充当奴隶,这样,原始公社瓦解,奴隶制度就形成了。因此,青铜冶铸业的发明和青铜器的使用,在我国历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商、周时代的铸铜遗址在河南郑州、安阳、洛阳等地被发掘出来了。炼铜的原料是孔雀石(氧化铜),燃料是木炭。炼铜工具是一种涂草拌泥的大口尊或一种像古代将军头盔形的坩锅(俗名将军盔)。把铜、锡在一起熔炼完毕以后,将铜液倒入范里,冷却以后,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器物。商周铸铜遗址里,还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范和制造范的模。模就是模型,想铸造什么样的铜器,先用泥做成个铜器的模型,刻上各种花纹。然后再用细泥附在模上,压紧以后,模的花纹便反印在泥上。稍干后用刀剖成几瓣,就成了范。再将范合在一起,就可以浇铸了。从商代起,不仅可以铸造精美的小件铜器,而且还可以铸造大型铜器。如牛鼎、鹿鼎都重达三、四百公斤。著名的司母戊(又叫后母戍)大鼎,造型雄伟,花纹瑰丽,重达875公斤,是世界文化宝库的奇珍。

司母戊大鼎代表了我国商代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按每个坩锅熔铜12.7公斤计算,875公斤重的大鼎,需七、八十个坩锅同时并熔。每个坩锅燃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等项工作需3~4人,七、八十个坩锅就要二、三百人同时协作。这不仅反映了当时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相当大,也反映了当时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高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