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户无主客”，“人无中丁”，都要在现居住地建立户籍，按财产多少确定纳税等级。没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一律在所在的州县，缴纳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的税收，废去以前的租庸调和杂税，统一于夏秋两季征收。为此，这个税制，被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课税的主要项目又分为地税(即田亩税)和户税(即资产税)两类。地税是按亩纳米、麦。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定税钱多少。最初的地税，大约为每亩纳米、麦五升至九升五合。为了征收户税，官府按贫富把居民分作九等户。居民各阶层各属哪一等，都有明文规定。官府还按照三年一大税(多征)，常年一小税(相对地少征)的惯例，具体规定了每个户等的税额(九等税额各为若干钱，现已不详)。征收户税时，官府往往令税户折交绢布实物，很少征收钱币。税户等级每三年重新核定一次。
由此可知，两税法的立法原则不同于租庸调制。它不是“以丁身为本”，而是“以资产为宗”，即以土地财产的多少，来确定应纳税额的多少。实行这种税法，资产多的税重，资产少的税轻，纳税多少同男丁多少已没有必然联系。这是封建税制的一种新形态。它的出现，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反映唐朝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有了新发展。同时，它又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税制发生了重要的变革。自战国以来通行的以榨取人丁力役为主的赋税形态，从此转变为以榨取实物为主的新的赋税形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两税法颁行以后，唐王朝的财政状况曾经一度得到改善。按照规定，自王公百官到普通百姓都要交税；流散他乡的浮户、荫庇于豪家的客户、往来经商的人，以前不纳租调的，这时也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纳税面。始行两税法时，朝廷控制的户口只有一百三十万户。新法颁行后，朝廷分派官员到各地检查户口，共查得三百多万户，其中有被豪强隐占的客户一百三十万户，占总数的五分之二。这样，国家的税户就骤然增了一倍多。施行两税的头一年，唐王朝共敛得税钱一千余万缗，征收税米、麦二百多万石，岁入大增，朝廷的财力增强了。
颁布两税法时，曾有一条规定说：“敢在两税之外加征一文钱者，以枉法论”。这不过是对人民的欺骗。两税法比租庸调进步，正意味着统治者剥削手段的改进。两税法使民众跌进了苛征暴敛的新罗网。首先是钱重货轻的趋势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如上所述，官府确定户税额是以钱计算的，征收时则要税户折交实物，叫做“定税计钱，折钱纳物”。起初，三千二百文的税额折以时价，交纳一匹绢即可。后来钱价涨了，物价跌了，一匹绢仅值一千六百文，同样的税额，百姓必须折交两匹绢才能完税，无形之中负担加倍。还有税外加征，名目更多，更苛刻。就在颁行两税法的同一年(780年)，朝廷即宣布开始征收竹木茶漆的什一税。782年，淮南节度使(驻扬州)陈少游请求在本道的两税钱上，每千文钱增收二百文。朝廷不仅批准了他，而且通令各道同样加征。十年以后，应剑南西川观察使(驻成都)韦皋的请求，两税又加征十分之二。有一次，唐德宗为对付作乱的藩镇，曾需军费五百万贯。德宗下令在长安“借商钱”，派京城官兵上街，搜掠商户财货，甚至逼死人命，迫使长安商民“罢市”，结果只得到二百万贯。朝廷于是又搞新花样：市民的住房要纳税，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叫做“间架税”，凡天下交易买卖，每成交一贯钱纳税五十文，叫做“除陌钱”。这些苛税招致了天下怨怒。但统治者却在所不顾，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规定：商旅过路要交税，蔬菜瓜果要交税，人口死亡要交税，到了“无物不税”的地步。787年(贞元三年)，唐德宗到京郊狩猎，入居民赵光奇家，问道：“百姓过日子快乐吗?”赵光奇答；“不快乐。”德宗说：“今年收成好，为什么不快乐?”光奇答：“朝廷的诏令没有信用。以前宣布废除两税以外一切赋役，现在额外的苛征比正税还多。后来又说和籴(官府向民间采购粮食)，实际是强夺，谁见给过一文钱。起初说和籴的粟麦送到路旁就成，今又下令送到京西行营去，一走数百里，车坏马死，倾家破产供不起。民众愁苦如此，有什么可乐!恐怕皇帝住在深宫，不知这些实情吧?”唐德宗无言答对。“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杜荀鹤《时世行》)。这正是对两税法实行以后唐朝人民所处困境的生动写照。
唐朝实行府兵制的情况
唐前期，那辽阔的疆域、漫长的边防线所以能够巩固，唐朝地主阶级一百多年相对安定的统治秩序所以能够确立，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府兵制造成了强大的唐帝国军队。
府兵制是西魏统治者宇文泰在大统年间(535~551年)创置的，北周、隋、唐沿用不废，屡有更革，一直到749年(天宝八年)宣告废止，先后维持了二百年。唐朝的府兵制改革，完成于636年(贞观十年)。改定以后的府兵建制是：中央设置十二卫，各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大将军是府兵的最高军官，直接归皇帝节制。全国各地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其中关内有二百六十一府)，名为折冲府，作为府兵制的基层单位。所有军府分别划归中央的十二卫统率，每卫多则统六十府，少则统四十府。府兵的兵士是从军府所在地选征的。按官府规定，所有二十岁至六十岁的受田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又须经过挑选，不是每个适龄者都当兵。选兵的原则是：“财产相当者取身体壮的；体格相当者取家庭富的；财产和体格又相当者取家里丁男多的。”对兵丁的经济条件这样重视，是由于府兵战士必须自备一部分武器、粮饷和装备。劳力少、条件差的家庭是难以负担的。起初，地主、富人子弟希图获取勋官的荣宠，并不回避点兵。但他们受不了征戍之苦，后来就雇人代服兵役，借以逃避。当时的府兵战士说：“州县点兵，身强家富的，送钱财给官府，东藏西躲，可以脱身；家贫无钱的，虽是老弱，推后背就得来。”尽管点兵重视财力，当兵的主要还是贫苦农民。
唐朝府兵担负作战戍边和戍卫京师双重任务。不征发时，士兵们在春夏秋季从事生产，冬季进行军事训练。有事需要征发，尚书省根据皇帝命令发下调兵的鱼符和敕书。无中央鱼符敕书擅自发兵十人以上者，处以一年以上的徒刑直至绞刑。
唐王朝对立功官兵授以勋官，赐以勋田，进行奖励，但主要还是通过均田来维系和巩固府兵制。府兵官兵是均田的主要对象，受到重视和优待。兵府较多的地方，如关中、陇右(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青海以东地区及新疆东部)、河东(今山西、河北西北部)、河南道(今潼关东黄河故道以南、淮河以北)等，均田工作也比较认真。均田法还规定，因替朝廷打仗而流散未归的官兵，其口分田可由亲属耕种，六年后收回；本人返回后，优先受田；战死者，即使子孙没有成丁，口分田也不再收回；因战伤残废者，口分田不减，士兵本人免租调，其家庭仍须承担徭役。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唐朝府兵制的几个特点：第一，“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均田农民中点兵，兵源较有保证，资粮甲杖自备，把部分军需品转嫁于民，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第二，中央十二卫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在关中地区，京城附近拥兵二十六万，形成朝廷“居重驭轻”之势。第三，“三时农耕，一时教战”，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专兵跋扈。这样的府兵制度，无疑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村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代《西州营名籍》。这是一件开元三年(715年)的西州(治所在今吐鲁番)府兵花名册，一式三份。上面写着“西州营”四十名火长和四十名士兵的姓名。每人名下有三条横短线，是本人的“节记”(手指节纹的标记)，起签字划押的作用。名籍上还写着，这些军士共牵挽240驮马，有押官及其侍从随行，其中一份名籍注明为给陇西县的文牒。我们由此知道，这是一支运输部队，它由西州所辖的几个折冲府临时征调兵马组成，调发目的地是甘肃陇西县。这份府兵花名册的出土，说明唐朝在西北地区也实行过府兵制。
唐朝府兵制既然以农民受田为前提，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同均田制的废弛相伴随的，必然是府兵制的瓦解。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苛重，大批农民失地逃亡。均田农民的逃亡，使兵源成了大问题。暴敛造成的农民贫困化，又使自备衣粮甲杖，成为农民无法承担的重负。府兵战士备受奴役虐待的遭遇，更加速了这个制度的崩溃。玄宗时，戍卫京师的士兵。往往被驱作权贵们的奴仆，称为“侍官”；戍边的士兵白天做苦工，夜晚囚入地牢，边将欲其早死，以便攫取他们的财物。能够活着回乡的，“十无二三”。杜甫的《兵车行》描写了天宝年间府兵征发的惨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这是一幅生离死别的画面。“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府兵制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也预示了它的末日。723年(开元十一年)，因卫士耗散，朝廷开始募兵戍卫京师，以后称为“(kuò扩)骑兵”。737年(开元二十五年)，朝廷又下令各军镇招募壮丁，代替府兵戍边，称为“长征健儿”。749年(天宝八年)，各折冲府已无兵可调，朝廷只好下令停发鱼符敕书，府兵制正式废止。
“开元之治”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于705年。紧接着的八年，是唐朝政局动荡不定的时期。唐中宗复位以后，韦后专政，重用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都野心勃勃。她们阴谋夺取政权。于是，中宗的太子李重俊起兵杀死武三思。但中宗在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包围下，又杀死李重俊，随后中宗亦被妻、女毒死。中宗死后，其弟睿(ｒｕì锐)宗的儿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起兵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睿宗复位。不久，睿宗让位给李隆基，改元开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玄宗，也叫唐明皇。当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唐玄宗的皇位并不牢固。开元元年，唐玄宗先发制人，杀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从武后以来发生的一连串宫廷政变，至此告一结束。玄宗继位后的开元时期(713~741年)唐朝达到了极盛的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开元之治”。
唐玄宗即位前，亲身经历过不少政治斗争，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比较留心政治。他在宫中自称阿瞒(曹操的小名)，自比曹操。玄宗认为协助他夺取皇位和铲平太平公主党羽的功臣郭元振、刘幽求等人，是一些阴谋家，“可与履危，不可得志”。于是，他以种种借口，把他们相继贬逐到远方。玄宗又觉得他的几个兄弟，可能危及他的皇位，就从开元二年起，先后任命他们作外州刺史，不让他们长期居留长安。同时，玄宗对官吏的人选，比较重视。开元二年规定：选京官有才识的，出为都督、刺史；选都督、刺史有政迹的，入为京官，使他们出入数字大体相符。开元四年，玄宗还在殿廷亲自复试吏部新放的县令，把其中不合格的四十余人斥退。他在开元时期所用的宰相如姚崇、宋璟等人，都是比较有作为的人物。
姚崇具有唯物论思想，开元初年发生大蝗灾，他自请指挥捕蝗。有人反对，说这是天降灾害，应该修“德”消灾，捕杀太多，恐伤“和气”。他说杀虫如有祸殃，由他一身担当。在他的坚持下，终于消灭了蝗害。他还向玄宗提出十项建议，如执行法律必自亲近的人开始，废除苛捐杂税，不让宦官和无能的皇亲国戚掌权，广开言路，不要大修寺庙等，玄宗表示接受。当时富户强丁往往用出家的手段，逃避徭役。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令裁汰僧尼，被勒令还俗的，有三万多人。姚崇还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打击了寺院地主势力。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姚崇要玄宗批准，依法惩办，打击了大贵族。他那时还兼任兵部尚书，对边疆屯兵地点，兵马器械的数字，记得烂熟。
宋璟做宰相时，注意选拔人才。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自己声明和宋璟有亲属关系，想得到个好差使。宋璟知道了，便通知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表示公正无私。
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开元前期唐玄宗君臣还能推行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措施。那时候，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生产继续向前发展，封建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唐王朝达到了全盛时期。唐朝每年收入粮食一千九百八十多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布一千零三十五万端(五丈)，钱二百多万缗(一千文)。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描写当时的繁荣景象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剔除诗中的粉饰夸大词藻，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粮食产量丰富，物价便宜交通发达的一些情况。
旧史上赞美为“开元之治”的时期，封建经济和文化确实发达和繁荣。但应当看到，这是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成果，是唐朝百余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所积累的成果。同时，这个时期均田制和府兵制遭到破坏，兼并之风盛行，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所以，所谓“开元之治”，一方面是唐朝封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点，封建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富足；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痛苦日深，大量破产流亡，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到唐玄宗统治后期，他和大贵族、大官僚日益奢侈腐化，多方剥削人民，促进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深刻化。地主阶级无法克服这种矛盾，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把强盛的唐朝引向了下坡路。
“安史之乱”
唐朝从高宗以来，边疆一直有重兵屯戍。到玄宗统治前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又在边境的若干重要地区增设军镇。军镇管辖几个州，主将叫做节度使。节度使起初只管军事，后来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他们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这就是所谓“出将入相”。天宝初年，边境的十个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而唐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
唐玄宗统治的后期，政治日趋腐化。自杨贵妃入宫后，唐玄宗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终日沉湎于《霓裳羽衣曲》的歌舞声中。宰相李林甫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把持朝政，飞扬跋扈，干尽了罪恶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