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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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统一大业的兴衰(17)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经过三代,传到拓跋宏为帝,便是著名的孝文帝。当他继位的时候,北魏社会上各方面的矛盾都日趋尖锐。公元471年,青州高阳民封辩起义,自号齐王,聚众千余人。第二年,有光州人孙晏等也聚众千余人起义。公元477年,更有秦州略阳民王元寿起义,聚众达五千余家,自称冲天王。起义一起接着一起的冲击着北魏的封建统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实行俸禄制。

孝文帝以前,官吏都不给俸禄,放纵他们去贪污和掠夺人民。史书记载,“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唯取给于民”。有一次,拓跋焘要出征,向老百姓征调驴子驮运军粮,让公孙轨负责。公孙轨便公然下令,每一头驴要加一匹绢当贿赂,才能收受。当时人都说“驴无强弱,辅脊(背着绢)自壮(就算壮的)”。这个公孙轨一向贪污成性,刚做官时,“单马执鞭”而来,卸官回家时,竟然“从车百辆,载物而南”。官吏这样贪赃不法,不能不加重人民的痛苦,激起人民的反抗。

公元484年,孝文帝开始“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对官吏实行俸禄制度;规定:“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同时,制定了严惩官吏贪污的法律——“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的实行,增加了人民的赋税,但比起以前放任官吏恣意贪污、抢掠来说,对人民是有利的。因而,遭到一部分贪赃枉法惯了的官僚们的反对。班禄以后,先后犯赃被处死的官吏竟达四十多人,使北魏的吏治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二、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

北魏的豪强地主势力非常强大。他们仗势“荫附”大量民户,替自己耕种田地、驱使奴役,致使“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荫户完全隶属于豪强宗主之下。这些“荫附者皆无官役”,受“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孝文帝为了和豪强地主争夺人口、劳动力和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便在公元485年和486年先后实行了均田制和三长制。

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受(给)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与平民一样授田。丁牛一头,受田30亩,限四牛。所授的露田,如系休耕一年的,多授40亩;休耕二年的,再多授40亩。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年老不能耕种时,必须归还政府。男子还授给桑田20亩,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皆为世业,不再还给政府。田地不足的地区,“听逐空荒”,可迁往他郡。

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是北魏早先实行的“计口授田”的推广和发展。它只限于在政府控制的无主荒地上实行,并不侵犯地主已经占有的土地,而且还通过奴婢和耕牛授田,肯定了地主比贫苦农民受有更多的田地。尽管如此,均田制的推行对于加强北魏中央政府的力量,开垦荒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它是北魏的基层政权组织。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也通过清查户籍,与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争夺人口,使向政府纳税的户口大为增加,相对地减轻了每户农民的负担。三长制实行后,北魏政府颁行了新的赋税制,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农民比起过去的赋税负担,确实减轻不少。

三、迁都洛阳和汉化政策。

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巩固北魏的统治,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位置偏北的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

迁都问题在朝廷中引起了巨大震动,许多鲜卑贵族、官吏都反对迁都。于是,孝文帝便宣布要大举南伐,不意又遭到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贵族、百官反对。孝文帝在退朝后,单独留下拓跋澄,对他说明了迁都的重要性,并告诉他南伐是假,目的是率领众人迁都中原。拓跋澄醒悟过来,改为全力拥护孝文帝的“南伐”迁都计划。公元493年,孝文帝发兵二十万,号称三十万,开始“南伐”。大军到达洛阳后,孝文帝仍然“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表示要继续前进。群臣都跪在马前叩头,请求他不要再南进了。这时,孝文帝乘机说:“若不南銮(南征),即当移都于此”,并且下令。愿意迁都的站在右边,不愿意的站在左边。所有随军贵族、官吏都纷纷站到右边,高呼万岁。于是,孝文帝便乘势定都洛阳。

洛阳是当时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迁都洛阳对北魏和拓跋族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孝文帝迁都前后,还颁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

1.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结婚。孝文帝把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达溪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把汉族的高门世族列为甲、乙、丙、丁四等,亲自制定条例,规定鲜卑族的八个大姓与汉人头等贵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他亲自娶汉族大姓女为后宫,又给他的弟弟们娶汉族大姓女为妻室,以示提倡。

2.禁士民胡服,一律改穿汉装。孝文帝亲自在光极堂给群臣颁赐了汉族的“冠服”,让他们穿戴。他看见街上鲜卑妇女仍有穿“夹领小袖”衣服的,大为发怒,把群臣责备了一番。以后汉服逐渐推广开来了。

3.禁止说胡语,改说汉话。具体规定,三十岁以上的人“习性已久”,可以慢慢改;三十岁以下的人要立即改过来,在朝廷为官的,再说胡语,就要“降爵黜官”。

孝文帝的改革,不断遭到鲜卑族某些贵族的阻挠和反对。他们策动太子拓跋恂阴谋发动叛乱。结果,孝文帝将太子囚禁,废为平民,不久用药酒毒死。他们还在平城多次阴谋起兵,自立一国,也都被孝文帝严厉镇压下去。以后,各项改革逐渐地推行下去。

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皇帝。他的改革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的始末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给北魏带来了一些兴旺景象。但是,好景不长,从宣武帝开治,剥削加重,徭役频繁,统治阶级生活腐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起来。

自北魏迁都洛阳以来,不断向南朝发动战争,人民的徭役、兵役负担随之加重。从河南到河北,家家有从军,丁丁要转运,以致“死丧离旷,十室而九”,“田芜罕耘”,人民的生命、生产都遭到极大摧残。

赋税租调也越来越重。当时的户调绢,按规定是一匹长四丈,可是政府征收时却要每匹“皆(长)七、八十尺”,无形之中增加一倍。租米也是如此。北魏的斗秤本来比以前已经大了一倍。而当时又用“大斗、重秤”,三斗才合一大斗,三两为一大两,农民的负担便又增加两倍。

农民被迫离开家乡,逃亡外地。有的投靠强豪以“寄命衣食”,成了地主的农奴,有的“亡命山薮(林),渔猎为命”;有的则“绝户而为沙门”,投入寺庙为僧尼,以“实避调役”。农民大量离开土地,“动至流离,苟保妻子,竞逃王役,不复顾其桑井(田业、家乡)”,正是北魏统治危机加深的重要标志。

农民的痛苦贫困日趋严重,北魏统治阶级的骄奢腐化却达到了极点。官僚贪污成风,朝廷定价卖官。人民气愤地把一些贪官污吏叫“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孝文帝的弟弟高阳王元雍,家里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每一餐饭“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应有尽有。河间王元琛也是个腐朽透顶的贵族。他常常与高阳王比富,造文栢堂、迎风馆,装饰以“玉凤”、“金龙”,竭尽豪华。他狂妄无耻地对别人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认为就是那个以奢侈著名的石崇也要逊他一筹。他专事贪污,人民怕他“有甚狼虎”。

就是在这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有关陇人民起义,河北、青州起义。

北魏初年,为了拱卫都城平城,防御柔然南下,拓跋焘曾在北面沿边建立了一些军事据点,称作镇。其中最重要的是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均在今内蒙境内)和怀荒镇(今河北张家口北)等六镇。原先,镇将都是宗室贵族,镇兵也多是“高门子弟”、“强宗子弟”,被视为“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他们不但可以做大官,而且免除一切赋税徭役,成为人们羡慕、追求的美职。随着孝文帝迁都和时日旷久,镇兵的身份逐渐降低,许多犯罪的人被配到北边为兵,“役同厮养(仆役)”。边镇军民还受着镇将的剥削、压迫,“腴美”的好田都被“主将参僚”占有,“瘠土荒畴”才给他们耕种。反抗情绪在六镇中日益高涨。公元523年,柔然主阿那瓖率众三十万入塞,烧杀抢掠而去。柔玄、怀荒等镇遭受极大的破坏。群众要求镇将救济,遭到拒绝。不久,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杀死镇将,率众起义,占领了沃野镇。于是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纷纷起义响应,一时“六镇尽叛”。公元524年,破六韩拔陵攻下武川、怀朔两镇。又先后大败魏兵于五原、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六镇。

公元525年,破六韩拔陵起义军在北魏和柔然夹击下失败了。北魏政府把起义军“降户”二十万人强迫迁往内地冀、定、瀛三州(都在今河北省)“就食”。这个地区阶级矛盾本来已很尖锐,加上连年灾荒,已是“饥馑积年,户口逃散”。六镇人民一路上受苦,到河北后也无食可就,终于在河北又爆发了起义。

公元526年,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六镇降户”,在上谷起义。后来攻下幽州、定州和瀛州,击败柔然主阿那瓖的军队。公元526年,以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为首的“六镇降户”也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起义。击败北魏派来镇压的军队,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鲜于修礼被叛徒杀死后,部将葛荣继续领导起义军进行战斗。他们击杀了北魏大将元融,后来更俘斩了北魏军队的最高统帅广阳王元琛。河北各地农民纷纷起而响应,参加起义队伍。起义军占领了河北广大地区,发展到几十万人。葛荣杀了杜洛周,吞并了杜洛周的部众,两部合计将近百万。起义军的矛头直指北魏京师洛阳。

葛荣出身镇将,杀害了杜洛周,拉拢汉族豪强地主,却又轻侮汉族人民。他的军队纪律很坏,攻破沧州城,居民被杀的有十之八九。这就不能不造成起义军内部的分裂,也使他自己脱离了广大群众。同时,葛荣在胜利形势下,冲昏了头脑,对于北魏尔朱荣带领前来镇压起义的“契胡”劲旅,毫不戒备,声言:“此易与耳”,又列阵数十里,分散了兵力。结果,在滏口(今河北邯郸市西)一战,起义军大败,葛荣也被尔朱荣军俘虏杀害。

葛荣失败后,余部在韩楼等人领导下继续战斗,一度占领了幽州,发展到数万人。六镇兵民在并州、肆州也先后发动了二十多次反抗起义。关陇的莫折念生起义军后来在万俟丑奴等的率领下,也一直坚持到公元531年。

这些起义虽然最后被北魏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北魏政府却大大地削弱,不久就土崩瓦解了。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汉族、鲜卑族、羌族、氐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政府的联合行动。羌族起义军曾一度占领潼关,威胁洛阳。在战斗中,各族人民进一步消除了隔阂,增进了相互了解,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融合。这次起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大融合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北周武帝统一北方

公元577年北周武帝灭掉北齐,结束了周、齐对峙的局面,统一了祖国的北方,在历史上作出了贡献。

公元534年,北魏政权的孝武帝受部下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投靠宇文泰,迁都于长安。高欢则另立元善见为帝,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从此,北部中国分裂为东西两魏。公元550年和557年,东魏、西魏先后分别被高洋(高欢子)的北齐和宇文觉(宇文泰子)的北周所取代。本来北周占据关中地区,僻处西北一隅,经济凋敝,民穷兵弱,力量远不及控制着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广大地区的北齐强盛。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北周却能逐渐强大,并终于灭掉北齐,统一北方,这不是偶然的。

早在周武帝宇文觉代魏之前,其父宇文泰已经实际上控制着西魏政权,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宇文泰出身于鲜卑宇文部族。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直努力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积极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他重用汉人苏绰,制定了计帐(以乡为单位计算户口、土地和赋役的办法)、户籍等制度,并对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和租调制,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进。如规定:有家室的男子受田一百四十亩,未娶妻的男丁受田一百亩。前者每年交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后者减半,受灾歉收则规定可以适当减免。力役也按年成好坏,分别定为每年负担三旬、二旬或一旬。这些改革,使宇文泰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加强和巩固。宇文泰在军事上创行府兵制。全军由六柱国分领,下设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每个柱国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领一军,共二十四军。军士都由固定的将领统率,而且另立户籍,不再负担其它赋役。实行这种制度,提高了士兵身份,改善了兵将之间的关系,战斗力大大加强。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当时虽然国力较弱,但在军事上已经能够和实力雄厚的东魏抗衡,还常能“以寡克众”。经过宇文泰的长期经营,为后来北周武帝的进一步改革和最终灭齐,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北周正式取代西魏的第三年,即公元560年周武帝宇文邕即位后,进一步摆脱鲜卑旧俗的束缚,继续推行多方面的改革。他几次下诏把从江陵俘虏来的奴婢全部释放为民,把他们投入生产。他还注重增辟农田,兴修水利,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周武帝注意促进民族融合,大量招募汉人充当府兵,扩大了士兵的来源,加强了北周的军力。周武帝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禁断佛、道二教。早在北魏末年,不少人“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纷纷投身佛寺,使得僧民数量恶性膨胀。北周境内即有僧侣一百多万,相当于政府户籍的十分之一,侵占去国家手中的大量劳动力,严重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公元574年周武帝“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断然下诏禁止佛、道二教,销毁佛经佛像,勒令僧道还俗。寺观的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分赏臣下,充为国用。成百万的僧侣以及僧祗户(依附于寺院的佃客)、佛图户(寺院奴隶)被编入户籍。这一措施大大增加了北周的财政收入和兵役来源,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周武帝的一系列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调整了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北周国力显著增强。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