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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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统一大业的兴衰(10)

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经济恶性膨胀,各个不同集团之间互相攘夺,这是外戚宦官斗争不已的根源。同时,专制主义皇权高度发展,为外戚与宦官代行天威,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东汉时期除去前期的两三个皇帝外,都是年幼即位,大的十几岁,小的不过两、三岁,很容易被外戚玩于股掌,而后又被宦官包围控制。因此,东汉后期一百余年间,不断出现的外戚与宦官互相倾轧,象走马灯一样的轮流专政,绝不是偶然的。

当然,不管是谁在专政,都同样的残忍贪暴。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豪族地主集团所共有的阶级本性。外戚梁冀曾强掠几千民女为奴婢,所建“兔苑”方圆几十里,西域“胡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竟牵连被杀十几人。梁冀得罪被抄家时,资产由政府官卖,得钱三十万万,大约相当于“天下租税之半”。宦官集团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常常更加贪婪。中常侍侯览曾夺占民田一百多顷,住宅三百八十一所。他的哥哥益州刺史侯参,搜括的金银锦帛等财物,装满了三百多车。在外戚、宦官轮番掠夺之下,人民饱受灾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能不起来反抗了。黄巾起义发动起来以后,统治阶级自己也承认,“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义兄、子弟、婚亲、宾客,据州郡,辜榷(搜括)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至为盗贼。”这是外戚、宦官专权的必然结果。

“党锢之祸”所反映的问题

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三十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括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晶覈公卿,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钢之祸”。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168年,(即桓帝延熹九年。)当时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百宫及附近各郡官吏)李膺,敢于不避权贵,裁治不法,很受“清议”的推重。以前,曾因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当县令时,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来逃藏于张让家的活动柱子里,李膺便亲率部下,“破柱取朔”,按法杀掉了。因此,李膺与宦官结了仇,但他的声名却更高了。太学生标榜他为“天下楷模李无礼”。读书人能被他容接的,都引以为荣,名为“登龙门”。一时成了反对宦官乱政的核心人物。到公元166年,宦官党羽张成教唆儿子杀人,被李膺逮捕归案杀掉。宦官集团借端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联系),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蛊惑之下,桓帝大为震怒,通告各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布告天下。李膺被捕后,牵连陈实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有在逃的,也要悬赏搜捕。一时之间,逮人的“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过了一年,经过尚书霍谞(xū须)和外戚窦武的力争,桓帝意有所解,这批人才被赦归乡里,但是还要禁锢本地,终身不许作官。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年(灵帝建宁二年),一直延续了十余年,株连之广,也超过了前一次。大宦官侯览依仗权势,残害百姓,强抢民女,侵夺大量田宅。当时的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侯览后来便唆使一个张俭同乡人,上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借此大捕党入,连同过去的著名党人李膺、杜密、范滂(páng旁)等,也一并构陷在内,一共“百余人,皆死狱中”。张俭则被迫逃往塞北避祸。后来在各地被诬为“党人”而“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皇宫门口贴反宦官标语:“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大卿(大官)皆尸禄(白吃饭),无有忠言者,”揭露宦官专政的黑暗。被触痛的宦官集团,又滥施淫威,四出搜捕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宦官集团为了彻底镇压党人,怂恿汉灵帝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宦官集团罪恶黑手的打击面,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第二次党锢之祸,达到了最高潮。

“党锢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从斗争的双方看,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宦官代表依权仗势而成暴富的新豪强;站在对立面的官僚,则多是久享声望的地方大族;太学生们则为依靠正途求取仕进的一般地主。在这场冲突中,另一部分豪强地主势力代表的外戚集团,出于争夺中枢大权的需要,也有时支持党人。这是外戚与宦官长期斗争的继续,因而把局势搅得更复杂了。

虽然这是一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但就当时来说,宦官集团长期的黑暗统治,已成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所以,一部分官僚和太学生,敢于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愿望的。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如李膺、范滂等人,其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他们反对宦官专政,不但作用有限,而且根本目的是要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正因如此,当黄巾起义爆发以后,汉灵帝便接受宦官吕强的建议,为防止党人与张角的农民军联合,主动“大赦党人,诛徒之家,皆归故郡”。而这些党人,也由于阶级利益的制约,自动站到朝廷一边,有的还直接参加镇压起义,成了屠杀农民的刽子手。

东汉时羌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抗斗争

羌族的历史源流很早,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他们的记录。

汉代的羌族分布地区非常广阔,大体以西海郡(今青海)为中心,南到蜀郡、广汉郡(今四川西北部),东边到扶风(今陕西西部),北边到陇西、天水(今甘肃一带),西北则邻接西域。汉代时期的羌族,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与汉族杂居地区,有一部分从事农耕。羌族不但没有统一的政权,而且族类种属非常杂乱,各支之间互不统属,分合无定。他们是汉政权统治下的一个重要兄弟民族。

东汉初,汉朝把羌人徙置在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今陕西、甘肃一带)。内迁的羌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杂居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两族相互交往与融合,对于汉羌两族的民族团结和羌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东汉的郡县官吏和地方豪强却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残酷地搜括、侵凌和奴役羌人。东汉统治者的压迫,激起了羌族人民不断地举行武装反抗。其中大规模斗争,共有三次。

公元107年(安帝永初元年)的夏天,汉安帝派遣骑都尉王弘强迫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的羌人随征西域。羌人害怕远征无还期,走到酒泉时便相率逃散。汉政府命令各郡县发兵邀击逃散的羌人,捣毁沿途羌人的房屋村落。羌族人民忍无可忍,被迫起而反抗。他们没有武器,“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多次打败汉朝的地方部队。这年的冬天,东汉王朝派遣车骑将军邓骘(zhī之),征西校尉任尚率兵五万前往镇压,也被芜人击败。羌族人民在斗争中,逐步联合起来,组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众遂大盛”。于是开始向汉朝反攻,东指赵、魏(今山西、河南境),南入益州(今四川大部分、贵州小部分),攻杀汉中太守,打得“朝廷不能制”,东汉政权一时十分被动。

在羌族人民斗争高潮中,东汉的地方官吏强迫当地汉族人民内迁,以避羌人锋芒,防止汉、羌人民联合斗争。汉族人民与羌人长期和平相处,因此,“百姓恋土,不乐去旧”,不肯迁动。东汉政府下令,“刈(割)其禾稼,发彻(拆)室屋,夷(平)营壁,破(坏)积聚”,强制人民迁往内地,造成了流离失散,大量死亡。汉族人民在杜琦、杜季贡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与羌族人民互相呼应,并肩而战,共同打击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直到118年,东汉政府才把羌汉人民的联合斗争,完全镇压下去。但是,已经糜耗军费达二百四十余亿,致使“府帑空竭”,严重削弱了东汉政权。

公元140年,羌族人民第二次大规模斗争爆发。前一年,东汉王朝委派马贤为弘农太守,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这三个人“天性虐刻”,到任之后,“多所扰发”,引起羌族人民的反抗。公元140年(永和五年)夏,且冻、付难两部羌人首先发难,一鼓作气攻下金城。接着与西塞、湟中诸部羌人联合,大规模地进攻三辅,攻杀郡县长吏。汉朝派遣马贤率领五六千骑兵前去镇压,在射姑山被打得溃不成军,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全都战死了。同时,羌族人民各部,分头攻打陇西、关中、北地等各地,烧园陵,杀官吏,此伏彼起,声势很大。东汉王朝每次都企图用武力镇压起义,但在羌族人民的强大攻势面前,汉军屡战屡败。当时内地又连年发生农民起义,东汉统治者内外交困,不得已只好对羌人采取剿抚并行的办法。羌人起义斗争直到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一直持续多年,才被镇压下去。东汉政府又耗费了八十余亿的战费。

羌族人民在公元159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反抗斗争高潮。烧当等部羌人联合进攻陇右,后来,其他各部羌人先后起来响应,到处“覆没营坞”,打击东汉统治。东汉政府派遣段颎、胡闳等人,进行残酷镇压。羌族人民坚持斗争十几年,才最后失败。

东汉时期,羌人的反抗斗争前后共持续了五六十年。东汉统治者对羌人的残酷镇压和战争破坏,使西北地区残破不堪,人口也大大减少。但是,尽管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镇压,却始终没有能磨灭羌族人民的反抗斗志。公元184年(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先零羌立即联合枪罕、河关等地的汉族人民响应黄巾起义,为推翻东汉统治者而并肩作战。

蔡伦造纸

我们这里所说的纸,是从现代所用纸即植物纤维纸的涵义说的。考古发现,这种纸最迟在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已经被我国劳动人民发明并且使用了。

从本世纪以来,西汉时期造的植物纤维纸,不断地被考古工作者所发现。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出了一张西汉宣帝时(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49年)的纸。1973年~1974年,在甘肃省额济纳旗地区发掘出一张不晚于宣帝时期的麻纸。1957年5月,在陕西省西安灞桥一座古汉墓中更发掘出了西汉早期的纸,被称作“灞桥纸”。科学工作者鉴定,“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苎麻等原料制成的,其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科学工作者还进一步研究推断,当时劳动人民制造这种纸,就其制造的主要工序看,已经具备了现代造纸的基本流程。“灞桥纸”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我国最早的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这些西汉纸,大多数都还比较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未被打散的麻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因而不利于书写。发掘出来的这些西汉纸面上也确实没有文字。显然,这时还是我国造纸术的萌芽和开始阶段。

到了东汉时期,造纸技术进步很大,纸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曾经不断发掘出一些东汉时期造的纸。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1942年在内蒙古额纳河东汉的烽燧遗址中,又发现一张东汉纸;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也发现一张东汉纸;到1974年,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更发掘出一批东汉纸。这些纸比起西汉纸有着明显的进步,大多数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遍地被人们用作为书写的材料了。东汉时期,不仅中原地区使用纸,而且传布到了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另外,也不仅限于上层统治者使用,而是连民间也比较广泛的使用起来了。可以说,东汉是造纸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时期了。

脍炙人口的“蔡伦造纸”的故事,恰好出现在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所谓“蔡伦造纸”,其实说的是蔡伦在劳动人民发明和发展造纸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造纸工艺的事迹。

蔡伦,字敬仲,东汉时期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他从小时候就入宫做太监,到和帝时被提升为中常侍,掌管宫内的杂事,并参与一些机要大事的谋划。后来,他又增加了尚方令的官职,负责皇宫内的手工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玩好器物。他监造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成为后世制造刀、剑效法的榜样。就是在蔡伦担任尚方令官职期间,他广泛地研究了民间的造纸经验,创造性地使用树皮、麻头、旧布、旧鱼网等植物纤维为原料造纸,把造纸技术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公元105年(和帝永兴元年),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和帝,受到了和帝的称赞。从此,全国都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由于蔡伦曾被封侯,所以,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使用一些废旧麻织品和树皮造纸,就为纸的大规模生产和推广使用开辟了道路。

纸在发明和推广使用以后,就逐渐地取代了笨重的木简和昂贵的缣帛,成了我国人民的主要书写工具。纸既轻便又便宜,不但利于人们书写、携带和装订成书,而且给以后印刷术的发明准备了条件。造纸术的发明对于文化的保存、交流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在我国人民已经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昂贵的羊皮和质地非常脆的纸草做书写材料,世界其它地方也没有纸,在书写材料上都还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公元七世纪时,我国的造纸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八世纪传入阿拉伯,后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十四世纪初叶,欧洲人才开始使用破布造纸,但已经晚于中国一千四百多年了。因此,造纸术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的贡献,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

张衡在天文历算方面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