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在“神农氏”这位“圣人”身上的创造发明就更丰富了。相传他用木料砍削、揉制成启土、锄地的耒(lěi垒)、耜(sì似)，教人种植五谷，他的儿子拄还教人种植蔬菜；又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还说他“耕而作陶”，在“耕而食”的同时，又能“织而衣”；更说他设立集市，交易有无等等。这些，描述了人类社会跨进“新石器时代”的全盛时期。这个时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劳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辨认和培植可食植物的经验。石器制作发展到更高水平，刃部锋利，形制合用；出现了石刀、石镰、石铲和大石耜，以及木制的耒、耜等农具。这时，人们就在烧光的土地上种植稻、粟等粮食作物和白菜、芥菜等蔬菜，这叫做“锄耕农业”。这时，人们还用石杵、石臼、石磨盘等把收获的粮食脱壳、研末，用灶炕作饭。制陶业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能制造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更方便了自己的日常生活。随着农业的发展，牲畜的饲养也普遍增多，这一阶段晚期，“六畜”也齐全了，导致了农业与畜牧业的社会第一次大分工。由于这种分工和氏族间经济生活的差别，氏族间就偶然地出现了一些交换活动。人们还用麻类纤维织布缝衣，比以前只知缝纫兽皮遮身更进了一步。由于对农作物的辨认，这时已可能初步取得了一些草药治病的知识。
总之，这个时代，人们劳动生产的创造发明日益丰富，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经济生活日益得到更多的保证。锄耕农业，家畜饲养和制陶、缝织等主要生产部门还是妇女承担主要任务，妇女在氏族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时，仍以女系为中心，所谓神农氏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个时候的氏族公社，所有成员还是和这以前一样，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共同遵守氏族习惯，互相帮助，一律平等，还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形成阶级，所谓“无制令而民从”，“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我国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情景。
古书中有关“黄帝”、“炎
帝”、“蚩尤”的记载关于我国远古时代的历史，除了通过考古发掘，找到了像“蓝田人”、“北京人”……等我们祖先的遗骸，和各个原始文化遗址，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祖先早期的形象和生活图景外，在流传下来的许多古书中也保留了不少关于我们祖先的神话和传说。这两部分材料，从不同角度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祖先的过去。
“黄帝”、“炎帝”和“蚩尤”是古书记载中我国远古时代三个部落首领。
现在流传下来的关于“黄帝”的记载和传说比较多。这大概是因为定居中原地区的氏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力量比较强大，文化比较高。年深日久，“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黄帝”也就成为汉族神话性的始祖。许多文物制度都追溯到“黄帝”。不过，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黄帝”族的一些发展情况。
“黄帝”族和“炎帝”族，最早都居住在陕西。“黄帝”族的发祥地在陕西北部，后来向东迁徙，沿北洛水，南下到今陕西大荔、朝邑，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又向东北走，到达今天山西省南部黄河之滨，最后定居在河北涿鹿附近。“黄帝”族的后裔主要是姬姓部落。所以这一带曾有过不少姬姓的方国部落，有的建国较早。在逐渐向东北迁徒到定居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也由游牧发展到从事农业，开始驯养家畜，种植植物。传说中的黄帝姬姓，号轩辕氏，也叫有熊氏。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的著名诗句，就是用“轩辕”来象征我们伟大的祖国，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忠诚。
“炎帝”族的发祥地在陕西岐山东面。他们向外发展的路线和“黄帝”族不同，路线偏南。大约沿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向东，到了河南西南部，最后到达今山东地区。传说中的“炎帝”姜姓，号神农氏，可能是由于他们最早从事农业的缘故。
“蚩尤”，是九黎族的领袖，九黎族原来是居住在我国东部的夷人部落。他们活动的地区，大约北自山东南部，极盛时可能达到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西南到河南南部，南下达安徽中部，东面一直到海边。可是后来由于与炎黄两族相争，一部分黎族南下与南方的土著苗蛮集团所属部落居住在一起。因此，后人也认为“蚩尤”是南方苗蛮的祖先。
九黎族最早进入我国中部地区。当炎帝族向中部推进时，与九黎族相遇，双方发生了冲突，长期斗争的结果，九黎族胜利了。炎帝族被迫逃往涿鹿地方(今河北怀来县或涿鹿县)，但是，九黎族并不曾长久巩固自己的胜利。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对抗，双方进行过一次大的战斗，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在战斗中被杀了。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涿鹿之战”。九黎族与炎、黄两族的斗争很激烈，时间也较长久，九黎族众寡不敌，一部分加入了炎、黄两族，一部分就南下到达后来叫做荆楚的地方，和苗蛮集团居住在一起了。
炎、黄两族在共同击败九黎族之后不久，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大冲突，双方在坂(bǎn板)泉地方(今河北省怀来县)接连发生了三次大战，最后炎帝族被打败了。这就是古书所说的“坂泉之战”。此后，这两个从陕西东下的部落，进一步结合在一起，伙同九黎族的一部分，在我国中原地区定居下来。
“涿鹿之战”和“坂泉之战”，说明了定居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是由黄帝族、炎帝族和部分九黎族(即夷族)组成的。他们互相融合的过程，当然绝不会这样简单，融合的途径必然是多方面的，后世流传的记载中，之所以只提这两次冲突，那是因为这是两个突出的重大事件。
炎、黄两族和部分九黎族(即夷族)结成一体定居中原后，共同开发了黄河中下游的两岸，使这个地区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进入阶级社会后，这些原来不同祖先的居民，都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春秋时自称“诸夏”或“华夏”，有时也单称“华”或“夏”。“华夏”就是汉族的前身。所以，后世汉族人也把黄帝奉为始祖，自称“炎黄世胄(后代)”、“黄帝子孙”。
古时候，人们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居住在这里的人又是华族，所以便把这个地区称为“中华”，后来，由于华族和其他各族不断融合，华族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他们与东方的夷族，以及南迁的九黎族、苗族、蛮族等，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关系也日益密切。中原文化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中华”二字便成了代表整个中国的名称。中华民族成了我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
关于“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说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源远流长，从远古时代起，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就共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地奋斗着。
尧、舜、禹的“禅让”和“夏禹传子”
大约在四千年前，我国实行过传为美谈的“禅让制”。它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在部落联盟内推举首领的一种制度。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就是我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前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例子。
传说，在远古的时代，有三个大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西方的炎帝部落，东方的夷人部落，西北的黄帝部落。他们为了争夺生存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最后结成强大的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里，设有一个联盟议事会来管理日常事务。各氏族部落的首领都是议事会的成员。议事会设有首领一至二人，具体执行议事会作出的决议。除主持祭祀、管理政事，解决联盟内的纠纷外，还有权决定对外战争与媾和。议事会首领产生和继承办法，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领推举。
由于这种制度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特别是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是产生在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联盟首领的推举，就不可能没有斗争。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后继人的问题时，兜(huān欢，dōu都)推荐共工，尧虽不同意，还是让他担任工师之职，以考验其才能，结果不行，大家又才推举舜，说他很能干。于是舜协助尧二十年，又代尧摄行政事八年，得到各方面的锻炼。当尧死后，舜让位给尧子丹朱，但是，各部落不听从丹朱的领导，有事还是都去找舜，歌手也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丹朱只得还位于舜。据传说，舜在协助尧时，就把曾向尧推荐共工为后继人的讠雚兜连同共工一起，加上“凶族”的罪名流放了，并起用“尧未能举”的“八元”“八恺”，以调整人事。又传说，舜把尧囚禁起来，丹朱也被排挤在外，父子不能相见。还有的传说，舜夺去了尧的职位，尧率领诸侯向舜屈服了。从以上的传说可以看到，尽管当时还存在着推举制度，可是，争夺部落首领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变得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残酷了。
尧、舜在位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洪水为患。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广大的原野，人民只得逃往山上去躲避。尧时曾用鲧(gǔn滚)治水，他用堵塞的办法，愈治愈坏。舜把鲧流放到羽山，后来就死在那里了。在寻找治水的人时，鲧的儿子禹被推举出来。禹接受鲧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费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把洪水治服了。当舜年老的时候，禹因洽水有功，就被推举为后继人。禹于是代替舜处理联盟事务。十七年后舜死，禹照舜一样，让位给舜子商均。各部落都不同意商均做首领，禹才出来接替舜主持联盟事务。
到禹时，情况就有了变化。先推举皋陶作为后继人，不几年他就先禹而死。后又以伯益作后继人，禹却不给他什么重要的事情干，伯益得不到多大的锻炼，他在各部落中没有威望。相反地，禹在暗中培植他儿子启的势力。所以，禹死后伯益再效法尧、舜的样子，让位给禹的儿子启时，启就不再还让给伯益，各部落首领也不敢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伯益不肯罢休，起而与启相争，结果被杀掉。启的同姓部落有扈氏认为他破坏了传统，起兵反对，被启打败，整个部落也被降为奴隶。
启看来是自己夺得王位，实则是禹精心安排的结果。所以历史上叫做“夏禹传子”。自禹开始传位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禅让”制度就被“传子”制度所代替。我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局面从此就出现了。
从“禅让”制到“传子”制的演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鲧治水的失败及禹治水成功的传说，反映出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传说禹曾铸九鼎，这表明金属工具可能已经出现了。禹治水时注意土地的开垦，又命后稷推广各种农作物，以发展农业生产。根据这些传说，禹在位时的生产力一定有迅速的增长。原始氏族社会是建立在极狭小的生产和低下的生产力基础上的，一旦生产力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氏族制度再也无法容纳。它必然要被奴隶制社会所代替。
奴隶制是十分残酷、十分野蛮的剥削制度。但是，奴隶制的采用，在那时的条件下，却是一大进步。它使社会的生产能够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发展。“只有奴隶制才能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文化的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反杜林论》)“夏禹传子”，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后人曾用“夏启以光”来评价这一历史变革，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禹治水的传说与夏朝
的建立相传在四、五千年前，我国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时候，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水灾。当时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洪水，老百姓只得跑到被水包围着的山岗上或丘陵上去避难。
一开始，部落联盟的首领尧曾派禹的父亲鲧去治水，由于他用“堙”(yīn因)、“障”的方法，用泥土填塞洪水。这样反而使水愈涨愈高，治了九年失败了。到了舜当部落联盟的首领时，又选择了鲧的儿子禹，让他继续去治理洪水，还派了契(商族的祖先)、后稷(周族的祖先)、皋陶等人去协助他。
禹很聪明能干，办事勤勤恳恳，非常认真，他与后稷等人动员了各部落的人民都来参加治水的斗争。禹总结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经过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和测量以后，采取了修堤堵水与疏通河道相结合的办法，使大水能畅通无阻地流向大海。
禹一心用在消除水害这件事情上。他在外治水的十三年当中，几次从家门口过，都没有进去看一看。妻子生了儿子，他也顾不得看上一眼。禹还建议节省各种经费，用在变水害为水利的工程上。在与洪水斗争的日日夜夜里，有人说他风里来，雨里去，脸变得又黑又瘦；也有人说他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可见他一天到晚是多么不畏劳苦。
经过禹和各部落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江河畅通，水流大海。湖泊疏浚，能蓄能排。茫茫的洪水退下去了，各部落人民与洪水的搏斗终于胜利了!
禹又组织人们去发展生产。他叫益把稻种发给住在低湿地区的人们，让他们种水稻。又让会种庄稼的后稷把不同品种的粮食发给大家，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解决了种子。禹还带着生产工具，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由于他采取这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的生产有很大发展。相传就是禹把全国分为九州的，所谓“九州”有冀州(河北、山西、辽宁)、兖州(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青州(山东、辽宁一部分)、徐州(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扬州(淮河以南，东南至大海)、荆州(湖北南部、贵州、广西)、豫州(河南、湖北北部)、梁州(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北部)、雍州(陕西、甘肃、新疆、青海、西藏)，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征收各种贡品。禹治洪水和发展生产受到了当时部落联盟首领舜的赏识，各部落人民也十分拥戴他。人们还称呼他为“大禹”——伟大的禹。
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征服大自然斗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全国按地域划分九州，也反映了氏族血缘纽带的松弛。在大禹的时候，我国原始社会进一步全面崩溃了。舜一退位，由于禹的威望和他取得的权力，便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禹时有了很多发明：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青铜冶炼也开始了，禹用青铜铸了九个大鼎，象征着他统治下的当时的九州；仪狄把粮食做成香酒，说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这时，部落首领越来越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奴隶也开始成为私有财富。
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产生，瓦解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城市的沟、墙，是埋葬氏族制度的坟墓，象征着国家即将诞生。相传筑城就是从鲧开始的。皋陶又为禹用法律镇压那些反对的人。这些，都反映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禹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先经过与出征的部落首领商量，再决定出征与否，而是发号施令，一手包办了对“三苗”(南方的兄弟民族。三苗，可能是三个部落。)的战争。经过长时间激烈的战斗，南方的“三苗”被打败，很多俘虏被转化为部落首领和父系大家长的奴隶。这些愈来愈靠压榨奴隶的血汗过活的部落首领和父系大家长，逐渐成了奴隶主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