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亢奋”的情况，都可能变得很可怕，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且错误百出。例如运动机能过度，可能演变成运动机能错乱，也就是不正常的肢体动作，像是舞蹈症、抽搐等。
这种介于疾病与健康之间、一体两面的矛盾，是自然界的一种诡计与讽刺。它让人觉得很健康、很幸福，都在后来露出潜在狰狞的本质。
导 言
我们曾经说过，“缺陷”是神经病学最喜欢用的字眼，事实上，任何功能失调都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无论功能正常还是存在缺陷或者故障，神经系统本身其实是一套机械的存储和传导系统，就好像电容器和保险丝那样。
如果情况相反--比如功能亢奋--又会怎样呢？由于对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神经病学家无词可用。功能或功能系统向来被认为只有运作和不运作这两种状况。所以这种以“亢奋”和“高亢”为特征的疾病对古板的神经病学基本概念发起了挑战，这也是相关的疾病从未受到应有关注的一个原因。一旦谈及亢奋和高亢的症状，比如病人总是不断地幻想、冲动、狂躁，人们总会把他们当成神经病；当这类病人器官肥大或身体畸形时，人们又从解剖学和病理学角度分析，认为那是畸胎瘤造成的结果。这些恰恰显示出，古典神经学系统里的概念和视角非常不恰当。我们需要对概念进行扩充，让它们变得更生动、更有活力，不再是死板的模式。
我们在中看到了功能丧失的案例，当我们只考虑功能缺陷时，还不会感觉到这种严重的不足；但是当我们遇到功能亢奋的案例时，这一问题立即凸显出来：不是记忆缺失，而是记忆增强；不是失认，而是认知敏感……
古典的、杰克逊派的神经病学家从未研究过这种功能亢奋型问题。这里的功能亢奋是指功能被过分强化或者不断产生新的功能。杰克逊确实曾提到过“超生理机能”和“超积级”的状况。但他只是觉得这种现象简单有趣，随手记下来而已。虽然这些事实和他刻板的神经系统概念有矛盾，但他还是把临床经验如实地记了下来。当然，这种矛盾就是他的特点所在，从而形成了自然主义和严格的形式主义之间的断层。
只有到了当代，我们才能找到一位同时研究功能缺陷和功能亢奋的神经病学家。卢瑞亚的两本临床笔记恰好兼顾这两点：《破碎的人》讲述功能缺陷，《记忆大师的心灵》讲述功能亢奋。时至今日我才发现，第二本书更有趣，也更有原创意义，因为它是一本探讨想象和记忆的书，而古典的神经病学从来不研究这类问题。
在我的《觉醒》一书中也提到：服用左旋多巴之前是严重的功能缺陷--不能运动、意志消沉、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等；服用之后产生的过度现象同样恐怖--运动机能亢奋、食欲失控、肌肉活动过度等。在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一个平衡点。
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套崭新的术语正在形成。这些术语、概念和以前的词语不一样，在涉及功能（如冲动、意志、精神、活力）的同时，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进行定义（古典的神经学概念基本都是静态的）。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中，我们看到更高级的规则在发挥作用：无数的幻想不断地从脑中萌发，各种想法不断地涌上心头，好像脑袋里长了畸胎瘤。而书中的那位患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它”。
不过用“它”来称呼依然太过死板，“滋生”更贴切地表达出异常活跃、令人不安的样子。无论在《记忆大师的心灵》一书中，还是在我的那些服用左旋多巴的病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病人的活力过度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而是一种有机的增殖或增生；也不只是功能紊乱失调，而是引发了全面的失控。
我们也许会认为，记忆缺失或失认的患者仅仅是功能或能力损伤，但从记忆增强和认知敏感的患者身上，我们看到记忆力与分辨力一直处于活跃亢奋的状态。无疑，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畸形。所以，我们必须从功能神经学转向行为神经学、生命神经学。亢奋型的疾病促使我们迈出这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我们就无法开始探索“心灵的生命力”。传统的神经病学机械性地强调功能缺陷，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得知大脑所有的功能及其实际的工作状态，至少在想象、记忆与认识等功能上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传统的神经学对心智的活动状态避而不谈，这恰恰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功能的提高也许有益于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却更有可能是恶性扩张甚至是畸形的。在《觉醒》一书里面不断出现的就是一个“太过头”的问题：因为太过兴奋，病人完全崩溃了，被冲动、想象和意志所吞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生理机能完全失去控制。
生命生长的过程中本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生长可能变成了过度生长，生命也可能成了“生命力过于强盛”。所有“过度”的情况，都可能变得千奇百怪，不合常理：运动机能亢奋，可能演变成运动机能障碍，出现不正常的肢体动作，比如舞蹈症、抽动症等；认知扭曲会变成认知倒错，感觉能力会病态地增强，出现颠倒的幻觉；而热情过度可能会演变成暴力情绪。
这种看似能带来健康的表象本身是一种矛盾，是自然界的一种诡计：在刚开始时，它让人觉得非常健康，状态非常良好，不久之后便显示出可怕的本质。它也迷惑了许多的艺术家，特??是那些将艺术与病态等同视之的人。这类结合了狂欢、享乐和沉沦的主题，不断在托马斯·曼的作品中出现：从狂热至极的《魔山》到灵感扭曲的《浮士德》，再到淫靡至极的最后的作品《黑天鹅》，都是如此。
我对此总是很感兴趣，也曾经写文章探讨过。在《偏头痛》一书中，我提到过攻击行为出现之前或开始出现时的亢奋。如果引用艾略特的话，这就是一种“美丽的陷阱”。对于艾略特而言，这常常是攻击行为出现的征兆。“美丽的陷阱”的讽刺之处在于，它恰恰表达了感觉“太好”时产生的疑惑和矛盾。
“感觉良好”就自然不会抱怨，人总是乐在其中这种感觉离抱怨最远。人们都爱唠叨不舒服的感觉，而不会埋怨太舒服，除非他们像艾略特那样，暗中觉察到了一点“不对劲儿”。如果不是通过知识或联想而产生的“不对劲儿”，就是因为那种良好的感觉本身太过头了，由此他们才警觉起来。总的来说，虽然病人很少会抱怨他们的状态“非常好”，但真的感觉“太好”时，他们也会觉得不安。
这就是《觉醒》的主题，可以说有点儿残酷。病人身患重病，几十年来卧床不起，突然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好了，从痛苦的境地走出来时，身体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有的病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罗斯一恢复健康就兴奋地说：“太难以置信了，太妙了！”但当病情变得不可收拾时，她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出大事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也会有同感。就像伦纳德，他本来觉得“很不错”。当他从健康转向功能亢奋时，原来充沛的活力变得太过旺盛，变得越来越夸张，原本和谐自在、随心所欲的感觉也越来越离谱：精力过剩、各种巨大的压力……几乎要把他给碾碎了。
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情况都是由功能亢奋带来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患者总会疑惑重重。“我的精力太旺盛了，”一位图雷特症患者这么说，“做什么事都太容易，太有力，太充沛了。这种狂热的精力显然是病态的表现。”
功能亢奋是一个美丽的陷阱，不管是由于本身的化学物质失调，还是对某些人工兴奋剂上瘾所致，“感觉良好”、“病态的表现”、“虚假的安乐”之下都掩藏着无尽的痛苦。
面对这样的情况，患者处于一种非比寻常的两难境地：对病人而言，刚刚摆脱了原来饱受痛苦和折磨的旧病，又掉入充满诱惑的陷阱，而且绝对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个怪圈。在功能亢奋的疾病中，病人会对病症作出妥协，逐渐加深对疾病的依赖与认同，以致最后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完全成了疾病的附属品。在本书中，那抽搐带来的激情就说出了这种忧虑。他说：“除了不由自主地抽动，我一无所有。”因为他的自我意识强过他所患的病症，所以不会有什么失去自我的危险。但是对于一些自我意识较弱或是自我发展不完全的病人，如果遇上势不可当的强势病症，就真的存在着被取代的危险。对此，我在本书会作详细的说明。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
1885年沙可的学生图雷特描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病症，后来该病以他的名字命名。“图雷特综合征”马上就广为人知，其症状主要为因过度的神经能量而产生一系列的奇异动作与念头：抽搐、痉挛、行动乖张、表情扭曲、大吵大骂、无意识地模仿以及各种强迫行为，同时具有古灵精怪的幽默感和古怪滑稽的表演才能。最严重的图雷特综合征会影响到感情、直觉、想象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病情轻一点的则只在平常的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动作或冲动，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显得有点奇怪。直到19世纪末期，这种病才被深入研究和广泛报道，图雷特医生和他的同事非常清楚，这样的症状是因为原始的冲动和渴望难以控制造成的；但也有生理上的原因，可以肯定的（即使还没有找到病源）是神经性的失调。
图雷特的第一份医学报告发表之后，几年内就有好几百个相似病例被报道，且没有两个个案是相同的。很明显，这种病的症状有的轻微温和，有的却非常强烈怪异。同样明显的是，有些患者能自己做适当的调节，从而让生活更加便利，甚至能因此使思考、联想与创意变得更加敏锐；但也有些患者完全被病症控制，被图雷特症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混乱包围，几乎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就像卢瑞亚医生形容过度记忆症患者那样：这个病总存在着“它”和“我”的斗争。
沙可和他的学生弗洛伊德、巴宾斯基、图雷特是最后一批将身体和灵魂、“它”和“我”、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进行平行研究的专家。20世纪之后这两种学派开始分道扬镳，逐渐变成没有灵魂的神经病学和没有身体的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对图雷特症作出的任何解释都看不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几乎没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有些医生发现患者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认为这是神秘现象，而大多数的医生听都没听过。那情形就如20世纪20年代的嗜睡症爆发并大规模流行，而现在早就被大家遗忘了。
嗜睡症被遗忘与图雷特症被忽略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病情都很不寻常，都让人难以置信（至少人们不相信一般的药物会有用）。它们也很难被纳入传统的医疗架构中，所以就被遗忘了，神秘地“失踪”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事情暗示我们，这两种病还有更密切的联系。嗜睡症患者有时会出现运动机能亢奋或疯狂的状态，在发病早期，心理和生理的兴奋感不断加强，动作和抽搐不断加剧，强迫行为愈加明显。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被完全相反的情况控制，整个人进入恍惚的睡眠状态。而我则在这群人沉睡了四十年之后才发现他们。
脑炎综合征患者与嗜睡症患者脑中的多巴胺比正常人低很多。所以我从1969年开始，让这些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使其体内产生多巴胺进行神经传导。由于服用左旋多巴，他们的病情完全改观了。刚开始，他们从不省人事中清醒过来，慢慢恢复健康；接着，他们被推向另一个极端：抽搐和狂乱。这是我首次遇到类似图雷特症的症状：异常的兴奋、强烈的冲动、常常伴有古怪滑稽的幽默感。虽然我从没见过真正的图雷特症患者，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把“图雷特症”挂在嘴边了。
《华盛顿邮报》一直密切关注那些醒过来的脑炎后综合征患者。1971年初，他们问我这些病人恢复得如何。我回答说：“他们一直在抽搐。”他们为此发表了一篇关于“抽搐”的报道。该报道发表之后，我收到无数封来信。我将大部分的读者信件都转交给同事，但是有一位患者，我答应要去看他，他就是小雷。
图雷特症大联盟
拜访过小雷的第二天，我在纽约市中心街头看到了三个图雷特症患者。我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据说这种病非常罕见，出现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但那时我在一小时之内就看到了三个。我再次陷入混乱、迷惑和不解之中：会不会是我一直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没注意到这类患者，或者轻描淡写地将其归于“过敏”、“发疯”或“痉挛”？会不会每个人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有没有可能图雷特症并不稀有，反而相当常见，比原先预测的要多得多？第三天，我没有刻意留心，却又在街头看见两个这样的患者。这时候我突发奇想，对自己说，搞不好图雷特症患者到处都有，只是没被认出来；而一旦被认出来，就会发现他们比比皆是。如果第一位患者认出另外一位，第二位又认出第三位，第三位认出第四位，这样下去，直到所有的患者都被认出来，最终，这群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成为我们当中的新新人类。他们彼此认识、互相关怀，紧密团结起来，并通过这种自然的方式不断集结，会不会建立起纽约图雷特症患者大联盟呢？
三年后（1974年），我发现我的幻想变成了现实：患者们真的成立了图雷特症患者大联盟。当时，他们只有五十名会员；而今，七年过去了，会员人数多达好几千（主要由病人和他们的亲友及医生组成）。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应当归功于联谊会本身的努力。他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进行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图雷特症患者的困境。这番努力引起了大众的兴趣和关注，大家不再厌恶和疏远患这种病的人。联盟还支持各种研究，从生理学到社会学都有。例如：研究患者脑部的化学物质，研究致病的基因及其他因素，探讨患者表现出的异常快速、混乱的联想与反应。他们还揭示病症原发和病情发展之后的本能与行为结构，研究患者的肢体语言和抽搐的语言结构，对患者喜欢谩骂和搞笑的特征有了意外的发现（其他的神经性失调症也会出现这种症状）。不仅如此，联盟还调查患者与家人或他人的互动情况，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图雷特症患者联盟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图雷特症病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这也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病人首先了解自己的病症，对自己进行研究和治疗，成为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