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珍稀沙生植物保护基地主任石社强谈到科研项目的分配时也感触很深，他说：“我们这个保护基地是几辈治沙人的心血，但要全部建设好，可能还需要上亿元投资。科研项目名义上是‘招标’，实际上根本到不了基层。现在，科研方面也有一个‘二级批发市场’，一些有关系的大单位拿了项目后做不了，便分一点给下面，一个上千万的大项目能分给你一二十万、几十万就算‘照顾’了，给你‘面子’了！由于项目不好争取，一些面向实际、行之有效的技术、产品就不能尽快推广。在基层搞科研很艰苦，待遇又差，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搞了一辈子治沙，仍然很清贫，我们家就算是三代人都在搞治沙了。有本事但没有课题，只得自己去育苗，去想法挣钱。干旱地区的节水技术和抗旱造林技术等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我们没有项目。所长常去北京、外地，与各个方面联系，但要到的项目太小，有时连差旅费都不够。‘十一五’期间我们报了80多个项目，但上面只批了10多个。科研是不是只研究宏观问题，而不需要面向实际、面向基层呢？”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有和陕西同行一样的苦恼。这个研究所是甘肃省的重点研究所，是援外项目所在地，曾为东南亚、西亚、东欧、非洲几十个国家开办过关于治沙方面的培训班，但谈到治沙方面的科研情况时，研究所副所长方峨天便反映：
“国家给基层科研单位的经费很少，民勤的防沙治沙问题国家花了许多钱，有时一个项目就是几千万，但没有效果，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长官意志，没有科学规划，缺乏科技含量。比方节水问题，现在仍然停留在领导报告、专家论证里，没有科学的方法。对防沙治沙我们研究所是有办法的，可以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古浪我们去治理后效果就很好，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希望国家的科研项目能够向基层一线倾斜，搞治沙工程也应该吸收专家参加。目前研究所的工资国家只给70％，其余30％靠自己挣，实际上，干旱区、沙化区的科研是无法市场化的，因为我们的研究项目只有生态效益而无经济效益，如果完全市场化了，为了生存只能改行。环境艰苦，收入又低，人才流失了，将来又怎么办呢？……”
这些基层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反映的问题都很具体、很实际，但却涉及到我国科技体制方面一些重要的问题。反映在实际工作中，便一方面是防沙治沙缺乏科技支撑，而另一方面却是大批科技人员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关方面是不是应该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认真解决呢？
由于部门利益，由于急功近利，由于缺乏科技含量，如今我们在生态建设包括防沙治沙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做法。某省林业局治沙造林处那位女处长说得很对，也许现在我们自认为很正确的一些做法，过一段时间却发现是错误的。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曾对“三北”防护林工程提出质疑：
针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地荒漠化，我们步美俄后尘，继续采用人工造林的办法，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三北防护林’。目前规划中的‘三北防护林’和‘京津风沙源治理’两大工程，覆盖了我国85％的沙化土地，两大工程仅中央近期累计投入就近100亿元。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成功制止‘三北’地区的土地退化。与此相反，‘京津风沙源’形成于近20年来，是在‘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以后的事。20年前，草原上远没有出现今天大规模的生态退化。
‘三北’防护林为什么没有成功地阻挡土地沙漠化呢？其实这正是生态治理的误区所在。‘三北’中的西北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这些地区是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的。试图通过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三北防护林的目标），其代价是巨大的。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黄秉维院士当年就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我们承认大西北地区经过人的努力，长出了不少树木，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
近几年在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中，西北几个省都在草原上大种柠条、并且还“硬性规定”了柠条株距、行距的做法，不少省市县草原站站长都有看法，他们认为：
“对荒漠化草原应该充分发挥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保护草原最好的办法是禁牧。天然草原是千百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就要尊重大自然。现在人为地大量带状种植柠条，而柠条又是一种很‘霸道’的植物，它们会影响地表的水平衡，还会把土壤中很少的一点养分全部吸干，引起周围原生态草场退化，甚至造成新的沙漠化。最好还是采用撒播的方式，让它与原生植被互补，搞成带状是对天然草原的破坏，我们一直有意见……”
“我国北部、西部的生态问题，说到底是草原生态问题。国外对草原很重视，而我国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强调在草原上到处种树……”
北京林业大学几位长期在治沙第一线研究生态治理的老师也反映了许多看法，他们说：
“国家有关部门总是硬性规定造林每亩地必须达到多少株，而不顾各地不同的条件。在干旱地区不要说乔木，就是灌木种密了也不行。不一定植被增加生态环境就好转了，我们只看到地面，地下呢？地面丰饶了而地下却贫瘠了怎么办？上一代专家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研究。譬如榆林，到处都绿了，但海子消失了，地下水位下降了，这到底是好是坏很值得研究。”
“现在我们到处都种一样的植被，从东到西一个面貌，没有特色，民勤、榆林、盐池……都是典型，都一样地种柠条、沙柳、羊柴、花棒，过去宁夏的盐池和陕北的榆林差别很大，现在趋同了，是否值得担忧呢？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生态环境？到底什么叫可持续发展？什么叫科学发展观？如果只考虑‘绿’，只在‘绿’字上做文章，问题就太严重了！”
“在内蒙这样的地方大面积造林并不可取，一棵乔木一年耗水大约3至4吨，下雨根本满足不了，要靠地下水；而踏郎等灌木一年耗水不过200至300毫米。有人认为森林可以涵养水源，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目前在我国北方，森林耗水是主要的，在南方才能涵养水源。”
另一位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在发表意见时，曾一再要求我千万不要暴露他的名字，否则他会被有关部门“封杀”，他的意见是：防止沙漠化国家应该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人口容量等各个方面想办法，不应只考虑林业，不能用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去治理。还林即是一例，现在搞了一些示范区，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但由于前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急功近利，因此难以持久。治理沙漠化需要时间，需要持续不断，政府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防沙治沙有负面影响。
我们许多工作一刀切，许多急功近利的行为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做法违反了自然规律，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以柠条为例，我们正在研究它，经过实验发现，柠条的垂直根系可以达到十几米，水平根系也有七八米，到底密度多大才正确呢？
现在一些地方大量种植柠条后已经引起了生物多样性发生变化，水分变化了，多年生牧草没有了，林业部门为了便于管理就主观地规定了株距行距，这样做法的危害他们想过吗？
关于生态修复，有太多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学术界也有很多争论，以植物的选育为例吧，就需要很长的周期，但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听真话，谁说了真话就不让他参加会议，也不给他项目，把他“封杀”。这种做法的危害太大了！
除了科研方面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生态文化的培育了。
世界环保事业最初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公众。20世纪中叶，被称为“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的李奥波德，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大地伦理”的观点，主张以伦理和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1962年蕾切尔·卡逊夫人发表了《寂静的春天》，第一次用大量实例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农药对生态环境和生物链、食物链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在这本书的影响下，美国政府进行调查后，改变了当时执行的农药政策，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1970年4月22日，美国两千万人参加了环保游行，以后这一天便被称为“地球日”。1971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成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后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
如今，联合国已经把生态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指出，21世纪道德观的最高标准是可持续发展。
有的专家认为，“解决环境问题需要一次文化革命”——需要超越工业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包括哲学范式的转变、价值观的转变、政治制度的转变、经济或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曲格平对生态文化也有一段很精采的论述，他说：“时间已跨入了21世纪，人们不禁要问：20世纪给人类文明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如果说，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人的价值，并由此迎来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辉煌的日出，那么，20世纪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又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然环境的价值，这为21世纪绿色文明的到来开启了新的曙光。”
实事求是地说，在20世纪的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中，我国曾一度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面，7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次环境浪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对自身的严重问题还浑然不觉，直到90年代特别90年代末从大自然一系列“报复”中，我们才终于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因此曾有外国专家指责：“中国文化中缺乏对大自然的珍惜和爱护。”
这种指责当然是错误的。
我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许多民族都崇尚“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崇拜天地山川，珍惜一切动植物的生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思想家老子便已经意识到了宇宙自身的和谐，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以后庄子又提出了“太和万物”的观点，主张“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道家“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直到今天，对我们建立正确的环境伦理仍然有重要意义。儒家宇宙观、人生观的基础是“天人合一”。“天”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常说的“天命”便包含了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却是指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即是大自然，指人和自然的统一。“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庸》云：“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地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焉”指的是出现一个和谐有序的宇宙；“万物育焉”指的是一个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世界！
近几十年在许多领域中我们都喊出了“人定胜天”乃至“与天斗争”、“与地斗争”的口号，传统文化中也曾有“人定胜天”的说法，但传统文化中的“天”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天命”中的那个“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主张“征服自然”，更不主张“与天斗”、“与地斗”，相反倒是非常重视“顺应天时”的。在封建社会中，“顺应天时”的思想，曾长期在政治、经济、民俗乃至人体保健中起着重要作用。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氵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古人向来把自然环境看作是自身赖以生存的条件，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的理念。
正是在认识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山水文学”和“森林美学”，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成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而宝贵的文化现象。
但是无可讳言，近几十年我们的环境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中却充满了谬误和混乱。“斗争哲学”成为对环境进行破坏的理论基础，狂妄而愚蠢地把人类摆在了和大自然对立的地位，幻想并强调“征服”大自然。而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错误的“政绩观”，体制上形成的部门分割、地区分割，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巨大而贫困的人口……这一切，都汇聚成为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的催化剂。
在地方官员和广大群众环保理念淡漠的情况下，我国的环境保护与西方国家不同，不是首先来自公众，而是由中央政府首先推动的，从提出“基本国策”到“科学发展观”都是如此。如今，经过近10年的努力，地方政府和公众的环保意识已经大大提高，还出现了一批环保志愿者，在实际工作中也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积重难返，我们在哲学思想和生态伦理观方面还存在误区，我们的环保立法意识还并没有超前，我们在体制上还有许多漏洞，在如何处理环保与发展的关系方面还比较模糊，在产业结构转型方面还刚刚起步，再加上，还有大量贫困地区，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好好解决，远远没有达到能够自觉反省发展方式的地步，因此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环保意识都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对环保权、生态正义这些概念的理解都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保护生态环境，不仅需要科学，而且需要民主，在这两方面的发展我国都有严重滞后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在公众参与生态问题的决策方面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办法，公民与非政府环保组织可以向媒体、向政府抗议，甚至可以游行或告上法庭，有力地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和企业进行抵制。西方国家许多专家、许多企业都在讨论“环境公民权”、“绿色公民权”、“可持续公民权”以及“公民权的生态挑战”等问题，并主张在环境问题上进行道德的反思。而我们还仅仅在进行保护生态环境的启蒙教育，民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程度很低，受到的限制也很多。在没有公民广泛参与的情况下，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致出现了环保投资长期失真，环保数据经常出现弄虚作假，“权贵”们肆意破坏环境，江河湖泊屡次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等现象，总之，目前我们的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我们常常谈论以色列在防沙治沙和发展沙产业方面做出的榜样，也常常谈论邻国日本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但让日本具有应对巨大灾难的能力，而且逐渐成为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面对我国众多的人口，面对我国迫在眉睫的环境形势，全民的环保意识再不提高，政策和制度的约束力再不加强，真正的“忧患”恐怕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面前了！
没有现代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就不会有生态环境的现代化，21世纪前50年应该是我国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创建和谐社会，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不仅需要金钱物资，还需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学会控制自己的贪欲，提倡更加重视精神生活。面对当前拜金主义盛行、浮躁而不安的社会心态，我想强调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
但愿到21世纪末，随着生态现代化的全面完成，我国的生态环境会发生面貌一新的巨大变化，生态恶化包括沙漠化的扩展将被有力地遏制，我们的祖国将处处鲜花盛开、蓝天碧水，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幸福地生存在蓝色星球最美丽的土地上！
2008.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