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3月。他从对此书的“自我反省”开始，拉开对于鲁迅研究的再思考。他认为：用传记考证与索引的基本模式继续研究鲁迅是否已经山穷水尽？他想提出一个口号：超越“鲁学”，既不把他神化，也不把他个别处理，而把鲁迅的生平、思想、作品放在一个广义的文化层次中重新诠释，并以此来反思这个文化遗产的本质。
在对待传统与西化的问题上，李先生以为要扬弃对立二分法的思考方式，他同意林毓生教授的看法：鲁迅的反传统只能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的表面层次，他更着重的是创新——特别是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创新是欧洲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从浪漫主义传统所尊重的艺术和艺术家的独创性衍生的，这一时期的欧陆艺术的创新在于反理性、反中产阶级的人文主义现实，中国的“五四”文化既发掘了人文主义的自我又推崇理性、注重艺术形式的创新，但在表面上这三者皆为反传统的意识形态所用，因而，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也是三者兼得的，但在其作品中，这三种意识又冲击得很厉害。
鲁迅语言的文学性问题。鲁迅在早期作品中更扮演一个语言“解构”的角色，以《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探讨中国传统的流水账为例，就是一个极精彩的德里达式的文本解构，并试图作一新的诠释，从而创出第一篇中国的现代小说。
在20世纪末，讨论鲁迅的现代性是否仍有意义？李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从两个层面加以论述。其一，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性对西方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过程是一个挑战。鲁迅在作品中对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思索得很多，他似乎永远徘徊在一个不稳定的现在，这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看法是不大相同的。鲁迅那一代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涌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只有像鲁迅这样的人才半信半疑。他在艺术上的创新，一方面是表达一种现在的“焦虑”，而这种独特的焦虑感正是鲁迅的可贵之处。
但在后现代语系中，已无所谓任何焦虑，李先生表示不能同意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詹明逊（Fredric Jameson）教授对鲁迅的评价，而认为鲁迅作品的寓言性，就在于它的公私之间的斗争——既非高尔基亦非普鲁斯特，而是两者得兼，与卡夫卡更相当。其二，必须回归中国，把鲁迅作为庸俗化的反证。当主流意识形态把鲁迅纳入历史神话以后，他的现代感和独创性更显突出，与官方的政治“媚俗”传统（如“形势大好”等）恰成对比。鲁迅的“现代性”是与“先锋”的意义相适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包括苏联），“先锋”就是革命；艺术形式上的偏激，就是一种进步，至少它反对保守或庸俗的卫道者，鲁迅有这种想法，但对当时所谓的“革命”却有所勉强，这种感受是极为复杂的。
（三）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美学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个题目可以重新研究。中国学者接受了4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洗礼，但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发生兴趣才是近年的事。这门学问在美国学界仍盛，中国年轻学者反而不太注意。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看鲁迅，李先生认为卢卡契并不适用，反是布雷希特更有启发性。他还举出意大利的“革命导师”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看法与鲁迅不谋而合。葛氏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看法值得重视。
在世界文坛上，鲁迅生活的时代是现代性文艺和革命性的左翼思潮交错互融的时代，鲁迅的思绪自有其国际性的视野，他的革命性是奠定在一个国际性的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思考之上，而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民族的救亡图存，所以他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在本质上有显着的不同，听完李教授的发言，我觉得他似乎也有着一种焦虑，一种希望超越快要随这个世纪结束的旧鲁迅研究的热切感，他为此在探察另一条新路。
刘再复教授曾是5年前北京鲁迅讨论会的主持者，作为大陆着名的鲁迅研究家，他的讲演揭示中国鲁迅研究界近年中的一种反思。他的论题是“鲁迅研究的自我反省”，经过两年来海外的回顾与思考，他通过这一报告进行两种反省：一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中历史角色的转变的反思，一是对自己过去十几年中的鲁迅研究作根本的反省。
首先，刘教授指出这种反省不是对鲁迅的否定。对自身的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包含着对鲁迅的一种更加理性的尊重，就如哈佛大学对马克思的尊重，使得马克思显得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存在。
刘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我在鲁迅研究中一直把鲁迅作为偶像，把他的思想作为一种不可置疑文化法则和文化前提，直到1986年在‘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报告中，仍然将鲁迅作为导引中国文化方向的指路明灯”，这就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是把鲁迅的研究变成其思想的演绎和注疏，因而也接受鲁迅提出的全部命题，20世纪60年代初当王蒙提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反命题时，刘教授并不认同王蒙的思路，事实上，鲁迅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痛打落水狗”的思路使得革命的后遗症不断加剧，滑向暴力化。其二，刘教授认为，把鲁迅的思想当成器具以对抗其他权威，对某种绝对价值尺度提出批评时又把鲁迅的思想作为绝对价值尺度，缺乏对鲁迅自身局限性的发现与认识，在评价其译作时没有注意到，鲁迅吸收的看来正是普列汉诺夫僵化的、决定性的一面，同时，这种尺度还导致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进行评价时，以接受鲁迅的判断为前提，缺乏超越态度，因而在《鲁迅思想美学论稿》中对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的批判都以鲁迅的判断前提为尺度。
刘教授谈到鲁迅的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他在撰写《鲁迅传》时主要接受了瞿秋白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决定论，这种研究模式主宰了中国数十年的鲁迅研究，也影响了自身的研究，这种政治进步和思想飞跃的模式，使得他笔下的鲁迅带上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模式在思想文化上确立统治地位之后，作家一旦接受，就结束迷茫时代的自我探索和自由寻找的活泼状态，这种确定，仿佛是作家的进步和飞跃，其实却是作家艺术家的致命伤，文学艺术的最大陷阱就是确定化。鲁迅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尤其是后期，带有明显的人格分裂的复杂性，这是作为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观念的革命战士和作为一个深刻了解艺术内在规律的作家的分裂。他以前没有予以正视，也是一个缺陷。
同时刘先生指出，在研究中又接受流行的关于鲁迅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整合形象的观念之影响，用“三家”界定鲁迅本质，把鲁迅的文学作品均作革命化的阐释，将其丰富的精神内容简化成口号和革命的绝对命令，把鲁迅一时的激愤之词上升为普遍性原则。作为一个文学家，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本质是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思想家，其深刻性是少见的；但作为一个革命家却比较勉强。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鲁迅被彻底地变形。一切制造仇恨的革命激进分子都打着鲁迅的名字，以他的名义践踏同胞，奴役他人，我却始终无法在论着中坦率地表明自己的忧虑，并有意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
最后，刘先生表明三点意见：第一，对于鲁迅的“报复”和“能杀才能生”等观念表示理解，因为这是一个作家的表达，而非政治家充分理性的表述。第二，顾及鲁迅的全人，注意他的这些基本命题的反命题。第三，对鲁迅这些观念的抽象化原则采取质疑的态度，以理性扬弃其片面性和偏激形式。鲁迅是20世纪中国产生的最伟大的作家，他的创作将超越时间的界限，继续被欣赏和阐释，但是，一个以政治意识形态重塑鲁迅的时代将会和这个世纪同时结束，刘先生认为，他的这个初步反省，正是和这个时代告别，希望它将成为结束这个时代的一种声音。刘先生的发言诚恳而且充满理性，代表着正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省与反思的严肃的学术态度。林毓生教授就高度评价他的这一“反省”，认为这场报告是刘先生鲁迅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这一“反省”也标记着中国鲁迅研究界开拓新路的一种转折。
（四）呼唤新的鲁迅研究时代
会议开了两天，有许多关西、东北地区的日本教授和中国留学生远道赶来赴会，最后一天又适逢周六，会场上更是座无虚席，有不少人只得站着旁听，会议的讨论也很热烈，以至会议时间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在会议上，日、中、美三国学者认真地进行交流与讨论，可以说是众多纪念活动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学术会议。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不满足于鲁迅研究现状的同时，也对自身的研究进行深刻的自省与反思，从而提出新的目标与追求。因而，东京会议是呼唤一个新的鲁迅研究的学术时代到来的先声，也是面对新世纪而再出发的起跑点。
选自《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