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第380页。当然，不同的人对上述实验环境的忍耐时间长度不等，有的长些，有的短些。实验证明，人在清醒的条件下对无信息输入的绝对安静情境是不能忍受的。相反，人是需要刺激的，只有刺激才能激起内心动机，从而发出某项行动。当然，佛老人生论那套解脱痛苦的办法，并不能简单地比诸上述的试验，解脱痛苦并不等于不要任何信息的输入。但是，“心斋”、“坐忘”、“涅盘”、“无为”等境界，确实表现出尽可能地排斥刺激的趋向，它们不是通过创造试验环境，而是通过主观精神的努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把一切都忘记了，连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自然就哀乐不能入。
刺激依然存在，不过对于这样的精神个体不起任何作用，不激起任何动机，不发出任何行动罢了。人需要刺激，需要行动，需要实现心中的意志目标，这是人类最自然的本性，这在科学家的实验中表明得很清楚。但佛老那一套解脱痛苦的办法明明违反人的自然本性，却标榜为顺应自然，同归大化。我们只能把它们理解为玄言高理的逻辑。张岱年说：“无为的思想，是包含一种矛盾的。人的有思虑，有知识，有情欲，有作为，实都是自然而然。有为本是人类生活之自然趋势。而故意去思虑，去知识，去情欲，去作为，以返于原始的自然，实乃违反人类生活之自然趋势。所以人为是自然，而去人为以返于自然，却正是反自然。欲返于过去之自然状态，正是不自然。”
《中国哲学大纲》第3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人类为应付生存问题而创造的一套文化，大体上说，是帮助人类朝着选择和进化的方向提高生活水平的。比如工具的发明，技术的应用，理想的指导作用等等，都能使人类由较低的生活程度进化到较高的生活程度。由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社会而游牧社会，而农耕社会，而工业化社会，而信息社会。但是，这仅仅是大体而言，文化成果的运用是否都能使人类提高生活，还在于人类自己的努力。同时有一些文化创设并不都起选择和进化的作用，它们还会意想不到地起反选择、反进化的作用。例如，医疗技术的极大进步，虽有助于人类延长寿命、抵御疾病和增强体质，减轻生存竞争，缓和适者生存的自然律作用于人类的残酷性，降低人类的死亡率。但也因此使不良基因的携带者遗传给后代的机会大为增加，因为在良好医疗条件下他们也能结婚和抚育后代。如果没有医术的保护，不良基因的遗传机会是极少的。事实上，医术的进步在今天反倒引出了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的严重问题。新问题的出现迫使人类研究新办法，寻求新途径去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术固然有促进进化的作用，但在人类的具体运用之下，又带有反进化的色彩，它虽然较好地解决个体自然生命的问题，但又给人类带来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解脱痛苦的传统宇宙论人生论也是这样，它企求人们用主观的努力和智慧化解内心情绪反应的不平衡，创造更高级的生命。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我忽然而乐，忽然而忧，无端而惊，无端而喜，果胡为者？如蝇见纸窗而竞钻，如猫捕树影而跳掷，如犬闻风声而狂吠，扰扰焉送一生于惊喜忧乐之中，果胡为者？若是者，谓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
（四）痛苦的意义 (2)
《梁启超选集》第105～1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为了不被“物役”，不做“心中之奴隶”，彻底摆脱喜怒哀乐的情绪困扰，而“心斋”，而“坐忘”，而“涅盘”，而“无为”，痛苦固然是回避了，个体的心神安宁固然是做到了，但却为此丧失正确评价刺激的能力，丧失正视危机与挑战的能力，虽有刺激，虽有挑战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能激起更高级的追求，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最终反而有损于整个民族。佛老的宇宙观人生观被中国人应用到人生，它最多只能给个体陶醉于自我的自足，但却抑制和阻碍了民族的进化，由“少知寡欲”而至于近代的一败涂地。
从这个意义说，佛老宇宙观人生观是反选择、反进化倾向很强的文化。被石头绊倒在地，当然少不了神情的懊恼和皮肉之苦，但倘若如阿Q，一想“人生天地间大约不免”如何如何，可能会舒服坦然得多。但不花力气去搬掉石头，绊脚石依然在那里，直到碰得头破血流。又如，牛顿坐在苹果树下，看着苹果往下掉，忽而起了研究它究竟所以然的念头。假如这时庄子走过来告诉牛顿，“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别白费脑筋，有什么好研究的？牛顿听信了这位东方智者的箴言，不研究了，那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又不知往后推迟多少年。不正视痛苦，不敢迎接挑战，不发挥造化给予人的无穷尽的主体能力，并落实在现实的人生中，就会使人类创造的文明停滞甚至向后倒退。
胡适批评庄子极端相对主义人生观说：“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爱拂儿塔上（Eiffel Towo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为世界第一高塔）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做一样高低罢。’……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泰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278～279页，1919年北京大学丛书本。胡适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佛老人生论的大前提就是糊里糊涂一锅浆的“道”和“本无”的观念。世界本来就是“空”，本来就是说不清楚的糊涂事，自然就没有必要研究它。但科学的理性却与这种滑头态度相反，一是一，二是二，一切诉诸标准和实践。人类生活的改进和提高，就是靠这种老老实实的理性态度和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