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第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黑格尔分析说，阿喀琉斯，他一方面是最暴躁、最富有报复性的勇士，另一方面又是个富有情感，尊敬年迈长者的人。他把被打死的敌人、特洛伊的大将赫克托尔的尸体绑在他的车后，绕着特洛伊城拖了三圈，表现出异常强烈的复仇情绪，然而，当赫克托尔的父亲、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到希腊军营里请求领回他儿子的尸首时，他却表现得心肠柔软，暗暗想起自己的老父亲，于是，他伸手给这个哭泣着的老国王。黑格尔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性格，更是异常丰满，即使他笔下的小丑，固然有他们的卑微的一面，但是却充满着聪明伶俐和幽默。而“纵使写的是些坏人物，他们单在形式方面也是伟大而坚定的”
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第302页……这些坏人，也往往显出伟大的气魄。总之，他们描绘的人物，都不是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他们都不是用抽象的方法，把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挑出来，然后又把它绝对化，变成某一个人的标志。因此，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让人感到是一个丰满的有生气的真的人物，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死板的概念的化身。这种人物，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整体，丰富多彩的世界，而不是像古典主义作家笔下的性格，只一个片面的角落，某一准则的象征。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第295页。黑格尔因为要求性格的具体丰富性，而反对抽象的孤立的单一性，所以推崇莎士比亚笔下形象的丰富多彩，不像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在他的喜剧里突出地刻画出人物单一的特征，如“悭吝”、“伪善”等。关于这一点，普希金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说：“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不像莫里哀的人物，不只是某一种热情，某一种缺点的类型；而是活生生的，充满着许多热情、许多缺点的人物……在莫里哀的作品中，吝啬的人就只是吝啬的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夏洛克既吝啬，又机敏，既仇念深重，又慈爱子女，聪明伶俐。”
《普希金全集》俄文版，1949年，第7卷，第516页。后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所强调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也正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抽象性（“寓言式的抽象品”）的区别，莎士比亚与莫里哀的区别。恩格斯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9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5页……他肯定黑格尔关于人物个性的要求，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页……恩格斯这种对人物性格个性化的要求是与反对人物性格的单一性联系在一起的。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也对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阿尔诺德进行批评，说“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而这就会抛弃人物的个性，他说：“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里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很明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物性格的绝对化，如片面地“太完美无缺”，是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也是违背人物个性化的美学要求的。因此，反对人物性格的单一性、片面性，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乃是艺术真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鲁迅对《红楼梦》突破性格单一传统格局的高度评价和对《三国演义》中某些人物性格单一所表示的遗憾，我们如果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逻辑来表述，也可以说，鲁迅在性格塑造上是主张《红楼梦》化，而不主张《三国演义》化的，而这种主张，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化”这一美学观是相通的。
性格单一的片面性与性格丰富的真实性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的艺术把握的差异。一者从抽象的观念出发，一者从生活的真实出发；一是立足于幼稚的幻想，一是立足于成熟的现实。文学乃是人学，重要的是写出人的真实。性格不是什么抽象物，它是具体的人的血肉。艺术上的性格真实必须依据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真实。某种突出的性格特征，如勇敢、机智、奸诈、阴险等等，固然在现实生活中也可遇到，如果作者按照生活本来面目，恰如其分地用它来作为构成自己人物的个别成分、个别因素，哪怕是主导性因素，这当然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把生活中挑选出来的这种个别特征加以绝对化，并根据这种绝对化、抽象化了的特征，虚构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全形象，那就会使作品的人物发生畸形的变态而异化成丧失人的血肉的神或魔。一个成熟的作家、艺术家应当遵循真实的规律把人写成人，即使是英雄人物，也只是用大字写的人，而不是神。即使是重要的反面人物，也不应写成魔。只有在描写中用人性取代神性与魔性才能达到艺术真实。高尔基批评忘记这一点的人说：“把同志描写得非常光辉夺目，以致你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他的面貌；但对于敌人却总是用一种黑的颜色来描写，而且差不多总是把他描写成一个傻瓜。我不认为这是正当的。”
《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高尔基充分重视生活真实，所以他要求任何人物，都应当记住他是人。即使是“坏人”，也是有个性的敌对的英雄，而不是无个性的单一色彩的浑蛋。至于“好人”，也应当是脚踏实地的人们看得见的英雄，而不应是头戴光圈、令人望而不见的神仙人物。
鲁迅所以反对性格的单一化，反对在艺术作品中把人物形象描写成单一性格的无不超绝的完人，绝对美的神或绝对丑的魔，就在于这是违反生活的真实的。
鲁迅用非常确定的语言指出，世上并没有完人。20世纪30年代，在文艺界与翻译界，出现一种对人对文求全责备的绝对化倾向时，鲁迅批评这种倾向，斥责了那种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而在这之前，他就发表过同样的观点：“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摘自《〈思想·山水·人物〉题记》。）有是处，也有错处，“是一定难免的”，这是辩证法的真理。毛泽东同志很赞成这种承认两重性的难免论，当有人发表《说“难免”》的文章，反对这种看法时，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有害的言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9页，第320页。，并说：“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
同上。要求人要完人，就是只允许有一点，不允许有两点，貌似求“全”，实则片面。鲁迅尊重生活实际并尊重生活的辩证法，指出，世界上并没有“神人一般的先驱”（《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而这，包括在革命者的世界中，如果认为革命一定“圆满”，革命人一定完美，也只不过是幻想。他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摘自《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鲁迅多次说明，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实际是这样，而革命战士也不是纯粹又纯粹，完美又完美。鲁迅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
在革命进程中，“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乎情理之外的苛求”（《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事实上，“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这种实际的战士，他的生活，是伟大与平凡的一致，英雄性格与普通人性格的一致。他的生活目的是与崇高的事业相关的，但并不是说他的一言一行都是英雄的言语，英雄的行为。既然现实生活中并无完人、超人，既然生活真实中人的性格不是单一的，既然社会上并没有神，那么，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的文学艺术，就应该反映现实世界的这种客观实在性，而不应当主观地追求人的神魔性，把人物性格神化和鬼化。
当然，我们反对性格的单一化、理想化，并不是反对塑造带有理想色彩的真实的英雄形象。相反，我们要求文学艺术中实际的战士的形象，是在生活实际战士的基础上的“提高”的英雄，而是不与生活实际战士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为“拔高”的英雄。前者，是从实际中提炼出来的理想人物，后者则是从作家艺术家主观幻想中人工制造的理想人物。前者是根据真实律创造出来的真的人物，后者则是违背真实的规律，主观硬造的木偶。所以，前者有生命力，后者一定没有生命力，即使造出来了，也一定要失败。鲁迅在批评杨振声的小说《玉君》时说：“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
”而“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摘自《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杨振声这样根据真实律的逆定律，创造出来的形象，自然也没有活人气，而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幻影，这种幻影虽形诸文字，但仍然是虚假的、僵化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唯心论者时所说的：“他想象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这就是一切虔诚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35页。在头脑中先存在一个理想人物的模式，然后以此来构造形象，创造艺术典型，这正是文艺唯心论“疯癫”的表现。由于他构成的只是“幻影的世界”，虚假的“理想人物”，所以，她一降生，便落入死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