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堪称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正是因为他把握住中国民族的灵魂，并描摹出一群极其精彩的、具有高度文学水准的“灵魂意象”，而首先是阿Q。鲁迅东渡日本，本来是学医的，他所以弃医从文，正是因为他痛切地感到救治国民的灵魂才是最迫切、最要紧的。所以他带着生命的热情与敏感，挺进到民族灵魂的深处，直指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然后发现和指出这一灵魂的大病症。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无可比拟的力度，在于他不仅指出中国人一些性格表面的弱点，如圆滑、世故、懒惰、马虎等，而且揭示了产生这些弱点的总根——中国灵魂（集体无意识）有大问题，有大病症，这种病症已形成致命的民族劣根性，林岗和我合着的《传统与中国人》把这种劣根性概括为“主奴根性”。鲁迅说：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这种灵魂的内容，在阿Q这一灵魂意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未庄本没人理会，很有点“羊相”。后来在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时，他随大溜去贺喜，就得意地认本家，但赵太爷不许他姓赵，打了他一巴掌，经这一打，阿Q便出了名，地位也在王胡、小D们之上，而且可以欺负这些没挨过巴掌的人了。阿Q曾得意过几年，不过至死都未曾改过“羊相”。革命不成后，其不可救药的奴性——羊相便推上“极致”。
（三） (2)
他一见“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危坐公堂”，便本能地感到这人有来历，膝关节也随之本能地松软而“跪了下去”，公堂里的人要他“站着说，不要跪”，可是阿Q“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阿Q见到主子就恐惧，就膝关节发软，就站不住，就跪下，这就是“无意识”。鲁迅真了不起，他把这种无意识写透了，在冷静的笔调中令人惊心动魄地写透了。奴性，几千年历史的结果，几千年的岁月形成的病毒，已经浸入了中国人的膝关节，已经浸入中国人的骨髓深处和本能深处。在未能站立的阿Q背后是中国未能站立之灵魂，是在权势面前不敢申诉、不敢呻吟的恐惧与怯弱的灵魂。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有痛切之感，其痛彻骨，痛入整个身心，没有另一个作家有这种感受力、穿透力和表现力。所以，应当承认，鲁迅是揭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首席伟大作家。
笔调冷静，让人读后身心震撼，这在鲁迅的国民性展示中处处可见。他看到中国人的虚伪，不是一般的虚伪，而是非常成熟的虚伪；他看到中国人的圆滑，不是一般的圆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天气哈哈哈”的圆滑；他看到的中国人的自私，不是一般的自私，而是非常成熟的血腥式的自私。以最后这一项来说，他多次写到中国人喜欢看同胞被杀头，囚车从街上走过，满街围观。阿Q在被杀前夕无师自通地说了半句话之后，人群“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彩：“好！！！”观赏杀头戏时，如果只见到“枪毙”，就会失望，只有见到大刀砍头才痛快。
观赏挂着的人头，跟站在羊肉铺前“张着嘴看剥羊”差不多。囚犯死了，同胞死了，戏看完了，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倘若有关，就想从死人身上捞点好处，吃一下“人血馒头”，包括不惜喝“夏瑜”这种献身者的血。可见，这种自私性与奴性一样，也进入了骨髓深处和本能深处，吃人血馒头和看杀头戏是怎样的悲哀，全不自知，全无意识。这种状态，鲁迅用“麻木”二字，极为贴切地表达了出来。需要疗治、需要唤醒的正是麻木的灵魂。鲁迅发现了灵魂的内涵，提供了灵魂的意象（阿Q等），而且发现了灵魂“麻木”的形式。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麻木的形式，非常成熟、非常精巧的形式。林岗和我在《传统与中国人》中曾说：
阿Q精神胜利法的内核是把外部世界看成意识内部自己同自己达到的契约。这种奇特的性格和心理其实寓含了两个方面：它首先把世界看成可依主观想象、幻想而转移的；其次主动弃除改变生存环境以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兴趣和能力。
这是一种把地狱认做天堂，把失败认做胜利，把耻辱当做光荣，把虚名当做实在的精神逃遁法、自我欺骗法。这也是一种精神陷阱，一落入陷阱，便成为妄心妄目的妄人。在鲁迅之前，中国人一般都以欣赏的态度对待阿Q式的人生，以为改变了心中自己同自己达成的契约，改变世界在自我内心中的形象就等于改变了世界。通俗地讲，精神胜利法就是神话式的用幻想幻觉一相情愿去改变世界、改变自身的方法。因此，那种于事无补的幼稚的自我幻觉和自我满足，就可以看做是真实的胜利。在阿Q式的眼中，世界没有独立的实在，实在是人去命名它的，因为人命名了它，它才看起来是实在的，于是改变了它的名，就改变了实在，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全部诀窍。阿Q明明挨了闲人的揍，五六个响头撞得墙上还发出声来，但阿Q不但不承认失败，反而认为胜利在他这一边。
这种思想方法在华人中很普遍，比如被盗而丢了一笔钱财，就会在心理上自我安慰，说是“散财消灾”；吃了亏又无从申冤时就想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与仇人对骂而力不及对手，即以“鸡不和狗斗”自我解嘲。现代的中国人仍然如此，明明在挨饿，却在“忆苦思甜”，说现在比以前阔得多；明明是火车晚点不好，却偏说这是“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以为用社会主义的之名去解释贫穷、混乱现象，就等于改变了贫穷与混乱。在中国20世纪60～70年代，精神胜利法也可以说就是概念胜利法，概念自我麻醉、自我欺骗法。在这个年代里，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现在一些知识者缺乏真才实学，却沉醉于“博导”、“主编”等名号上，以为有了这些概念、名称，就真的有学问，就可以改变知识贫困与思想贫困的实在，这都是灵魂麻木的形式。
与鲁迅同时代的文化先驱者陈独秀、胡适等，对中国文化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认知的深度以及揭示的力度都远不如鲁迅。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探讨“五四”运动（1919）前后10年的文化变革中，研究者常常只谈北大——《新青年》，而不谈清华——国学院。其实，在“用”的层面即在制度层面上变革的先锋固然是北大系统，但在“体”的层面即深层文化层面上深思的除了鲁迅之外，还有蛰居清华的梁启超、王国维等。代表中国“五四”时期新的政治理念的是陈独秀、胡适，而代表文化思索的深度的，是鲁迅、王国维。最近李慎之先生着文对“五四”新文化的功过重新认识，反省自身60年来一直崇鲁抑胡，现在有了大的变化。他坦率而诚恳地说：
我60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在我心目中，胡适当然也“是个人物”，但他软弱，易妥协，同鲁迅比起来，“不像一个战士”，而且显得“浅薄”……这些“胡不如鲁”的印象本来也一直存在心里。……经过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
李慎之先生这种转变反映着当代一些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认真的反省精神，而且转变中也包含着对大陆文化界数十年批判胡适的“拨乱反正”。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运动中的先驱作用和卓越功勋是批判不倒的，也是“浅薄”等字眼抹杀不了的。到底是主张一点一滴改良深刻还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革命深刻，这是大可讨论的。批判“改良浅薄”的深刻者未必深刻。此外，胡适的宽容作风也的确是鲁迅所欠缺乃至是中国所欠缺的。但是李慎之先生似乎没有分清当时启蒙的两个层面，即“用”——政治制度（包括政治理念）变革的层面和“体”——文化精神的层面。
在第一个层面上（表层启蒙），李慎之先生也许有道理，但在第二个层面上（深层启蒙），胡适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认识，显然不如鲁迅。除了“认识”之外，鲁迅通过病态灵魂意象对中国人的启蒙，其力度石破天惊，也是胡适望尘莫及的。鲁迅的启蒙是深层启蒙，他的思想与文学作品，其后设语言是：倘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变，表层结构的引进和变易也是不牢靠的。建立在阿Q精神基础上的制度，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恐怕都是不牢靠或要走样的。即使是民主制度，恐怕也很可能是阿Q式的或梁山泊似的民主制度。这种启蒙思想，应当说，比胡适更深一些。
鲁迅通过对国民性的解剖达到启蒙最强的力度和最大的深度。可以说，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见解至今没有过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实践说明，中国的国民性确实有病，中国的政治、经济有问题，但文化心理结构更有问题。同时又说明：不能迷信制度。制度固然有优劣之分，制度的改革确实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健康的文化基础，再好的制度也会变形变质。李大钊当年主张通过某种主义“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以为所有制一变，一切便可迎刃而解，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幼稚的。鲁迅的见解不是说不要制度改革，而是说，中国需要的是包括制度也包括文化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四）
鲁迅不仅在启蒙的深度上超过同时代的思想家与作家，而且还有一点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不仅提倡启蒙、进行启蒙，而且超越启蒙，进入对“存在”的直接叩问。关注民间疾苦，关注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问题，甚至关注国民性的病态问题，都是属于“生存”层面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五四”后的启蒙内容，主要是“生存”内容，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从文学研究会的叶绍钧、茅盾等写实主义作家到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等带有浪漫色彩的作家诗人，都是在“生存”的层面上为民请命和进行启蒙呼唤。1924年之后，创造社更是宣布告别“表现自我”，进入生存斗争的最前沿。但是，鲁迅除了继续关注中国人的苦难命运之外，却在1925年奇迹般地写出《野草》，进入“存在”层面，即跨入对人自身活着的意义进行叩问的形上精神层次。关于鲁迅“超越启蒙”的精神特色，1987年李泽厚早已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道破。他说：
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与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得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他还说，鲁迅孤独感的形上意味不仅是文学领域中郭沫若（浪漫主义）、茅盾（写实主义）所没有的，也是人文科学领域中那种倡导“人道主义”、“集体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者所没有的。后者这种拥抱“主义”的论者，忘记对个体“此在”的把握。鲁迅一方面超越启蒙，超越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其他启蒙家的思索水平线，使孤独与悲凉具有形上哲理意味；而另一方面又在超越中依然保持启蒙的精神内涵，这又区别于西方那种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和纯粹的现代意识。也就是说，鲁迅的孤独与悲怆，不是离开人世界的孤独与悲怆，是具有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与悲怆。李泽厚的这些见解，是当代鲁迅研究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思想成果。
在此思想见解的基础上，我在199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中，说明鲁迅“超越启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从精神内涵上说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而缺乏（不是没有）叩问存在的本体维度、叩问超验世界的本真维度，以及叩问自然的本然维度。而鲁迅通过《野草》等作品却例外进入形上世界，在孤独感中叩问存在意义，直接与20世纪西方文学精神灵犀相通相应，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另一精神维度——具有宇宙感的存在之维。对于这一论点，我在文章中作了说明：中国进入20世纪的时候，没有西方那种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前提，因此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被物质所异化之后的虚空感与迷失感，同时也没有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信仰失落的无家可归感。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不是物质高度发展后人被异化的焦虑，而是“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后国家存亡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