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林则徐驾到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南下，发出传牌，声明此行连跟班带厨师，就10个人，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下。所雇夫价轿价均已自己发给，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跟班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需索者即刻扭送禀报，私自送物者定行特参。看来，林钦差是深刻明白官场上的潜规则的，他提前这么打招呼，是友情提醒各位同事：原先那一套，现在不要跟我玩啊。
天朝救星林钦差就这样下山了，虽然没有象一般的官员那样威风凛凛大讲排场，但这种清廉，实在是另一种威风，这种威风由于在天朝体制下的稀缺而更引人注目。总之，钦差一出动，雷声四处响。广东那边，不管好人坏人，都缩着脖子等呢。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广东省全部高级干部前来迎接。他们是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海关监督豫厚庵、广东将军德克金布等。
到广州后的林则徐，还是首先严格要求手下，要求他们不要搞吃喝卡拿老一套。唉，百年不遇，广州人民终于大开眼界，看见一个清官了。
老实讲，官僚主义作风、吃喝拿要、坑蒙拐骗等封建体制下的官场弊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也可以暂时消失，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这才是天朝悲剧的根源所在。
面对这么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洋商们也感觉到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伸长脖子等待，等待钦差大人的下一步动作。一星期之内，他们等来了一系列告示和文件。再其后，钦差的严打开始了。这严打首先从内部开始，林则徐刊行《禁烟章程十条》，大致意思是：
勒限两个月，让吸食者断瘾，欢迎大家举报，举报有奖，若搜出真赃实具，被告者的全部家产奖励给举报者。下级举报上级，举报成功者，可以提拨你干部级别。百姓家门永远向兵丁敞开，兵丁可以直接进家，入室搜查烟土烟民。百姓、兵丁、学生、出洋船户之间普遍的实行五家连环互保，无人敢保者，立即拿下，实行熬讯……
考虑到官方力量的有限，更考虑到民对于官的畏惧，林则徐运用了地方绅士力量。在官办收缴总局之外，另设士绅办理的收缴总局。这是挺有人情味的一招，让那些一见官吏即打哆嗦的小民百姓，可以隔过衙门呈缴自首。不过其反面透露的信息更值得我们注意：这是民怕官的社会，而大清现在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官怕民的社会，两种社会体制的优劣，将在不久的将来，用战争来证明。
林钦差所搞的这一切，可谓是鸦片大革命运动。因为互保株连、奖励揭密，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动静一般都很大，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场禁烟运动的涉及面。按林公所言，那是“一人之瘾，众人断之”。至于成效，最好用数字来说明。截止到5月12日，两月的运动，捕获吸毒、兴贩者1600名，收缴烟土烟膏461526两，烟枪42741杆，烟锅212口。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先富起来，或者干部级别提拨了，查不到资料。
大革命过程中，也有说风凉话的。比如穆彰阿，认为对于吸食及贩卖者治罪过重；他还认为收缴烟膏烟具，是地方官意在邀功，希图塞职。前一个风凉话道光没听，后一个风凉话道光听了，于4月16日下旨：“嗣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我们不能因为林则徐被奉做了民族英雄，就把所有与他意见不一的官员想当然地定性为坏蛋。不得不承认，林公的戒烟条款有峻急的一面。不得不承认，收缴烟膏烟具，可能会沦为形式主义。这一点，连林则徐的爱国伙伴、禁烟战友邓廷桢都早就看透了。
林则徐在湖广任上，曾大缴民间烟枪烟具，事情传到广州，两广总督邓廷桢曾指着几案上的水盅对梁廷枏说：“譬如禁茶，茶碗收尽，还可以以这个水盅为饮具，尽绝吸食鸦片，只收缴烟具根本不是办法。”（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当然，当林公与邓公结成战略伙伴后，后者就不会说此种风凉话了，相反，两个人同甘共苦，结下了生死情谊。同在流放期间，更是相濡以沫，互相安慰。据史家研究，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交易：林则徐在越华书院召集几百名学士搞过不具名的民意测验，叫大家填报与鸦片有干系的人等。测验结束，士子们普遍反映鸦片的泛滥乃水师包庇所致，林则徐遂准备拿水师总兵韩肇庆以下一千人开刀以平民愤，结果邓廷桢出场了。与林公密谈的结果，原准备处以死罪的韩肇庆被处以革职。邓廷桢包庇韩总兵，林则徐又包庇邓廷桢，这一点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也承认，韩肇庆“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
有中国学者隐约透露，这时的广州百姓正流行给邓廷桢编民谣呢，就跟现在的手机短信似的，或者说比手机短信还可恶，直接写到了总督衙门的墙上，说什么“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滨，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莺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还说什么“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按中国传统，跟领导这样玩，怎么着也叫诽谤，邓廷桢把它叫“无根讪谤”，杨国桢先生更进一步，称其为“恶意诽谤”（似乎这个世界上还有“善意诽谤”呢）。后来，随着林、邓禁烟斗争的开展，这种手机短信传得更加热闹，邓廷桢没有办法，只好上报道光。说自己禁烟太严，不利于吸食者云云。道光下发上谕，追查编造歌谣之人。邓廷桢又不好意思为了这个搞文字狱，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今天，邓廷桢在广东任上是否参与了鸦片走私与分肥，还是个稀里糊涂的事，大家也不好意思跟林则徐的革命战友较真儿，否则动机不纯不说，还有恶意诽谤之嫌。
对于林、邓的严禁，特别是林则徐利用广州士绅禁烟的做法，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认为很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愿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不知是为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还是爱国心切，中国正规的史书中把这些内容都过滤了，这种过滤让林则徐走向了理想化，俄国学者傅乐吉称之为“由几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目标一致所实现的一种理想化”。
傅乐吉不讳言他对林则徐的崇敬，但他说，从清代开始，中国的研究者们在描写林则徐的时候，有关他的情况，“一切不体面的，或者看起来是不文雅的东西，都从史事记述中消失，而如果不可能抹掉，则巧妙地作一诠释，并赋予另一意思；结尾出现的履历表，不由使人想起秘密工作者的假履历”。（杜家驹：《外国历史学家论林则徐》［二］，《福建学刊》1995年第2期）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在时人笔记与诗文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黔赤万家愁大索，仓皇半夜走讹言”；“但见累累被日拘，未闻研鞠脱冤诬”；“时获食烟之人，贯耳游行”；“食烟之人被获，即其不食烟戚友同到官收监，亦无一得昭雪”。（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没办法，天朝的法律与法律执行者，向来与人道无缘。这种非人道的东西，对内畅行无阻，因为大清那样的臣民社会，上下无人；对外，就难免有麻烦，因为大英人民早争取到了做人的资格。下面我们来看看林钦差的对外措施吧。
1839年3月18日，钦差大人有了对外的实际动作：他把伍浩官为首的十三行行商全都召了来，对他们进行训话，并发出《谕洋商责令夷人呈交烟土稿》。我们先看训话，意思主要如下：
第一，从前夷人来商馆，都是穿大服佩刀剑拜候各商，甚至行商中有避而不见，等其再来才见呢。现在可好，有些行商不但不摆大爷之态了，居然孙子似的找着借口跑到澳门远迎夷商，东裕行居然还送轿给洋人大班坐，“廉耻何在”？本大臣“实为尔等羞之”！
第二，行商只知自己之富在于通商，转而巴结夷人。根本不知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天朝皇上一动怒，断绝贸易，各国夷人连一分钱都挣不上，更有何利于尔等？不知朝廷豢养深恩，居然导引汉奸为心腹。吃水忘了挖井人，良心大大地坏了。
第三，中国近来因为鸦片耗银巨多，皇上责备大小官员甚是严切，行商却依然藏污纳垢，“实堪令人切齿”。鸦片入境，与行商不无干系。既然不告发，必是洋商同谋。
第四是吓唬：“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吓唬完后，马上给他们安排任务：赴夷馆，让洋商交出鸦片，并出具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嗣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限三日内完成。如办不好，“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一二，抄产入官”。吓人啊，行商商总、汉奸头头伍浩官在钦差训完话后当即表示“愿以家资报效”。林钦差对他的回答是：“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