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清入主中原前后，英国就闹上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议会军里一个叫约翰·李尔本的上校因呼吁民主而住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李尔本也没闲着，继续撰文呼吁民主，呼吁平等，呼吁成立共和国，甚至还呼吁出版自由。这种呼吁是有效果的，首先体现在了新闻方面。1622年，英国出现首家英文报纸《每周消息》；1706年，英国《晨邮报》开始发行；1785年，《泰晤士报》创办；1802年，英国《爱丁堡评论》创刊，其政治背景乃辉格党。1809年，托利党创办《每季评论》，与《爱丁堡评论》对着干。两大杂志均集中了一大批学者，背后各有一大党派支持，发展成为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家评论杂志。
有两党制，还有办报自由，日子够纪晓岚们眼气了，但是英国人民并不满意，他们得寸进尺。1818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为了鼓动人民造反争取更大自由，跑意大利写自己的浪漫诗篇去了。他说：“诗人的力量，不为人所左右，而能左右他人。”所谓的左右，说穿了就是煽动民众造反，他的伟大与浪漫，就在于此。一年之后，他煽动造反的长篇诗歌——《假面的暴政游行》诞生了，他在诗中尽情地忽悠英国民众：
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快摆脱束缚着你们的锁链，
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
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
自由是什么？而你们
善于回答的却是奴役。
因为奴役的名称本身
已成为你们姓名的回音……
英国这样一个以保守著称的民族，其诗人的浪漫主义与中国的浪漫主义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英国的浪漫，要的是民主与自由，乃大浪漫；中国的浪漫，具有宗教气息，乃小浪漫，仅限于“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示不再跟政府玩的小家子气和“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宗教般的幻灭感。形象地讲，中国整个国家刚被拿破仑喻为睡狮，英国那边的文人已经正告国民人人皆为睡醒之狮了。这就是大清即将面对的对手，大清不败，天意何在？公理何在？
同年，雪莱还写下了著名的《西风颂》，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结尾：
把我的话语传给天下所有的人，
就像从未熄的炉中拨放出火花！
让那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唇
向昏沉的大地吹奏！哦，西风哟，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820年，雪莱好友、英国另一浪漫诗人拜伦发表的诗歌是：《本国没有自由可以争取》。他在诗中呼吁：
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
为邻国的自由战斗！
去关心希腊、罗马的声誉，
为这番事业断头！
……
为自由而战吧，在哪儿都可以
饮弹、绞死或受封！
这家伙，一副“不自由勿宁死”的气概。1822年，这家伙因轮船事故丧生，年仅30岁。天才早逝，令人痛扼。值得欣慰的是，雪莱从8岁就尝试诗歌创作了，他这一生，一直是在为民主、自由而呼吁。相形之下，天朝文人即使活得有滋有味，也不过是个政治上的小爬虫、生活中的小跳蚤、御座前的小倡优，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很没劲。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英国民主运动——宪章运动开始。同年6月27日，英国纽卡斯尔市广场上有民众大集会，会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军乐队的带领下举着鲜艳的旗帜列队行进，旗帜上写着拜伦的诗句：
自由之神再一次召集大军，
发抖吧，你们这些暴君！
难道你们还讪笑这是虚张声势？
到头来，你们会流血而非流泪！
拜伦与雪莱，他们的浪漫就这样渗透到了英国民众的风骨里，铸就了大英帝国的软实力。问题是，大清那样的政府，接受不了这种西式风骨，首重的就是中外之大防。康熙英明，大力禁传天主教。1805年，除了禁教，政府又补充，禁止西方人在中国刻书和设立学校。这是一个非民意政府的本能吧。一句话，它是靠忽悠老百姓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所以绝对不能容忍异质文明前来影响这种忽悠！把中国人都忽悠醒了，不就和平演变了吗？
1819年，一个名叫梁阿发的广东华侨从爪哇回到了老家。虽然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时间也有误。但总的来讲，他曾先后受雇于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Milot）做印刷工人，得此契机，他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位华人牧师，中国第一名报人。从此，不是给老乡们分发自己刻印的小册子，就是在家乡开设有洋人背景的民办学校，甚至还自己出版一份华人新闻报刊。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的大忌，结果又是逮捕，又是烧书，又是毁版，又是打屁股的，梁阿发只能在老家广州、澳门、爪哇之间来回流窜。
1834年，在华英人想出一个西风东渐的好主意，他们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郭士立鼓吹：“本会的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该会的通报宣布：“我们现在作这个实验，是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她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我们路程的终点是遥远的，壁垒是很高的，路途是崎岖的，通道是艰巨的。因此，我们的前进可能是缓慢的。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说得对，天朝人民天然的具有“防止和平演变”的本能与觉悟，所以，他们的前进真的很缓慢。该会秘书裨治文在广州，只能在家里收养几个穷孩子对其实施“和平演变”，他收的第一个学生是个小乞丐。该会委员伯驾在自己的医院雇佣几个童工，算是临床实习西医了；该会秘书郭士立妻子在澳门收养几个穷女孩子，让她们识字读书。这些“国际志愿者”不知道，对于大清这种牧羊人来讲，对国民的要求很简单：智力上永远不要进步，体质上永远健康。而这些“国际雷锋”目前正在做的恰好是：智力上帮助大清人民进步（传授西学），体质上帮助大清人民虚弱（贩卖鸦片）。大清当然不乐意了，放哪个牧羊主也不乐意！
1835年，广州英商又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在发起的通报中，他们宣布本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看这些通告，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天朝百姓自有自己的精神鸦片——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忠孝。现在可好，外国人不但往天朝输入物质上的鸦片，还输入精神上的异种鸦片——基督教，更别提独立、自由、民主等西方祸水了。天朝既要防身——禁止大家吸食鸦片，又要防心——防止和平演变，这可不是玩的。
当然了，天朝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洋鬼子们遭遇的困难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招不到学生。忽悠了好几年之后，澳门才建立一所“马礼逊学堂”，第一届学生只有6个，还都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穷人家的孩子。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早期著名学生，有俩在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第一个是容闳，上学一直上到美国耶鲁大学，第二个是黄宽，上学上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所雇用的四大翻译中，有一个就是马礼逊教育会社的学生。问题是，这些名学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容闳，奔波一生，弄了一些留美学生，还都半途退学回国了。大清，它最怕的就是西风啊！西风一吹，国人皆醒，大清的统治还怎么继续啊！不过，大清的统治者没想到，大清人民并没有醒来的内在动机与外在需要，他们已经睡下很久很久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睡得更沉一些。不约而同地，他们都爱上了那么一口：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