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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千古疑案(3)

王莽称帝的是是非非

相传秦朝末年,刘邦押解刑徒前往骊山为秦始皇修陵。行至半路,遇一白蟒挡路,刘邦挥剑欲斩白蟒,那白蟒却忽作人语:“你现在杀我,将来如何回报?”刘邦说:“高山斩蟒平地(帝)还。”后来还真应验了此事,汉王朝自刘邦开基,传至汉平帝,竟被外戚王莽篡夺了皇位,公然改汉为新。

刘邦斩蛇、王莽篡汉都有史书为证,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王莽夺取汉家江山绝不是偶然,更不是什么“冤冤相报”的宿命论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儿。早年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其伯父、叔父举荐下,被汉成帝提拔任用,封为新都侯。哀帝即位后,受排挤,被遣回封国。哀帝病卒,王莽与其姑母王政君拥立平帝登基,因功赐号“安汉公”。元始三年(3),又嫁其女为平帝皇后。自此,王莽官高位显,权倾朝野。平帝驾崩后,又立年仅2岁的刘婴即位。始建国元年(9),王莽彻底废去汉帝,改朝换代,改国号为“新”,实现了其一步步篡夺汉室江山的巨大阴谋。

历来人们对王莽的登基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段夺取了刘氏的皇帝宝座。他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阴谋家、巨奸、逆臣,理应受到世人的唾弃与咒骂。而王莽的篡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王莽生来并非野心家。年少时,勤于读书,拜名师学习《礼经》,行为举止谦恭得体,穿戴形如儒生。伯父王凤患病时,他亲自服侍,以至蓬首垢面,连月不解衣带,受到伯父赞赏。王凤卒时,将王莽托付给太后王政君及汉成帝。成帝任命他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后来又封其为新都侯。初入仕途的王莽意气风发,不畏权贵,不顾亲情,向皇帝揭发了表兄淳于长的罪行,在朝中赢得了忠直敢谏的美名,皇帝将其破格提拔为大司马。

哀帝即位后,王政君劝王莽不要陷入与哀帝外戚争权的斗争中,要他辞官回乡,然而没有获得皇帝批准。一日未央宫中举行宴会,王莽见哀帝祖母傅太后的座位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座位并列,认为不合礼仪,命内侍撤去,另设他座,引得傅太后大怒,不肯赴宴。王莽因此而得罪太后,被遣回封国。

王莽在封国内杜门自守,勤于政事。他的二儿子因误杀了一名奴仆,被王莽逼令自杀。百姓为他的不徇私情所感动,纷纷联名上书朝廷为其申冤。元寿元年(前2),天空出现日食,朝中一些贤良趁机称颂王莽功德。迫于舆论压力,汉哀帝召回了王莽。

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王政君与王莽迎立汉平帝即位。皇帝年幼,由王莽摄政。这时,塞外的少数民族向汉廷进献白雉,群臣们认为这是王莽的功德感动了上苍,才出此祥瑞之兆,要求给王莽赐号“安汉公”。对于朝廷的嘉赏,王莽固辞不受,最后由太后王政君亲自下诏,封王莽三世为三公,食邑二万八千户,他才勉强接受了太傅的官职及“安汉公”的封号。

王莽自被封为“安汉公”后,权倾朝野。汉平帝选后时,王莽自觉其女与众女并列一起恐有不利,便坚拒说自己的女儿无才无德,不适合参选,太后王政君也下诏书替王莽谦让。群臣被这种谦让精神所感动,上书请求皇帝立王氏女为后。经过卜筮,得出吉相,汉廷决定聘王女为后。

为了防止平帝生母卫姬及其亲属干涉朝政,王莽在王政君默许下,将卫姬封为中山孝王后,帝舅卫宝、卫玄也赐爵关内侯,让他们永久居住中山国,不得返京。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隔离卫氏,将来皇帝长大后会怪罪下来,就与老师吴章谋划,利用王莽喜好鬼神的弱点,让内兄吕宽趁夜色把污血洒在王莽门前,迫使其改变主意。不想事情败露,王莽不仅毒死儿子,也寻个借口,将卫氏一族尽数诛灭。对朝中对此有异议者,王莽也逼其自尽。他的“大义灭亲”引得群臣一片赞颂之声,称其“为帝室故不敢顾私”。

元始四年(4),王莽之女被正式立为汉平帝皇后,大赦天下。朝臣上书说,王莽辅佐皇帝,功比伊尹、周公,应当封为宰衡,位列上公,他的两个儿子也该封侯。太后王政君亲临前殿,赏赐王莽,王莽坚辞不受。大臣认为,谦虚辞让是他的一贯作风,应当拒绝其请求。后来,王莽只要求御史为其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算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而将所得财物悉数散于众人。王莽又奏请皇帝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子筑舍万间。又征天下精通一技之长的博学之士,汇集一起,辩论学问,订正古书谬误。这些政绩,为王莽赢得了巨大声誉。朝中先后有多人上奏皇帝,恳求赐王莽“九命之锡”(古代帝王赐给功臣或权臣的九种物品,以示恩宠)。

此时,朝野上下,尽是对王莽的溢美之词。他又派使者持金币诱使塞外的少数民族臣服于汉朝,从而形成天下一统、四方臣服的可观局面。元始五年(5),汉平帝病逝,王莽假借卜筮之术,欲选立年仅2岁的刘婴为帝。适逢大臣上书,言浚井时发现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众人认为是“符命”之兆。在征得王政君同意和群臣的劝谏下,王莽摄行皇帝之事,车服出入警跸(天子出行时的戒备状态),皆如天子之制。居摄元年(6),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长沙王刘崇认为王莽****朝政,威胁刘氏江山,举兵谋反,因势单力薄而遭失败。群臣趁机上书说,因为王莽权位过轻,才导致刘崇谋反,应该赋其尊位以威震天下。王政君下诏,命王莽以后朝见时称“假皇帝”。至此,王莽称帝已是胜券在握,废除皇帝前的“假”字只是时间问题。

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刘信为天子,扬言王莽毒死平帝,意欲代汉自立,号召天下人共同讨伐他,一时间聚集了10余万人。王莽惶恐不安,一方面遣兵镇压,另一方面颁文天下,表明自己将来必定还政于刘婴的决心。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次年,齐郡、巴郡、扶风等地出现了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进献铜匮,内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要求汉禅位于莽。王莽见时机成熟,于公元9年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汉的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为其背上了过多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伪善、凶狠、残忍,阴险而诡计多端,为了政治前途,不惜杀死自己两个儿子;为击败政敌,又多次动用与太后王政君的亲属关系。他的所谓谦虚辞让,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为自己在朝中树立威望;他的一些善举,也不过是在收买人心,为能够快速高升而获取政治资本。他专擅朝政,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为了混淆视听,还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篡汉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莽杀子,是严于治家,铁面无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恶人。他虽贵为外戚,但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谦虚谨慎,是其行事作风,并非沽名钓誉。他的种种善举,是体恤百姓,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的所谓排除异己,滥杀无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过是巧借“天意”,而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费如此代价来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清明多了。应该看到,王莽的登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那时,腐朽的西汉王朝已很难维持他们的统治,天下也流传着刘氏将终的传言,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鲜活的血液,更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王莽的称帝符合时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而东汉宫修的《汉书·王莽传》对其多有揶揄、贬抑,这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登基后的王莽,面临着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局面。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同一宗族,严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响,大改官职器物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又更为“纳言”。为宣扬自己是“君权神授”,命大臣颁《符名》四十二篇于天下,以稳定人心。封边疆诸少数民族国王为“侯”,去“玺”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汉诸侯王为“公”,以合古制。经济上,更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多田者,剩余部分给予宗族或邻里人耕种。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铸刀币,另造“小钱”,与“大钱五十”并行于市,后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共6名28品。据《周礼》、《乐语》,开赊贷,在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等重要城市设五均官,使“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保证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始建国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对酒类、盐、铁、铸钱及采之于名山大川的诸多物品征收赋税,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进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数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纵观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意在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会。然而,盲目的“复古改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过于急功近利,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失败。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恶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使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职官制度混乱,割断前后历史联系。他改封少数民族国王为“侯”,致使边疆动荡不安。而降汉诸侯王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贵族支持。其次,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本意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分配,广大的农民仍无田可耕,“王田”政策损害了豪强地主和农民的双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币制,却由于货币重量不足、品种繁多、不易换算,扰乱了市场秩序,遭到百姓拒绝,仍暗地里以汉“五铢钱”进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导致官、商结合,恶意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所有的这些政令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反抗起义的斗争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地皇四年(23)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历时14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对于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认为他不全是“复古”,其中还包含有“革新”的内容。如他根据国家的财政收入发放官吏薪俸,灾年时则缩减官俸,以减轻百姓负担。他的“王田”政策是在承认一夫一妇占有百亩之田的基础上,才不允许自由买卖,完全不同于西周的井田制,而是一种土地私有与国有并存的新政策。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王莽的改革失败使其背上了千古骂名。客观地说,以西汉末年的形势来衡量王莽改革,它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至少其薄赋轻徭比之刘汉的重税苛役要深得民心,不然,新莽政权也不会坚持14年之久。因此,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王莽是与王安石一样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失败在于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反对,而改革中的用人不当,损害了农民利益,失去众人支持,再加上王莽后期的妥协退让及连年战争巨大经费的开支,引起经济崩溃,致使改革前功尽弃。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政策更是亘古未有第一人,胡适在1928年就评价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只是因过早地在历史上出现,才成为千古悲剧英雄。

谚云: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在王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的登基与改革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恶意诅咒与嘲讽,但外戚篡位在中国历史上绝非他独有,隋文帝杨坚以北周外戚登上皇位,却无人说其是篡贼。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王莽,他不是无能、狡诈、伪善和妄自尊大的愚人,而是一名极具魄力,富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从消极方面讲,他也不过是一个过于依赖儒家经典而不知变通的“迂腐”皇帝,比之秦二世、隋炀帝等暴君要好得多了。

曹操为何不当皇帝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除去这些很普通的名字外,他还有个不普通的名字——魏武帝,或者叫做“武皇帝”。其实,曹操终其一生,鞍不离马,甲不解身,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挟天子以令诸侯,费了很大气力统一中国北部,虽有皇帝之实,却无皇帝之名。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死洛阳,葬于高陵(今河北临漳西南),终年66岁。曹操像当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国号曰“魏”。十一月,曹丕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至此,曹操才算有了皇帝正式名称,他的这个伟大遗愿在曹丕手里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儿子创造老子。

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其为“抑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做皇帝,是其高明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众所周知,曹操在镇压黄巾军起义中起家,建立了以“青州兵”为精锐的曹家队伍,他在占据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期间,汉献帝被李劫持,长安城被抢掠一空。一些大臣拥献帝逃至洛阳,这里的宫室也已化为废墟,百官依壁而居,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在汉献帝和大臣们走投无路之际,曹操做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建安元年(196)九月,将献帝接到许昌,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侯。自此政归曹氏,皇帝仅守位而已。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任丞相;建安十八年五月自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晋号为魏王,其位置在诸王之上。曹操儿子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称公主,王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设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之类的官职,在形式上和皇帝没有太大区别。魏王在名义上仍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皇帝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了。

曹操大权在握,皇帝之位伸手可及,然而曹操操纵汉献帝24年(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小他26岁的汉献帝废掉。尽管曹操已全面完成了曹魏王朝的准备工作,可是他还是没有当上皇帝。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甚至将其归为曹操的最大“奸谋”,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因为曹操权衡利弊,他还不能当这个皇帝。

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曹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很善于从全局、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出现了一批不可小瞧的实力派人物,如袁绍、袁术、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个个不甘雌伏,总想以求一逞。而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尚不足以荡平群雄,除尽异己。特别是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曹操感到汉室还有一定号召力,像孙坚等人,“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在后来同刘备的接触中,知道此人表面上高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实际上却是天下第一号“皇帝迷”。还有实力雄厚的袁氏集团,也在虎视眈眈看着自己。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点,是皇帝的位置。自己一旦称帝,各路诸侯就得像当年讨伐董卓一样再讨伐自己,他坚决不做董卓第二。相反,要千方百计剪除这些对立势力。在曹操看来,汉献帝尽管是个孩子皇帝,但却是最好的政治工具,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比自己称帝讨伐更加名正言顺,更得天应人。另外,曹操也清楚地知道,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可是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帖。尽管他果断地杀掉了这个阶层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等,但不可能除掉整个士族阶层。再看看本营垒的知识分子,最拥护自己的莫如荀、荀攸叔侄,可连称魏王他们都激烈反对,怎么再好意思自称皇帝?而充分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就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一步步发展壮大自己。就是到了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曹操还是没有代汉自立。比如,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为了引祸于人,主动给曹操写信,对其歌功颂德,劝他登基称帝,自己甘愿称臣。曹操让群僚传观了这封信,然后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引见《魏略》)。一眼识破了孙权的阴谋,仍然只行皇帝之实,不挂皇帝之名,堪称是聪明的算计。

为了避免重蹈他人覆辙

皇帝为万民之主,富有四海,掌管着天下最高权力,觊觎其位者大有人在。当年的董卓也是大权在握,废少帝,立献帝,犯了帝位不可轻易谋取的大忌,遭到诸侯讨伐,死无葬身之地,教训极为惨痛。再就是那个袁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竟也想代汉自立,要过一把做皇帝的瘾。但是他错误估计了天下形势,也没有弄清自己有多大本事,结果使得兄弟反目,众叛亲离,皇帝没有做成,还搭上全部家底和自己性命。

袁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字公路,是大军阀袁绍的从弟。他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祖上四代都有人任太尉、司徒、司空职务,掌握全国最高军事、政务、监察执法大权,官高势大,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不要说家族势力曹操望尘莫及,就是手里掌握的军队也让曹操畏惧三分。董卓专权时,袁术逃奔南阳(今属河南),据有其地,不听招呼,受到曹操和袁绍的联合攻击,袁术遂率余众割据扬州(今长江下游与淮河下游间)。兴平二年(195)冬,汉献帝被李、郭汜等人追杀,百官士卒死亡者不可胜数,袁术以为代汉自立的时机成熟,遂召集属下说:“今刘氏衰微,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引见《三国志·魏志·袁术传》)。大家见他想当皇帝,不敢回答这种问话,只有主簿阎象当场劝阻,袁术置之不理。建安元年(196)七月,袁术迫不及待称帝,听说孙坚得了传国玉玺,遂逮捕孙妻夺了这一宝贝。不久又听了术士张炯的胡说八道,说他命中注定要做皇帝。袁术自以为一切准备停当,便在建安二年正月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称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有滋有味地当起了皇帝。袁术的倒行逆施引起众人反对,他的儿女亲家吕布毁婚以示抗议,接着二人兵戎相见,袁术被吕布打败。这年五月,袁术又向阳夏(今河南太康)的陈王刘宠借粮,遭到拒绝。九月,曹操率军击败袁术。袁术投奔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被拒之门外。他要把帝号归于袁绍,袁绍不肯接受。走投无路的袁术众叛亲离,呕血斗余而死。袁术死后,妻子归了庐江太守刘勋,女儿被孙权纳入后宫,一个势力强大的军阀,因为利令智昏,擅自称帝,结果弄得家破人亡,声名狼藉。曹操亲眼看到袁术的失败过程,再联想到董卓暴尸于市、被燃火焚烧的情景,当能深刻领会这些前车之鉴,不会重复董卓及袁术的老路。所以尽管他大权在握,重兵在手,废献帝易如反掌,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皇帝。

为了避免慕虚名而处实祸

据《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记述,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在铜雀台大宴文武官员。当时,尽管赤壁兵败,可是曹操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北方,形势仍可乐观。王郎、钟繇、王粲等一批文官借机进献诗章,大力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公开劝他登基为帝。曹操看了这些拍马屁的文字,笑了笑说:“诸公佳作,过誉甚矣!”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和微不足道的期望。在这段表露心迹的话里,他一方面向大家说明自己毫无野心,只想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只图个“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足矣。想不到现在身为丞相,人臣之贵已极,还会有什么期望?在曹操看来,“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仅曹操至死不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说明曹操在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曹操也明确指出,现在有人“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同时,曹操也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要他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实在不行,恐怕一解兵权,就会被人所害。若是自己败了,则国家就会倾危,所以决不能只慕虚名而处实祸。

《三国演义》为小说家言,文中所述不可尽信。比如,据《三国志》曹操本传记载,铜雀台修建于建安十五年冬,而不是这年春天。铜雀台是曹操为小老婆建造的高级别墅,至少这一年铜雀台没有举行过此类国宴。不过,罗贯中记述的曹操这些话并非凭空捏造,其来源为《魏武故事》,有些话则直接抄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较为真实地道出了曹操的心声。分析他对百官说的这些话,不仅看出了曹操在权势巅峰之时的清醒与明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热衷权力、看重实利的心理。当时,确实有些人认为曹操蓄有异志,诸葛亮和周瑜等人就公开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在曹操属下中,也有人劝他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封国养老,以此“杜天下人之口”。曹操当然不会受他们操纵,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如果只图这种虚名,一旦失去了兵权,说不定哪天仇人就会杀上门来,他和子孙都要遭殃。而现在,自己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连皇帝都可以随意操纵,功名富贵,样样皆备,没有的只是那顶名誉上的皇冠,同样没有必要图此虚名。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儿子要做皇帝的全部准备工作,儿子做了皇帝,自己也会被追认为皇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果然在他算计之中,曹操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至,所以他不会急于做皇帝。

为了难以割舍的汉室情结

曹操被人骂为“汉贼”,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汉室臣子。细看曹操一生作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汉室情结。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他自己及儿子曹丕等,四世累受汉室皇恩,曹操讲究实际,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这是曹操终究没有篡汉自立的思想基础。从曹操一生的主要行动来看,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汉室情结。他20来岁入仕,很想为朝廷尽力。做洛阳北部尉时,不畏豪强,犯禁者杀,工作很负责任;任济南国相,整顿吏治,成绩卓著。黄巾军起,他赶忙跑去镇压,竟降伏其部众30万人。董卓乱政,曹操敢刺杀他,且在陈留散尽家财招募义兵,首先举起讨董义旗。在当时的讨董联军中,他和孙坚一样,是最没有私心杂念的将军。曹操及时提出讨董良策,众人置之不理,他一怒之下率5000人先行出击,结果败得一塌糊涂。这次失败教训了曹操,没有实力干不成大事,于是他扩充军队,开拓地盘,走上了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的道路。不客气。地说,与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孙权等人相比,曹操对于汉室的贡献最大。如果不是曹操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汉献帝,很难设想他能再稳稳当当做25年皇帝。当然,迎立这个傀儡皇帝,给曹操带来很大方便,但也造成了诸多麻烦,比如稍有举措,就要上表奏闻,还容易给人抓到把柄,无异自寻烦恼。然而曹操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就贯彻到底,至死没有抛弃汉献帝,也未修改“匡扶汉室”的既定方针,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汉室情结在起作用。他如果代汉称帝,就会彻底毁坏自己一生的声誉、名节,就会成为真正的汉贼。曹操奋斗一生,不能不考虑自食其言的后果,所以他宁愿做周文王,给儿子铺好登基之路,也决不会自己去当皇帝。

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曹操不当皇帝的理由和原因。此类理由和原因还可举出一些,如障碍尚未扫清,内部尚不稳定,时机尚不成熟等。尽管曹操是汉朝廷所有权力的真正主人,但他没有代汉自立却是不争的事实。

曹操不称帝并不是他不想当皇帝,这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曹瞒传》和《世语》都称尚书桓阶“劝王(曹操)正位,夏侯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由此看来,曹操并非只是一心一意匡扶汉室,其实他还是想当皇帝,只是蜀、吴未定,他坐不稳这个宝座。如果“二方既定”,他就会效法舜禹之轨,不客气地让汉献帝禅位。可惜曹操已至暮年,等不到这一天了。曹操死后,夏侯还“追恨前言”,以为泄露了天机,很快他也死掉了。有人对此进行了考证,以为《世语》是胡说八道,但没有否定《曹瞒传》也说过这些话,可见对于曹操的这一记载并非全是妄说。还有,曹操在看完孙权劝其称帝的信后,曾经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一句感叹:“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周文王没等灭掉殷纣王就去世了,其子姬发后来灭商,建周朝,即帝位,尊其父为周文王。曹操以周文王自居,说明他不是不想改朝换代,只是自己身体有病,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人以为,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事实上他做不成皇帝。就是轻而易举把汉献帝搞掉,他也只能做个控制一方的草头王,做不成统一全国的真皇帝,而且还要背个“篡汉自立”的万世恶名,倒不如只要实惠,不要虚名,所以才一直“谦虚”着不称帝。如果给曹操排个时间表,可以看出他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很艰难,就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算起吧:

建安元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他又紧忙让汉献帝封袁为太尉、邺侯。可是袁绍不领情,不仅不接受,还大骂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只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给袁绍;建安二年,董卓的部将张绣率部攻击曹操,袁术则公开在寿春称帝,同曹操唱起“对台戏”;建安三年,荆州的刘表公开支持张绣,向曹操发动进攻,吕布也同他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根本不听招呼;建安四年,刘备公然背叛曹操而投靠袁绍,不久,许都就受到袁绍大军的攻击;建安五年,官渡大战爆发,曹操获胜,接着就是长达7年的征伐,总算大体平定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形势一片大好,他要统一全国,不料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不客气地占领西川、荆州,从此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至此,曹操已是鞭长莫及,他没有力量和时间再搞统一了。总起来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身兼多种要职,占据有利位置长达24年,可是他没有制服各路诸侯。曹操不是没有想当皇帝之心,然而缺乏回天之力,事实上他当不成皇帝。如果曹操公开亮出代汉自立的招牌,局面将更加糟糕。曹操的精明之处,就是善于利用合法的外衣,将不合法的目的掩盖起来,虽然他不称皇帝,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想当皇帝,而且这种努力是有计划、按步骤的,既稳稳当当,又周到严密。比如:曹操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其中曹节被立为皇后。一方面用于政治上的笼络,一方面设下几个眼线,便于控制这位小皇帝。从建安十三年起,曹操就从政治体制入手,将皇帝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年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任丞相。他的所有命令先由丞相主簿司马朗传递给代尚书令荀,再由荀传给汉献帝,最后以诏书形式发出,其实却是曹操的“旨意”。十六年,曹操以儿子曹丕为副丞相,进一步抓牢了中央大权。十七年,曹操可以带剑穿鞋直接上殿,而且入朝不用小跑。十八年正月,曹操以皇帝名义合并十四州为九州,其所领冀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州,魏郡成为最大的郡,为将来的魏王国奠定了基础。十八年五月,曹操受魏公及九锡,后者是天子赐予臣子的九种礼物和待遇,通常被认为是大臣篡位的先兆。十九年正月,曹操在封地内举行耕种籍田仪式,表明魏的分封国地位正式确立。同年三月,汉献帝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并授曹操以金玺、赤绂、远游冠等物,具有了过去皇太子的待遇。二十年九月,曹操执掌分封诸侯、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得官爵者皆知有魏公而不知有天子。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晋爵为魏王,并得到金虎符,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他的调兵权。与此同时,曹操也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魏国的政治组织:任命钟繇为魏国相国,任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立太学作为培养干部的基地。曹操还在北方实行屯田,改革赋税,颁布租调制度,为今后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可以说曹操从政治、军事、组织、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好了登基的准备。到了这种地步,曹操仍不满足,动不动就朝汉献帝大发脾气,吓得这位天子苦苦哀求:“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说,你若不辅佐我,发发善心放我一条生路得了。恨不得要把皇位拱手相让。曹操自知时机尚不成熟,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宝贝位置留给了儿子。

总起来看,曹操为什么不做皇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局中的曹操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清醒。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可是却实实在在获得了许多超过当皇帝的荣耀,这正是曹操想得到的东西。

诸葛亮为什么打败仗

诸葛亮,字孔明,世称卧龙先生,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少孤,随从父诸葛玄生活,后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躬耕陇亩,勤学不辍,留心世事,抱定济世拯民之志。建安十二年(207),经刘备“三顾”为军师,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战略方针,其后联孙抗曹,赤壁一战而成三方鼎立局面,帮助刘备在蜀建立起独立政权。曹丕代汉,他积极支持刘备称帝,任丞相。刘备死后,辅立刘禅,大权独揽,决以政事。他曾五次率军北伐,两出祁山(今甘肃西河西北),力图统一全国。诸葛亮像他任丞相时,抑制豪强势力,励精图治,赏罚严明,并加强与西南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协作,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诸葛亮不仅是治国安民的能手,也是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奇才,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奇计妙策,层出不穷。他博望烧屯、火攻新野、巧夺荆州、智取汉中、舌战群儒、三气周瑜、六斗司马懿,还有什么借东风、空城计、八阵图等,无不闻一知十,料事如神,成为智慧和才略的化身。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对于诸葛亮的超级智者形象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可是仔细看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军事才干,却惊奇地发现他领兵打仗有些外行,越到后来败得越惨,甚至可以称他为常败统帅。

诸葛亮出山时,不到而立之年,完全是个青年书生。虽然他大言不惭地自比乐毅、管仲,却没有领兵打仗的实践经验。初出茅庐,取得了“火烧博望坡”的小小胜利,接下来便是“弃新野,走樊城”的失败,使得刘玄德携民渡江,弄得整个樊城鸡犬不宁,刘备悲伤地竟欲投江而死。如果不是左右救止,恐怕早没命了。

败走樊城之后,接着又是当阳之败,吓得刘备糜氏夫人投井而死,连儿子也差点扔掉。多亏铁哥们儿张飞、赵云舍命相救,刘备才从小路斜投汉津。如果不是刘琦将其接往夏口,刘备恐怕还要狼狈多时。

从客观上说,诸葛亮的“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的一系列败绩都与兵力太少有关,而且也缺乏可靠的根据地,所以累累如丧家之犬,被曹操追得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当蜀汉政权建立,尤其是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各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为了实现先主遗愿,精心组织了六次伐魏战争,然而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创造了战争史上连战连败的罕见纪录。

蜀汉建兴六年(228)正月,诸葛亮首次北伐曹魏,亲率大军攻祁山,关中响震,形势很好。后因错用马谡而失战略要地街亭,导致蜀军败归,诸葛亮上疏请自贬三等。同年十一月,诸葛亮闻魏军东下,关中空虚,欲出兵北伐,遭到群臣反对。他独持己见,十二月间率兵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困陈仓,其守将郝昭早有准备,坚决不肯投降。诸葛亮认为率有精兵数万,而郝昭才有兵士千人,算计魏军来不及救援,组织部队轮番攻城,苦战20余日竟不克。蜀军粮食吃光无力再战,只好仓促撤退。诸葛亮以数十倍兵力竟攻不下一座小城,可见其指挥才能如何。

蜀汉建兴七年(229)春天,诸葛亮组织第三次北伐。他派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魏将郭淮率军急救,诸葛亮领兵出击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北)。郭淮避其锋芒袭其后部,诸葛亮急得生病,得了两座空城,就匆匆撤兵退走了。

蜀汉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围困祁山,用木牛运粮。老对手司马懿率军迎击,双方战至六月,互有胜负。诸葛亮在进攻上邦(今甘肃天水市)时虽然抢收了些麦子,但终因粮草不继,不得不宣布退兵。

诸葛亮返蜀三年,精心准备之后进行第五次北伐。他亲自统领10万大军由斜谷进兵,这次接受因粮草不继而退兵的教训,实行分兵屯田,作长期打算。岂料司马懿也下决心打持久战,两军在渭南相持百余日,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除去送女衣以示羞辱外,别无良策。后因心劳力绌,病卒于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种种神机妙算和深谋远虑,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回头看看这一连串败绩,真不相信是诸葛亮所为,可是,这些都清楚地载于正史,不必为尊者讳言,诸葛亮打败仗是不用怀疑的。

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每战必胜的将军。诸葛亮虽然被装扮成了智慧的化身,但他并非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完美。从诸葛亮一生来看,自提出《隆中对》到他任蜀相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说他是个很高明的政治家,也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军事家,但决不是第一流的军事家,否则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败绩。而且有些败绩很难原谅,其后果影响了全局。

那么,如此聪明的诸葛亮为什么老打败仗呢?

缺乏实战经验,对于局势把握不准

凡是能征善战的将军,大都经过真刀实枪的搏杀,一步步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而诸葛亮只是一介书生,虽然号称熟读兵书,精研兵法,但毕竟没有经过残酷战争的锤炼,也缺乏亲自带兵打仗的实践。他在出佐刘备之后,直到白帝城托孤,从没有指挥过什么大战。博望坡说是“军师初用兵”,但实际上的烧屯之战是刘备打的;赤壁大战把诸葛亮说成神仙,但主要指挥者是东吴青年将领周瑜;刘备平定益州之战很是精彩,主谋者是庞统和法正;智取汉中是刘备亲自出马,制定作战计划的却是法正。以后诸葛亮的南征,主要是政策方面的成功。至于“七擒七纵”之事,《三国志》没有记载,连孟获这个人也没有。清代《通鉴辑览》认为屡缚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此事有无,史学界尚在争论,因而不能作为诸葛亮的成功战例。还有“草船借箭”、“空城计”、“借东风”等,都是罗贯中借别人的故事美化诸葛亮,这与他的什么神机妙算毫无关系。

此外,诸葛亮的一系列败仗,与他把握形势不准、固守陈旧战略方针有直接关系。有专家学者指出,《隆中对》对当时的形势分析是对的,使刘备迅速摆脱了困境,找到了立足之地。但是,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在形势变化以后,诸葛亮没有分清战略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其“逐鹿中原”的方针是错误的。诸葛亮认为:“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种分进合击的钳形攻势,颠倒了主力和偏师的关系。棋失一着,使刘备失去了惟一可以问鼎中原的宝贵战机。

还有西蜀的一系列败仗,也与诸葛亮过时的战略方针直接相关。汉献帝东迁之后,原先富足的秦川一带变得经济凋敝、人烟稀少,民力财力日显穷蹙,难以支持刘备大军逐鹿中原。可是诸葛亮昧着心眼,仍然主张坚守秦川,而又无力东进,真是得不偿失。战略要地荆州上通宛洛,下控孙吴,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蜀军在此兵力不足,又偏放了个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关羽。偶有一二个胜仗,冲得头脑发昏,关羽不仅失了荆州,连父子二人性命也给丢了。而上庸、江州的蜀兵为什么不救?诸葛亮的英明预见到哪里去了?实践说明,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马谡丢街亭,都与诸葛亮未能洞悉秦川、宛洛的形势有关,和他不能正确把握全局有关,照他这样指挥作战,岂有不败之理?

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

这从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可以看得出来:“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引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这个评价比较准确恰当,完全符合诸葛亮布阵打仗的实际。

所谓“奇谋为短”,这是有事实根据的。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安西将军夏侯镇守长安。此人懦弱无能,惟怯不前,是魏之西线的薄弱环节。如能一举攻下战略要地长安,势必导致中原震恐,战局大变。为此,蜀国大将魏延及时向诸葛亮献上“子午谷奇谋”。他说:夏侯怯而无谋,自己愿领兵五千,从褒中(今陕西褒城)出发,沿秦岭东走,再由子午谷向北,不过10天可到长安。夏侯见我蜀军突然而至,必然乘船迅速逃走,这时的长安城里只有御史、京兆太守一帮文官,就好收拾了。请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出斜谷,只需20天就可胜利会师。这样长安可指日可下,而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了。(事见《三国志·蜀志·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陈述的作战方案堪称奇计,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写了这段,只是有所增饰。可是诸葛亮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不如从坦道先取陇西,十全必克而又无危险,坚持西出祁山,以和诸戎。想不到街亭一败,全局皆输,眼看着三郡归附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这种难以原谅的败绩,诸葛亮要负领导责任。就诸葛亮北伐来说,只有这次夺取关陇的可能性最大。这次战后,魏明帝立即把无能的夏侯调走,改派大将曹真镇守这一战略要地。曹真之后司马懿接班,诸葛亮从此永远失去占据长安的机会。这次失败,非同小可。

不只这种关系全局的大战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就是对于绝对劣势的弱敌,他也蹈常如故,缩手缩脚,结果打成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并以失败而告终。比如第二次北伐围攻陈仓,对手郝昭只有兵士千人,而诸葛亮兵力十倍于敌。他先用云梯冲车攻城,被郝昭用火箭和绳连石磨击破。又用百尺井阑射城中,以土块叠垒,想直接攀登。郝昭立即复筑内墙,以拙制笨,挫败了蜀军攻城计划。诸葛亮无计可施,命人再挖地道,企图偷袭进城。不料郝昭同样掘壕横截,诸葛亮的打算又成泡影。一个弹丸之城,昼夜攻打20多天竟不得手,蜀军精疲力竭,不得不狼狈后撤。诸葛亮号称足智多谋,除去这种拼消耗的办法难道别无良策?看来他确实“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如此呆板的统帅,怎能不打败仗?

有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

刘备偏安一隅,格外看重人才,除去他的两个桃园兄弟之外,尚有赵云、马超、魏延、法正、郭攸之、费祎、向宠、简雍、李严等,文武皆备,众星灿烂,曾经盛极一时。而到诸葛亮执政,在用人方面大大逊色于刘备,结果人才寥若晨星,青黄不接,怎么能打胜仗?在选贤任能方面,诸葛亮最明显的失误是不能宽容雄才隽士。对于有才能的人,诸葛亮使用起来十分谨慎。比如老将军赵云,身体尚可,连当个高级参谋都不准,使其抑郁老死。又如李严、廖光等人,俱有干才,而且身负重任,诸葛亮一味求全责备,反对有不同意见,偶有过失,就撤职查办,或置之“闲散”。再如彭,是庞统和法正联合向刘备推荐的能人,因其有些骄傲,不拘小节,诸葛亮便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可用之才越来越少,帐下缺乏独当一面的将军。诸葛亮分身无术,难怪要打败仗了。

再一点是他不善于用人之长。世上没有全才,军事将领也是这样。用将之道也要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多打胜仗。而诸葛亮明知这个浅显道理,却难做到这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对待马谡和魏延。刘备曾对诸葛亮有过专门交待:“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诸葛亮听了当耳旁风,“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引见《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附谡传》)。以为马谡可当大任,让他守卫街亭,败得一塌糊涂。诸葛亮只好挥泪斩杀,承认有失先帝知人之明。实事求是地说,马谡也是杰出人才,他是战略家,而非领兵打仗的将领。诸葛亮南征,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又比如魏延,是刘备通过战场严酷考验,亲自提拔起来的将才,对于领兵打仗很有经验。刘备迁治成都,需要有位大将镇守汉川,众人以为必是张飞,张飞也以心自许。谁知刘备任命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众人无不吃惊。可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可是到了诸葛亮时期,“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自己短于奇略,放着有奇略的人不用,打了这么多败仗也就不奇怪了。

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对部属放松批评教育

诸葛亮身为丞相,总理全国各方面政务,应办好丞相应该办的事情。但他事必躬亲,不分巨细,连公文校簿都要自己校对,对别人总是不信任。蒋琬、费祎都是他看重的人才,诸葛亮对他俩也不放心,从未让蒋、费负责一个区域或一支军队的全面工作。他本人也以为统一天下的工作舍我其谁,因而连续五次率军北伐,不辞劳瘁,万事包揽,部下积极性难以发挥,造成从上到下的迷信和普遍依赖心理,每个步骤都要依靠丞相的所谓“锦囊”妙计,而且不能提前打开,只能临时抱抱佛脚。像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机动灵活性可言?怎能随机处置问题?这种教条主义者指挥的军队,怎能不打败仗呢?

诸葛亮向以赏罚严明著称,可是他也区别对象,并不是对谁都严格要求。像对刘备的铁哥们儿关羽,就格外迁就姑息,使他愈加骄傲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马超归汉之后位列“五虎上将”,关羽很不服气,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人才可谁类比?”对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言行,诸葛亮不仅不加批评教育,反而无原则奉承关羽,说马超“当与翼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得了这顶高帽,愈加目中无人,大意失了荆州,造成千古之恨。

还有,诸葛亮无视部属之间的矛盾,明知有碍工作也不管不问。最明显的要算魏延、杨仪这对搭档。他俩一文一武,才能都很出众,可是两人互不买账,闹得不可开交。对此,连东吴的孙权都看得很清楚,预言他俩相处日久必为祸乱。诸葛亮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加以调解,又不批评教育。在他死后,杨、魏二人终于火并,魏延被人冤杀,并夷灭三族,杨仪也遭流放。这种自相残杀,比打败仗还要可怕。

关于诸葛亮的败绩及其原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尽管这些败绩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但要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诸葛亮是人不是神,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力求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关于对局势把握的问题。《隆中对》是千古奇策,不论前期后期都没大的问题。三国初期的益州是大有用武之地,荆州是进军基地,两者地位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诸葛亮并未主观地颠倒轻重次序。对策中关于主力出秦川、偏师出宛洛的钳形攻势,是基于荆、益二州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但是刘备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加之关羽发生的重大失误,导致《隆中对》后期难以实行。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方针放到三国时期特有的战争环境中考察,是蜀汉统一天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只是由于在具体环节(如失荆州、失街亭等)上出现了差失,才使整个形势发生逆转,但不能因此说成是战略方面的错误。同时,诸葛亮对于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也无可指责。对形势判断错误并因感情用事导致惨重失败的是刘备(如东征之役)。诸葛亮屡屡北伐,是为了完成先主之托,且有成功希望,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有分寸的。

关于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之失。诸葛亮确实事事小心谨慎,从本身原因来说是性格使然。从客观上说,蜀汉国小民少,兵员有限,经不起大的损失,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他不用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是认为此计太“悬危”了。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而被司马懿所擒之事,使诸葛亮好不容易进行的策反工作付之东流。魏延提出的设想,“悬危”处是过低估计了对手,若是夏侯闭城拒战、以逸待劳,蜀军则必败无疑。诸葛亮明白自己的实力,清楚后勤保障情况,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决不冒险。再说,“子午谷奇谋”效果究竟如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后人多是分析评论而已。不能以为可以侥幸成功,就埋怨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或指责他“奇谋为短”。相反,惜兵慎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正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关于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问题。诸葛亮执政时期同刘备在世时相比,确实是人才较少,英才尤其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诸葛亮选贤任能有误,也并非他不善于使用人才,主要是与他用人的指导思想有关。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侍候的是懦弱无能的刘禅,一方面他自己以“相父”的身份小心辅佐,另一方面他怕有才能的人不忠于平庸的刘禅,必须防止在他百年之后有人篡权夺位。所以他在用人方面的主观倾向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多用文士,少用武将;重德有余,用才不足。像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是个可以统揽全局的人物。因为他瞧不起刘禅,难免做点出格的事情。“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杀了刘封,刘备痛哭流涕,可是为刘禅除了一大祸患。诸葛亮的败仗虽然与人才不足有关,但也有另外好处,终刘禅之世,蜀汉没有出过篡逆之人。平庸无能的阿斗,却能安坐天下,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诸葛亮的算计。只要稳住大局,打几个败仗又算什么?

还有人批评诸葛亮自以为高明,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了广泛听取部下意见和建议,诸葛亮特意设了“参署”机构。他说:参署的作用就是“集众思广忠益”,有了问题,要反复讨论,以求得正确的决策或结论,这就好比丢掉破草鞋而捡了珍宝,何乐而不为?成语“集思广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时,有了过失,诸葛亮也能主动承担责任。如街亭之失以后,在总结教训时他提出:“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希望大家经常指出他的缺点错误,以便吸收众人的忠虑良策。打败仗有多种原因,不能说诸葛亮听不得不同意见。

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其一定道理,既不是为诸葛亮的败绩开脱,也指出了他存在的一些问题。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和评价他别的方面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摆一摆诸葛亮的这些败绩,并不损害他的智者形象,是把他由神变为正常的人。诸葛亮有这么多败绩,为什么难以察觉,反而认为他是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呢?这与罗贯中的那支生花妙笔很有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写一次次具体战斗的胜利,详写无比高明的预见,细写调兵遣将的过程,活写对手的虚弱狼狈。而对于每次战争的结局,则是一笔带过。就是诸葛亮的失败,也写得令人钦佩。或演“空城计”,化险为夷;或增灶设疑,败中取胜;或突然撤退,神鬼莫测。这种有详有略、有虚有实的春秋笔法,掩盖了诸葛亮的一次次败绩,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近乎神仙的诸葛亮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