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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千古疑案(1)

千古奇案

尧帝实行禅让制之疑

尧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位贤君。姓伊祁氏,名放勋,号“陶唐”。“尧”是后人对他的谥称,习惯上称其为“唐尧”。

在传说中尧是为古老的华夏大地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据说他命羲、和二氏用历数之法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将一岁确定为366天,并以置闰的方法校正四时,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另外,尧还知人善任,推举精通农作物种植的“弃”作为“农师”,推广麻、菽等播种技术。还有,他首创“军事民主制”,凡是遇有对外作战、对内镇压奴隶反抗的大事,统统交给氏族大会讨论。

更重要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尧不贪恋王位,他认为自己该退休了,想把王位让给别人。便咨询分掌四时和方岳的官员“四岳”,“四岳”赶忙推荐了一位名叫舜的人。尧也听说过舜的贤名,知道他曾“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的光荣历史。但仍不放心,接下来对舜又经过三年的严格考核,这才主动让位于舜,命其摄位行政,执掌大权。舜也确实不负所望,他巡行四方,体恤民情,果断地除掉了鲧、共工、骓兜和三苗四人,受到人们的广泛称颂,造就了又一位贤明之君。晚年的大舜也仿效尧的做法,实行选贤传位,经过咨询“四岳”,又把自己的宝座转让给了大禹。大禹继位之后,洪水遍地,民不聊生。大禹劳身焦思,胼手胝足,薄衣食,卑宫室,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导流入海,制服了滔天洪水,使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禹退位时又举荐皋陶为继承人。不料皋陶短命,再把王位转让给伯益,这就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推举领袖制度,史称“禅让”。

有关禅让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尧典》。其中载有“尧舜禅让”之事。《大禹谟》中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孔子的《论语·尧曰》同样载有这种开明的制度。可是,这些古籍所记,也只是传说中事。所以早在战国时期对此就已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否定,也有的模棱两可,还有的一人持有两种说法。这样,上古时代有没有禅让制度,就成了历代争论不休的问题。

按照《尚书》的说法,尧在位70年,已经86岁,身体实在支持不了,要找王位继承人。经过“四岳”们的热烈讨论,一致推举丁鲧。此人家在有崇,号崇伯,很有把子力气,且有服众才能。尧让他治理危害极大的洪水。鲧用筑堤防水的办法,九年时间也不奏效,被舜怒而杀死在羽山。“伺岳”觉得舜是英雄,遂重新推举舜来继承王位。并特意举出理由说,舜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还是一位难得的孝子。他有瞎眼的父亲和狠心的后母,舜能善待两位老人,同时和常常欺负自己的弟弟也能友好相处。尧让人细细访查,结果舜比“四岳”介绍得还好,于是放心让他继承了王位。舜在位期间,鲧的儿子大禹终于治水成功,舜主动让位给禹。后来禹又准备传位给伯益,然而遭到老百姓的普遍反对,一致要求由禹的儿子启来当接班人,启也就毫不客气地面南而坐,流传了几代的禅让制度终结,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先例。

对于这种禅让制度,《墨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史记》等都作了明确肯定。此外,在其他一些史料中也介绍或肯定了上古时期这种开明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佚名的《竹书纪年》中明确讲到,舜在位十有四年,这天乐工们正在兴致勃勃地演奏音乐,突然“……天大雷雨,疾风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石)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聪明的大舜感应上天之意,认为到了该让王位的时候了。于是,“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缘错,其文言:‘当禅禹!’”这种挑选接班人的做法虽然有些迷信,但说明舜是认真实行了禅让制的。

禅让制不仅仅是种传说,而且已经进入了现实政治领域,据《战国策》记载,燕国就进行过一次禅让行动。当时的燕王哙因为健康原因,不想继续担任国君职务,然而又不甘心默默无闻地退位,想要留个美名,于是在一些说客的怂恿下,果断地把王位让给了宠臣子之。这种做法激怒了燕国太子,他一边怨恨父王的糊涂,一边准备造反,于之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太子。这一来弄得国内大乱,齐国乘机伐燕,哙和子之都被杀掉,燕国差一点灭亡。燕王哙的禅让举动尽管没有成功,但他还是走出了改变世袭制的实际步骤。

关于古代禅让制的记载,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也可得到证实。这批竹简上的文字,距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远,是较为接近孔子的学者的著述,其中的《唐虞之道》对于禅让制有详细论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至致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故唐虞之道,禅也。”

由此可见,尧、舜二帝实行禅让而不传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把利天下看做是第一位的,决不自私自利,这就是最大的仁。禅让而不传子,是圣人的最高思想境界。圣人只有先正自身,然后才可以正世,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禅让,就是实现圣治的前提和基础。郭店竹简中的这些文字与孔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也可以作为古代禅让制存在的有力证据。

然而对于“禅让”之说,同样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怀疑。

先来看孟子的态度。一个名叫万章的人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进一步解释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引见《孟子·万章》)。孟子还说,尧去世之后,舜为了躲避尧的儿子,跑到南河之南,天下诸侯仍然尊崇大舜为王,凡有朝觐、狱讼、讴歌之类的重要事情,都到舜的面前请示汇报,而不理睬尧的儿子。后来舜又仿效尧的做法,荐禹于天,让他坐上了王位。

孟子坚决否定了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的传说,他只承认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那么,“天”是什么呢?孟子玩弄了文字游戏,没有明说。考其本意,或在强调舜、禹本身都是贤德之人,受到氏族部落的拥戴而践天子之位,并非受禅而居王位。

如果说孟子对于古代禅让制否定得不够彻底,思想家荀况的态度倒毫不隐讳。他在《荀子·正论》中有段精辟而又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而化顺之。”接着他还论述了“死而擅之”和“老而擅之”的不可能性,荀况的最后结论是:“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诚如这位思想家所言,像尧舜这些人,“道德纯备,智惠甚明”,且又势位至尊,是无敌于天下的强者,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宝贝王位让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呢?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天下第一号傻瓜?

依据孟子和荀况的说法,上古时期没有什么禅让制度,那么大舜、大禹是怎么登上王位的呢?哲学家庄周提出了一种“撂挑子”的假说。他在《庄子》中提出,尧坐烦了天子的宝座,要把这个位置让给许由,不料许由坚辞不受。尧再转让给州支父子,哪想他们也回绝了。他们为何害怕当天子呢?因为这个差使太辛苦了。据韩非说,尧在位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吃的是粗粮糙米,咽的是树叶野菜,冬天裹兽皮,夏天披葛布,而且尧的居住条件也很糟糕,屋顶的茅草很不整齐,房子的椽梁没有雕饰,有时还要忍受漏雨的折磨。就是一个守城门的大头兵,收入也远远超过尧的水平。尧思来想去,不能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就主动撂挑子不再干了。多亏找着了大老实人舜,他稀里糊涂登上了王位,后来舜也实在吃不消了,就把天下让给特别能吃苦的大禹。

庄周的说法和韩非的解释都有浓重的戏说成分,只当笑话听听足矣。

可是,同样是这个韩非,不仅不承认上古时期有禅让制,进而又说舜和禹能够继承王位,是“臣弑君”的结果。他在《韩非子·说疑》中认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没有描绘这些人抢班夺权的细节,也未说到这四位王者是不是全被杀头,但明确说了继任者用了“逼”、“放”、“伐”的强硬手段,显然这和禅让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

韩非是荀况的学生,师徒两人都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公开否认禅让制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的不少史学家都附和这些说法。如唐代的刘知几在他的《史通》中引用《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后来的大禹又把舜驱赶到苍梧(今湖南南部),硬是把他逼死,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稍后的另一位史学家司马贞也传达了类似说法。他在《史记正义》中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看来尧的下台并非因为年龄原因,而是由于“德衰”之故,大舜以为他不配再居王位,就把尧关进了牢狱,同时让他的儿子丹朱也做了囚徒,大舜成功地搞了政变。

对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说得比较全面的当数史学大家司马迁了。他在《史记》中综合了《尚书》、《论语》、《孟子》诸说而写进了《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他描写时年86岁的尧王发现和任用大舜的过程,与《尚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并且说到尧王为了检验这位接班人的理家能力,还把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娥皇和女英送给了大舜,诚心诚意使他践其王位。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同了,舜在执掌了管理大权之后,很快实行起独裁,处心积虑把尧架空,为此实行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举十六相”,即把尧长期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的“八恺”、“八元”很快同时起用,树立一批忠于自己的亲信。二是“去四凶”,利用果断有力的手段,把尧正在宠信的浑沌、穷奇、杌、饕餮,一下给除掉了,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弄得尧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大舜仍不罢休,又把尧软禁起来,不准他同家人、亲友见面,逼迫他赶快让位。可是尧的儿子丹朱难以就范,舜又把他放逐到丹水。经过一步步地精心策划,大舜终于坐上了王位。由此看来,舜之承尧并非“禅让”的结果,而是大舜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王位。不过,舜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在尧“让位”以后再也没找他的麻烦,命人好好照料这位老岳父,使其颐养天年,寿至117岁。

《史记·五帝记》又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礼记》则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刘知几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不客气地赶走了大舜。刘知几的分析很有道理。试想,上古时代的苍梧尚是荒蛮之地,人烟极其稀少,既无边关纠纷,又无其他要事,舜到这种地方巡查什么?如果为了打猎,值得跑那么远吗?况且,当时的大舜已是耄耋之年,数千里的路途之苦,他能受得了吗?再说,娥皇、女英既为舜的妻子,为何不归葬苍梧?其中定有难言之隐。所以,舜之所谓南巡,不是为了公务,也不是游山玩水。要么是武装押解,不得不去;要么是被人所逼,惧祸逃亡。谁能导致舜的这种悲惨下场,自然非禹莫属。由此推测,大禹的继位,也非禅让的结果。

既然没有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那么,《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这类事情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尚书》中的《尧典》成于战国时期,如同孔子在《论语》中讲的禅让之事,很可能是道听途说,没有多少可靠根据。而《大禹谟》系晋人伪托,也照《尧典》编造故事,果真这样,那么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尚书》,就完全靠不住了。

至于《竹书纪年》所讲的舜禹禅让故事,也难让人相信。因为此书是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在盗掘魏襄王墓时发现的,当时多致坏朽脱误,后即散佚,有辑本十多种行世,卷数也不一致,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其可信程度,就要打折扣了。

倘若《尚书》、《论语》记载的“尧舜禅让”皆不可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书了。在该书《尚贤》篇中这样写道:“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把—个会烧窑、能捕鱼的农民“举以为天子”,明显是“尚贤”的禅让举动。此外,在《墨子·尚同》中也有类似说法。其实,舜本来是黄帝的九世之孙、有虞氏诸侯,墨子把他降低为只会干粗活的农民,以此表明“尚贤”的主张,这正是墨子先生的一大创造。这位思想家出身于下层社会,熟悉老百姓的生活,不满儒家“礼”的说教和等级观念,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否认“天命”和“执有命”这类观点,明确表示了庶民可以参政的强烈愿望,故而编造了“尧舜禅让”的精彩故事。可是,《墨子》一书中并无“舜禹禅让”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儒学大师孟子添加的部分。儒学和墨学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可是对于“举贤”的认识是一致的。孟子巧妙地利用了墨子的这一创造,续编了“舜禹禅让”的又一个故事。孟子编故事的手法甚至都照抄墨子,把本来是百里诸侯的禹硬说成平头百姓,似乎不做这样的改动,“舜禹禅让”就显得太乏味了。后来,儒学占了上风,墨家一蹶不振,“禅让”之说成为儒家们的专利。这些故事既是有意编造,那么,尧、舜、禹的“禅让”制度也是子虚乌有。

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古籍中对于禅让制度的说法不同,甚至有严重的互相牾,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之说。因为这种传说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历史的真实投影。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禅让制度的产生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尧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各个氏族部落普遍筑城建国,且又频繁发生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平等式王国联盟,是尧、舜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很难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稳定,所以权位不能私相授受,需要以会议讨论或众人推举的方式产生领袖,形成了必然的“禅让”,其实这是一种原始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氏族联盟也有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会涉及到这些民主选举出的领袖,“禅让”也会发生斗争,这也正是产生“舜囚尧”、“禹逼舜”的根本原因。另从少数民族发展史看,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汉代的乌桓民族,曾经数干部落联为一部,民主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他们一呼百应,具有很大权威,很像大舜、大禹这种角色。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同样有这种选举制度。由此推想,汉民族在上古时期也有这种做法。后来,尧、舜、禹一个个被尊为圣主明君,他们之间由民主选举而完成的正常交接被儒家涂上了理想化的油彩,成为美好无比的“禅让”制度。这一渺茫的历史陈迹很难将其完全抹掉,但也不必把它想象得那么美好。

大禹治水的历史真相

大禹治水,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古老传说。

约在四千多年之前,也就是尧为部落首领时,中国黄河流域频发洪水,浊浪滔天,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灾难;《孟子·滕文公上》对此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滕文公下》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大水淹没了庄稼,吞噬了住所,逼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迁徙,水患成为当时最大的灾难。

其实,这种巨大灾难,早在尧之前的共工氏族时期就产生了。当时,洪水还没有这样频繁,仍有十分之二的陆地可供选择,人们一边繁衍生息,一边尝试开展对水的斗争,渐渐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采取“撤高垫洼”的办法,对付日益增长的洪水,即从山丘高岗处取来土石,加高自己的住所,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然而,若干年后这种办法宣告失败。一是人们忙碌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洪水进逼的速度;二是加高自己的住所,势必影响别人的安全,为此引发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共工氏族竟然被唐氏族毫不客气地灭掉了。

现在轮到尧做首领,洪水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肆虐。面对生存的严重威胁,尧请众人商议对策,大家认为鲧能治水,公推他为一线指挥官,率领众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抗洪斗争。

这位鲧是什么人呢?《史记·夏本纪》讲过他的家世:“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这就是说鲧是黄帝之曾孙。也有的说鲧是黄帝的孙子(如《山海经·海内经》),还有的说“颛顼五世而生鲧”(如《汉书》)。不论哪种说法,都承认鲧是黄帝的后代,有着高贵的身份和血统。更重要的是鲧在众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一是鲧发明过耒耜等常用农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是他教会了人们种植五谷,驯服驾驭了耕牛,从此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成;三是他创建了城郭;改进了住所,并在防洪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显示了出色的才干,选择鲧做治水首领是很合适的。

鲧的治水经验概括起来就是“水来土掩”。即用填堙的办法阻挡洪水。他总结了共工氏的失败教训,把提高整个居住区的高度改为四周筑以围墙,这样不仅大大减少了搬运土石方的工作量,也使居住区更加集中和有序,提高了战胜水患的整体力量。《尚书·洪范》及《国语·鲁语上》等古籍中,留下了“鲧堙洪水”、“鲧障洪水”和“鲧作三仞之城”等记载,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然而由于人手太少,加之生产工具简陋,开采和搬运土石方的数量远远赶不上筑墙的需要。继续上涨的洪水,冲垮了堵截的土墙,淹死了很多人口,治水面临失败。在此危急关头,鲧想借用神的力量。他记起天帝那里有个名叫“息壤”的宝贝,水涨它也增高,用来可保无虞。鲧果断决定“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想不到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惹怒了天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可怜一位舍己为民的治水英雄,悲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山海经·海内经》)。

鲧被杀之后,灵魂不灭,尸体不腐,天帝知道他不甘心死亡,遂命一位神人用“吴刀”把鲧的肚子剖开,彻底打消他复活的念头。不想鲧的肚子刚被剖开,从中跃出一条生有双角的虬龙,这就是鲧的儿子大禹。

关于禹的出生,还有另外说法。据《遁甲开山图》等史料记载,鲧的妻子名叫女嬉,“得石子如珠,受而吞之,受孕,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禹出生时,其母剖腹而产,其地点在广柔县之石纽乡(今四川理县东北)。淮南人甚至认为六月六日是禹的生日,开展过一些纪念活动,后来则演变成水神的节日。

总之,不管鲧是被天帝杀死还是让上司治罪,都是因为治水不利而丢了性命。

鲧死之后,洪水之害并未减缓,新上任的部落首领舜经过考察了解,遂把继续治水的任务交给了鲧的儿子大禹。为了协助禹做好这项宏大工程,舜还委派商族的氏族契、周族的始祖弃、东夷族首领伯益等前来助阵,据说连共工氏族的后裔四岳也参与此事,可见治水是项很紧迫的工作。

大禹是一位既有领导才干又有实干精神的首领。面对浊浪滔天的洪水和遍地哀鸣的灾民,他感到了肩头责任的重大,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一定消除水患,拯救天下黎民。大禹先是认真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并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国语·鲁语》说禹“修鲧之功”,就是这个意思。在此基础上,大禹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治水方略:

确定正确方法,搞好全面规划

在大禹看来,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单纯填堵,这种方法虽能奏效一时,但解决不了长远问题,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堵住这么大的洪水。于是大禹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了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后秦王嘉的《拾遗记》说“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这里说的黄龙又叫应龙,生有强劲的翅膀和有力的尾巴,能帮助大禹勘察地形,用尾巴划开地面,引导洪水滚滚向前。玄龟,即当年帮助鲧治水的鸱龟,它能拖尾留痕,鲧曾沿痕筑堤。大禹改为按痕挖沟,形成新的河流。青泥,即鲧从天帝那里偷来的“息壤”,可以筑成一道道堤坝。大禹采取这种堵、引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顺应了水的流动规律,一方面灵活处理了水与土的相互关系,无疑是治水工作的正确策略。

治理大面积的洪水不仅要有正确的方法,还应制定全面规划,否则不是顾此失彼,就是抓不住重点,仍是功不补患。为此,大禹实地勘察山川地形,作出重要标示,使治水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据《尸子辑本》载:“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拾遗记》等古籍还说大禹一心一意治水,感动了一些神仙,人面蛇身的伏羲送给大禹一支一尺二寸长的“玉简”,使他拿来量度大地,平定水土;马首龙身的汶川神帮助大禹推倒两座大山,打开洪水排泄的通道。

以上虽是神话传说,却可以看出大禹一有“观于河”的求实精神,二有“河图”具体规划,三有“玉简”得力工具,四有几位神仙的大力帮助,从而为他的治水工作铺平了成功的道路。

抓好重点工程,解决治水难点

要把洪水引向远处,免不了遇到大山高岗的拦截,大禹以无比的勇气和魄力,画像石上的大禹像劈山斩石,导引洪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头一项重点工程是治理长江。江水必须通过三峡,而当时的三峡无水路可走。大禹挥起神斧劈山,山体不为所动;又命神牛用角去撬,结果撬弯了牛角,仍然不见寸功。后来,在天帝的提示下,大禹改用神凿开山,很快凿成了三峡。他怕山神生出草木,借以阻碍水路,又命火神燃起大火,烧碎了三峡石壁,至今寸草不生。

再就是疏理黄河。大禹先从青海积石山下动工,一路顺利导水,到了龙门山与吕梁山相接之处,没有了黄河的去路。大禹拿起神斧,把龙门山劈为两半,河水呼啸而出,至今留有龙门。最有名的是大禹开凿三门峡的故事。黄河出龙门之后,行不上几百里,被一座砥柱山再次拦住去路,大禹跃马山上,观看山势走向,然后奋力把山凿成三门,河水分流,包山而过,至今山崖上尚有两个明显的圆坑,颇似马蹄印痕,相传是大禹神马留下的足迹。

大禹治水,不仅开河导流,还要治山造田。经禹治理充填的名山有南山和梁山等,如《诗经·小雅·信南山》载:“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韩奕》也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在《淮南子·地形篇》中,把大禹改造自然的功绩说得更是突出:“凡鸿水渊薮,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大禹以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抓住重点,带动全面,在消除巨大水患的同时还改造了自然面貌,这种整、治互补,造福人类的思想,至今值得效仿。

忘我奋斗不息,丰功伟绩永存

大禹治水的故事多是神话传说,显然使人难信。之所以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把大禹当神看待。在许多人看来,处于远古时代,要治服那么大的洪水,没有神仙般的力量,简直不可想象。当然,所谓神仙并不存在,大禹能够治好洪水,不知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据《庄子·天下篇》载:“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尸子》也说大禹由于长年工作在野外,四处奔波,以至“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而且“步不相过”。这就是说,大禹的腿肚子磨光了汗毛,脚指甲也掉了,手累得变了形,且得了半身不遂(偏枯)疾病,走起路来十分困难,以致后脚向前跨不过前脚。他就是迈着这种艰难的“禹步”,走遍了山山水水,踏平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华夏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至今在各地还有“禹王台”、“禹迹溪”、“禹王庙”、“禹王亭”等地名和古迹名,这也说明大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史记·河渠书》还说大禹治水,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对于时间抓得很紧。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左手拿准绳,右手握规矩,一年到头从无闲暇,甚至帽子歪了顾不上扶,鞋子掉了来不及提,可见大禹是多么辛苦和繁忙了。

为了取得治水的胜利,大禹舍弃了自己的一切,把家庭生活和婚姻大事全都置之度外,直到30岁那年才娶了一位叫女娇的涂山姑娘为妻,草草举行了婚礼,大禹只在家里住了四天,便又匆忙奔向治水工地。《史记·夏本纪》说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看来不是夸张。还有的史料说大禹“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甚至“七年闻乐不听”,可以说连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也享受不到。对于大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给予很高的评价:“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荀子·成相篇》)。孔子在说到大禹的德行时,认为无可挑剔,近乎完人,曾感叹地说:“禹,吾无间然矣!”(《论语·秦伯》)。

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曾经长期危害人类的滔天洪水终于让大禹给制服了,其战绩非常可观。据《庄子·天下篇》中统计,大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取得了“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的辉煌胜利。对于大禹的丰功伟绩,从古至今赞誉不绝。如《左传》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汉书》也说:“昔禹治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其后称赞大禹的诗词歌赋、传记碑文等,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现代文学家鲁迅在他的《故事新编》理水篇中专门塑造了大禹崭新的形象,对于这个“面貌黑瘦,像铁铸的一样”的治水功臣,给了全新意义的评价。总之,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早早地印进了广袤的华夏大地,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里。

不过,大禹治水毕竟只是神话传说,有人对这种传说产生了怀疑。尽管许多古籍如《尚书》、《史记》等都写得明明白白,然而他们也只是记载了远古的传说,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另外,从所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四五千年以前大规模的治水遗迹迄今尚未发现,怎能让人相信大禹治水之事?具体说,有以下几种疑问:

大禹治水,精神高尚,功绩伟大,其中有关禹的表现更是感人。然而整个治水过程甚至包括禹娶涂山女在内,皆由神话故事组成,这不免过于夸张。这种情况,孔子早就注意到了,虽然他在《论语》中也说大禹的好话,但是对其如何治理黄河、长江等却只字未提。在谈到大禹的贡献时,只说了“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即称赞大禹不贪图宫室却全力兴修农田水利,这与治水的主题显然难以合拍。此其一。

禹的治水方法主要在于疏导,疏导必然开河,近代西方学者夏德在《支那太古史》中认为,仅此一项的工程量就要超过修建长城工程量的四至五倍,大禹无论如何也难以办到。以当时劳动力人数,用原始的生产工具,要完成开挖长江、黄河这样浩大的工程简直不可想象。不要说疏导这样大的河流,就是引一条小河入海也不可能。此其二。

大禹时代尚无文字,通讯手段和信息传递方式及测绘技术等十分落后,很难对华夏大地的泄洪作出统一规划和科学部署,也难指挥大规模开河劈山战役,要想驱除如此浩大的洪水谈何容易?另外,从治洪时间上看也不可能。《史记》说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治理这样大面积的洪水,完成如此艰巨的土石方工程,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即以神仙之力也难以让人相信。此其三。

既然大禹治水无此可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传说?这个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认为,在我国远古时期的确发生过很大的洪水,而且这种洪水灾害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如此巨大的水灾是怎样形成的?对此又有几种说法。一是冰川融解后内陆大量积水。据地质年代表来看,距今最近的第四纪冰川因气候变暖而消融,加上大量雨水或河流上游水源的增加,形成了巨大水灾。二是黄河泛滥,酿成水患。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认为:“洪水者洪河,谓黄河也。当禹之时,河水骤涨,险阻淤塞……实河水之洪流也。”(引见《船山遗书·书经卑疏》卷一)。三是这场洪水源于一股小水。洪水的“洪”原是一个专名,指发源于今河南辉县境内之水。辉县旧名共,水也称为共水,“洪”字的三点水偏旁是后加的,共水流入黄河,黄河发生了水患。洪水为水灾之意是后人改说的。

大禹治水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在古籍上有明确记载的如《史记·河渠书》,写明起自今青海积石山,直至导流入渤海,面积为整个黄河流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大禹治水的面积,充其量只在黄河下游一带。还有人分析其具体位置在今江苏徐州至山东兖州,还包括了河南部分地区。大禹带人疏导了十多条小河流,被称为“决九川,距四海”,此处“九川”也是泛指,言其较多之意。至于所谓“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是后人为突出大禹的英雄形象而有意夸大的说法。另外,从古代民族居住地看,大禹也不可能治理整个黄河流域的洪水。夏族居黄河下游,有大禹治水之说。商族同样居住这个区域,有“冥勤共官而水死”的抗洪故事,而周族居于渭水上游与岐山一带,就没有洪水泛滥的传说。可见,大禹治水主要是在黄河下游,治理的范围也很有限,除去对某些小河道进行局部疏导外,也可能组织群众修筑了一些堤堰防水,或者帮助群众迁移了住所等。以当时生产力水平能够做的工作,大概也就是这些。至于“开三峡”、“凿龙门”、“辟伊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当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人与自然的斗争伴随始终,自原始社会起这种斗争就表现得十分普遍和激烈。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谈到大禹治水的背景:当时在接近河流的平原地区常常发生水患,这些地区因为土质肥沃,地势平坦,适宜农业生产,所以古人便逐渐向近水的平原地区发展,为了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上的方便,与水患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大禹治水的真伪已不可考。但是,大禹治水不论有无其事,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显示了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因而这一传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人们喜爱和珍视的大禹治水传说,必将永远永远地流传下去!

殷纣王的功过是非

说到中国古代前期的暴君,很容易想起殷纣王来。

他是商代最后的国君。名叫受,又称为帝辛,死后被谥为“纣”,其本意是“残义损善”,显然是种贬损的评价。史家们多把他呼为商纣王,但因其居于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习惯上则称其为殷纣王。

从司马迁《史记》等史料记载看,殷纣王的确是少有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好酒淫乐,宠爱小老婆妲己,惟其言是从;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充盈钜桥(仓库名)之粟;大搞楼堂馆所建设,“南据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皆为离宫别馆”。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滥饮;更重刑辟(法),创造了炮烙之刑,以暴虐百姓为乐;他又自恃才智过人,拒谏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逼走哥哥微子,杀死叔父比干和大贵族梅伯,囚禁了另一位叔父箕子,肆意残害良善。同时他又嗜好征伐,连年攻打东夷,俘获“亿兆夷人”,把他们变为奴隶。殷纣王的胡作非为,不仅使小民视其为仇敌,各路诸侯也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周武王一声招呼,率领诸侯齐心伐纣,双方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甲子日,纣王兵败逃向鹿台,在绝望中****而死,在位33年,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除去正史中记载了殷纣王残暴无道,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也都揭露了殷纣王的种种罪行,其中尤以明代天启年间许仲琳的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商周列国全传》等)最为瞩目。该书共一百回,作者在前三十回中系统写了殷纣王的种种荒淫暴虐罪行,看后令人发指。例如:纣王所造的鹿台,地基三里见方,高度超过百丈,用了七年时间,装修异常豪华。以玛瑙砌成栏杆,用珠玉妆成梁栋,又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和美女们聚集于台上,狂饮常达七天七夜,以至君臣姬妾全都忘了日月时辰。上大夫梅伯爱提意见,为了钳制他的口舌,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造了空心铜柱,高约二丈,圆八丈,上中下用三火门,里面用炭火烧红,把梅伯缚于铜柱,将其烙为灰烬。为了以折磨宫人为乐,纣王又修造虿盆,掘了一个大坑,里面放入无数蛇蝎,哪个美女敢于冒犯,将其剥光衣服推进坑内,眼看着她被毒蛇一点点吞食。更残忍的是,为了观察生长中的胎儿模样,纣王命人活活剖开孕妇的肚子,使其鲜血流尽而死。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寒冷,居然当场砍断人家的双脚,砸碎骨头验看骨髓。除此之外,纣王还有一系列的恶行,作者都写得活灵活现,令人不寒而栗。

反映纣王无道的笔记、小说、戏剧还有《豆棚闲话·二则》、《野魂游》、《姜子牙封神》、《比干泪》等,直到近年还出现了舞剧《凤鸣岐山》和有关的电视剧,其中塑造了殷纣王的一个个暴君形象,无不觉得可恨可杀,但仔细看看,又都没有超出《史记》和《封神演义》描写的范围。其实,关于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似乎早就有了定评,司马迁的《史记》不必说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不客气地将纣王的人品列为下下。其后对他更是一片骂声,到了明代达到高潮。总之,这个商代亡国之君,是坏得再也没法儿坏了。

殷纣王果真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暴君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引见《论语·子张》)。在子贡看来,纣王未必如此不好,只是有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结到他的头上了。因为子贡善于辞令,又好与诸侯分庭抗礼,常作惊人之语,所以没人把他的这番话当一回事,两千年间鲜有附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古史学家崔述重又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考信录》中认为,纣王作为亡国之君,不能说没罪,然而其罪至多只有五条,不应该过分夸大,要注重历史事实。光绪年间的学者李慈铭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纣王最招人骂的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优、拘押周文王等,如果比起后世的暴君来,这些算得了什么?能算得上荒淫暴虐吗?

现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此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通过详尽考证明确指出,传说中的纣王罪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妲己的形象,其原型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纣王的残暴,主要是《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纣王有着很大距离。也有的史学家公开亮出为殷纣王翻案的旗帜,认为他非但不是暴君,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首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这一点在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说得很清楚:“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也说“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他只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不过骄傲一些罢了。其次,要正确看待殷纣王的对外战争。所谓“纣克东夷”,这不能算是过错。早在纣王未上台时,东夷各部就时常骚扰商朝,掠走大批百姓,使之成为东夷的奴隶。纣王父亲帝乙曾和东夷大战,但未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以青铜制造箭镞,改进武器装备,一举打败了东夷,从此使中原地区同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连为一片。并由此加强了对这片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原先进文化向东、南两个方向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应抹煞的功劳。再次,殷王用人惟才,重视做好俘虏工作。他还致力于提高音乐工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这些进步措施,对于促进上古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统一和凝聚中华民族,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引起了一些争论。其中,商朝何以亡于纣王,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翻案者认为,导致覆亡的局面,纣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但客观公正地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殷王族的内部早就埋下了分裂的祸根。纣王帝辛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受父亲帝乙的赏识,所以帝乙抛开了长子微子启,而把王位传给了老二。朝中为此分成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以种种阴谋手段向纣王发起进攻,分散了他的许多精力。二是纣王对东夷之战投入的精锐部队过多,犯了瞻前不顾后的兵家大忌,使得后方十分空虚,结果反纣势力乘机勾结在一起,并结成了牢固同盟。纣王虽然很快攻克了东夷,但自己的军队损失惨重,尚未进行休整又遭到意外袭击,从此伤了元气。三是大阴谋家周武王早就觊觎纣王的宝座,乘机发动战争,他的军队训练有素,又有蛊惑人心的目标,很快取得了胜利。四是纣王部队中俘虏兵多,尚未好好转化就仓促上阵,必然引起纷纷倒戈,结果牧野之战大败,致使商朝灭亡。

殷纣王既然不是暴君,那么他的恶名是怎么来的?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种:

是其政敌作了夸大宣传

不能否认,纣王作为大奴隶主,具有性情残忍、暴虐荒淫、奢侈腐化、镇压异己等恶行,这是历史上不少帝王存有的共性,并非只是纣王才有。而关于殷纣王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周朝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有些还是内部文告,显然这是敌对方面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从历史上看,周人的首都由岐地迁到渭南的丰邑(今陕西鄂县),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开展对帝辛(纣王)的宣传攻势,说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到周公旦掌权后,开始贬低帝辛为商纣王,并公开宣布他的“十大罪状”,这种恶意宣传至战国时变得有鼻子有眼。其实,有些宣传是不能相信的。比如史书上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就不相信,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因为距离纣王较近,对于他的一些恶行传得比较详细,故以纣之恶比附桀者必多,比如“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奢侈程度都和夏桀一模一样。相反,以桀之恶比附纣者就很少,这种附会也是造成纣王恶行累累的重要原因。

是把罪恶之源归于女人

古代盛行“女人亡国”的高论,一个封建王朝的败亡,常常要某个女人去负责任。比如,夏桀的妹喜,殷纣的妲己,周幽的褒姒,甚至连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归结到杨玉环身上,这显然都是不妥当的。具体到妲己来说,也是背了千古骂名。据正史记载,妲已是纣王在征伐有苏部落(今河南温县)被俘获的。她长得一定很漂亮,但绝对不是狐狸精。纣王得到这位美女时,已坐了40年帝王宝座,是60多岁的老翁,已经很有从政经验,绝不会叫“惟妇人之言是听”。更何况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决定吉凶休咎,这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确切记载,妲己的影响力实在微乎其微。再说,纣王性情刚猛,不会听个女人摆布,妲己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和玩物,没有必要对她言听计从。退一步说,妲己真的能操纵纣王,必然会给苏氏一族好处,她的这一家子为何没有得势呢?后人大大夸张了妲己的反面作用,正是宣传纣王暴君形象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能把他和夏桀、周幽两个昏君紧紧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后世的荒淫帝王开脱。此外,在纣王故事里加个妖冶无比的美女,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品,何乐而不为呢?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尧舜之类的贤王,也有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昏君,而这两类帝王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不可少的。作为一般帝王,难以自比尧舜,但也不承认自己是昏君。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反面典型,选来选去,认为纣王很够标准。自战国以后,历代史家说到暴君,必言夏桀、殷纣。起初关于纣王的反面材料尚不丰富,魏晋时期增添了离奇情节,如当时伪托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书《六韬》和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就把纣王描绘成了杀人成癖、惨无人道的恶魔。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释,也不忘记丑化纣王。《今文尚书》失去之后,到南朝梁武帝时出现了孔安国所注《古文尚书》,又为纣王的暴君之说增添了商周时代的所谓文献依据,而事实上真正的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尚书》、《周书》诸篇中,均无纣王无道、荒淫误国的记载,也无滥杀无辜、嗜血成性的事例。对于纣王这些所谓罪行的叠加,人们只恐其少,不厌其多,很少有人能够加以澄清。除去这些正史资料之外,一些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更是胡编乱造,推波助澜,把纣王宣传得更加可恨。比如,在宋代,就出现了评说纣王的话本,元代出现了《新刊全相评话武王伐纣书》,塞进不少神怪故事。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被引用最多的当数《封神演义》,书中不仅充分展现了明君、暴君的种种行为,连天上的神仙也分为两派,尽管是明显的荒诞无稽,但在封建道德传统中同时并存,敌对双方人物都成了神仙,少了殷纣王这种反面样板行吗?

殷纣王真的不是暴君吗?换句话说,真的能替他翻案吗?

多数人认为,纣王的暴君形象不能轻易否定,尽管他的许多罪恶是后人叠加的,但他一些主要罪行是抹不掉的。

其第一,周武王列举的纣王之头一条罪状是“惟妇言是听”,这并不是对他的诬蔑。从《尚书》记载来看,纣王的奢欲无度和淫乐嗜杀确与妇言大有关系。妲已是个受害者,但她也是害人者,至少她在纣王面前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有人假设她为巾帼英雄,不仅缺乏根据,也显得荒唐滑稽。

其二,纣王不是“用人惟才”,而是喜用小人,这也是有事实的。他的“剖比干,观其心”、屠梅伯、囚箕子、拘文王等等恶行不必说了,在任用费仲上也看得很清楚。翻案者认为费仲“善于理财”,应予重用,殊不知他更善于受贿和替人说情。比如,费仲特别爱财好色,接受了周人赠送的美女和“九驷”重礼,明知送礼者别有用心,还在纣王面前替他们说话,以至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王还被蒙在鼓里。重用费仲这种内奸,怎能说是“用人惟才”呢?

其三,远王族,用罪人,不是进步措施,恰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纣王与其叔父、兄长都成了仇家,以种种措施限制和残害他们,相反却莫名其妙地重用四方罪人,大大激化了领导层的内部矛盾。结果遇到紧要关头,这些家伙一哄而散,而这些多罪逋逃者,大半不是劳动人民。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怎么能算进步措施呢?

其四,纣王酗酒荒于朝政也是事实。商代后期整个社会滥饮成风,奴隶主们尤其好酒,这在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纣王作为最高领导者带头酗酒,不理政事,使腐败之风肆意蔓延,进一步加速了商政权的垮台。关于酗酒之罪,武王伐纣之时并未列举,看来这不是要声讨的主要罪行。此事只在周王朝的内部文告上提过,是周公借此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不是故意夸大纣王的罪状,也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有一些有关纣王暴虐的材料也是来自周朝的内部文告,他们的宣传不会全都无中生有,也不会过分夸大其辞,否则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不能认为只要是周人的宣传材料,就是对纣王的污蔑,从而一概否定。

如何看待殷纣王的功业,也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比如征伐东夷,首先要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从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等史料看,东夷各族和中原各民族早就有过交往,既非始于纣王,也非终结于商朝。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纣王父亲帝乙时期,就曾多次征伐东夷,纣王只不过扩大了战争规模,取得了所谓辉煌胜利。显然,这是具有侵略、掠夺性质的战争,不是什么光荣的功业。

至于说到纣王对于推动东南地区文化发展而做出了贡献,这也难以自圆其说。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分布广泛,当时的东夷部落地区(如山东一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纣王之前已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如山东史前的龙山文化,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鄂皖一带的青铜文化,与殷代不相上下,而风格不同于安阳,这些都不是纣王推动出来的。二是目前尚无充足出土文物或其他史料,证明殷民族或其同盟国大规模南迁,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推动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三是纣王对于东夷各部落的战争偏重于掠夺人口,弄得俘虏难以消化,他的军队在这些地区难以长期驻扎,目前难以找到纣王在此地区加强政权建设的史料,更无促进教化之类的记载,怎能说明他对东南地区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那么,纣王是否发扬光大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是否能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而做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显然这也属于溢美之词,或是牵强附会。再说他为了讨好女人,而建璇宫,筑鹿台,设玉床等,更不是什么功绩,而是大兴土木、追求享乐和劳民伤财的证据,根本不值得肯定。总之,从种种事实来看,殷纣王应该算是暴君,至少他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想要彻底为他翻案,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有较大困难。要真正弄清殷纣王的本来面目,得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