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外交内方外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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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古代商业(二)

中国丝绸历史悠久,早在汉代,精美的丝绸就经“丝绸之路”远销国外。明清,江浙丝绸业很发达,其产品都是由当地市镇集中起来,运销各地的。太湖流域丝绸市镇密集,乌程县南浔镇、吴江县盛泽镇、湖州府乌青镇、嘉兴府濮院镇等便是其中佼佼者。

南浔镇西南辑里(七里)村所产辑里丝,很出名。新丝下来时,乡农赴市卖丝,非常拥挤。丝行收丝后再转卖给各地客商。盛泽镇丝绸贸易非常活跃。镇上约有千百家丝绸牙行,远近村坊织成绸子,全都拿到镇上出卖。来镇收购的客商蜂攒蚁集、挨挤不开。乌青镇设有大叶行、茧行、丝行、绸布庄收购当地出产的桑叶、蚕茧、丝、丝织品等,转卖给外地客商。牙行活跃,四方客商云集。以丝绸业为中心,造船、运输、饮食服务、银钱、典当业以及公会、公所、会馆也都发展起来了。濮院镇居民多从事丝织、接屋连檐,机声盈耳。海贝丝行绸行大量收购,丝行需资巨万,多为合伙,且与钱庄相通。绸行有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等。还有桑叶行、当铺,以及成百个茶酒肆、商会分所、会馆、公会、公所等。还有王店、硖石、王江泾、震泽、长安、双林、临平、菱湖、石门等众多著名丝绸市镇,共同组成丝绸市镇群体,年复一年向国内外发售大量优质丝绸。

其四,著名铁器市镇——佛山镇。

农副产品与农具,尤其是铁器交换,是绝大多数地区贸易的重要内容。早在战国时期,农民就以粟易铁器。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市镇都有铁器和农具市场。有些以生产和出卖铁器为主的市镇,径以“炉头”为镇名。浙江桐乡县有“炉镇”,长兴县有“炉头镇”。

佛山镇是最有名的铁器市镇。明清天下有“四聚”和“四大镇”之说。所谓“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四大镇”是:佛山镇、朱仙镇、汉口镇、景德镇。佛山在“四聚”和“四大镇”中均榜上有名,可见其繁荣。宋元,佛山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明代开始发展,清中叶达于鼎盛。万计,闾井逾千。百货山集,无所不备。商贾云集,会馆林立。赶集者众,往来络绎。廛肆居民,十万有奇。据载,佛山街巷1565条,铺屋58376户。店铺招牌冲天,“较京师尤大”。街巷多以所卖货物命名,墟市穿插其间。货物品种齐全,“会城(广州)百不及一”。其中尤以制造和出售优质铁器闻名海内外。

佛山炒铁炉数十个,铸铁炉百余个,昼夜冶炼,火光烛天。其产品有铁钉、铁线、铁针、炒铁、铁锅等多种。锅的品种有鼎锅、牛锅、三口、五口、双烧、单烧等。清乾隆时所铸“千人锅”,口径达192厘米,深95厘米,据说可供千人吃饭。所铸大鼎可容1石米。铸造的大炮重4000公斤。这些优质铁器行销国内外,“佛山之冶遍天下”。

其五,闻名遐迩的瓷都——景德镇。

中国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商代已能制釉陶,汉代已生产出瓷器。唐代,全国约有20余座瓷窑。浙江余姚的越窑,河北内丘的刑窑为南北两大瓷器生产中心。北宋有五大名窑,即河南开封的官窑、禹县的钧窑、临汝的汝窑、河北曲阳的定窑、浙江龙泉的哥窑。南宋以后,瓷器生产中心开始南移。南朝陈代江西景德镇已生产瓷器,隋唐发展,宋以后大发展,其镇名即取自宋真宗时烧制的御用瓷器底部书写的“景德年制”(1004~1007)中的“景德”二字。当时景德镇仅是瓷器贸易中心,其窑户分散在附近农村,元明时生产也集中到景德镇,从此该镇成了瓷器生产和贸易中心。估计明清时,景德镇约有瓷窑300座左右,工匠十余万,来自四面八方,生产紧张。万杵之声震天地,火光照天烧,令人夜不能眠。有人称之为四时雷电镇。所产娇黄三彩、嫩绿三彩、乌金釉、五彩等佳瓷,行销全国十余省。贩卖瓷器者主要是外地商人。乾隆时,他们在镇上建立会馆,有徽州会馆、湖北会馆、苏州会馆等。作为活动场所,他们以牙行为中介,购买瓷器,并雇专人代为挑选分等、包装、担运、发货。景德镇的瓷器蜚声国内外,被称为四大镇之一。

明清,除景德镇外,还有广东石湾、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江苏宜兴等著名陶瓷器生产和贸易中心。

其六,典型盐业市镇——自贡。

盐是生活必需品。在海盐、井盐、池盐产地,出现了一批盐业市镇,而以四川自贡最为典型。据吴天颖《井盐史探微》载,作为自贡重要组成部分的贡井前身“公井镇”成立于南北朝时的北周,并先后成为州县的治所。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至明末,自贡已具备专业化盐业市镇的雏形,至清代,成为著名盐业市镇。据估计,自贡有盐业生产者、运输者、盐商贩以及服务于盐业行业的人,约有十几万或几十万。据李榕《自流井记》,自贡的“盐匠、山匠、灶头,握此三艺者约有万”,“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万家”,“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积巨金以业盐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中亦说,自贡等大盐厂有灶户佣作商贩数十万人。据林振翰《川盐纪要》估计,自贡从事盐业劳动者约十余万人,牛马数万匹,这大体是可信的。因为自流井有1707眼井,每井以50人计,有8万余人,加上贡井,共十余万,是接近实际的。自贡盐工众多,分工细致,声音四起,黑云遮天,热闹非凡。

自贡盐商资力雄厚,“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势力最大,外来盐商中,陕西人占大部分,且最富。这些商人把川盐运到邻近省区售卖。

自贡的地名到处充满了盐味。据吴天颖统计,自贡今天依然存在的直接间接与盐有关的地名280处之多。其中以经营盐业的字号命名的6处(如老盐店、盐水店、盐店街、盐店头等);以盐井、火井命名者6处(盐水沟、火井坡等);以汲卤井命名者214处(小轿井、东源井等);以输卤笕命名者4处(大生笕等);以煎盐的灶命名者22处(正福灶等);以食盐储运命名者7处(进盐坝等);以制盐工具命名者5处(盐锅坝等);以推卤动力牛命名者7处(牛肉街等);其他与盐有关的地名4处(大盐商居住的“五云村”,祈求神灵保佑的“财神庙”等)。这些地名,保留了古代自贡的风貌:井架林立,笕管纵横,锅灶密布,火光熊熊,盐工忙碌,盐商竞争,盐担成群,盐船浮动。盐业市镇,以自贡最为典型。

城市

城市产生是人类社会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城市是城与市的合称。城指在都邑四周的围墙,市是贸易活动的场所。古代一般是先建城,后设市。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统治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维护统治,把建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一般是里面修内城,称为“城”,外面筑外城,叫作“郭”,外城之外挖护城壕,叫作“土阆”,这种城市,以其坚固,叫作“金城”。古人对于城的重要防御功能,有透辟的论述:“地之守在城”,“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虽有良货不能守也”。南都繁会图夏代已出现了原始城市。相传“夏鲧作城”。

商代城市进一步发展,商都殷规模颇大,有方圆十来里的面积,都邑里有九市,市里设肆。市肆是货物交换的处所。

“城市”一词出现于战国时代。这是城市大量兴起并定型化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很普遍。“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亦出现。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些城市是由国家建造并管理的,多设在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或交通枢纽、河川渡口,或物产丰饶之处。城市有一定规划。都城由宫城与郭城组成,用城墙包围,成为密封式。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是当时最为繁盛的城市,它即是由郭城(大城)和宫城(小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在郭城的西南方,城垣都是用泥土分层夯筑而成的。齐君的宫室设在宫城北部偏西处。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并设市。其他城市亦都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市。市一般位于城的东北部,宫室位于西南部,临淄是这样,赵都邯郸也如此。战国时,邯郸由位于西南的王城(俗称赵王城)和位于东北的“大北城”两部分组成。王城是王宫的所在地,“大北城”是居民区和商工业中心。为了便于管理和安全,并限制贸易的自由发展,市亦用墙围起来,四面设门。围墙称市内设肆,由肆长把守。肆是陈列售货的地方,可能也附设有手工业作坊。还有市廛,是用以储藏货物的邸舍。市场上还设有官舍,管理市场的官吏在此发号施令,官舍上往往插有旗帜,以为标志。这就是先秦城市布局和市场设施的一般状况。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的改进,城市市场上的货物已多起来了。

《左传》关于市场上货物的记载不少。襄公三十年载,郑国大贵族“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就是卖羊的场所,羊是买卖的货物。昭公三年载,齐国晏子说:“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屦”是鞋子,“踊”是假脚。市场上有卖鞋子和刖足之人所用的假脚的。《国语·吴语》载,“市无赤米”,说明市上卖米,惟缺赤米。《诗经》载,“握粟出卜”,拿米去求卜。又载,“抱布贸丝”,市上丝和布相交换。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载,有“酤酒者”。

城市市场上还有来自四面八方遥远异乡的各种货物。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禾)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去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毛)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些产自各地的物品,都由商人贩运汇集到中原城市,成为市场上贸易的货物。

这些货物分为两大类,一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盐粗麻布之类;二是社会上层,特别是宫廷官吏所用的装饰品,如珠宝玉石之类。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秦始皇所得到的昆仑山的美玉,随侯的珠、和氏璧,垂挂的光如明月的珍珠,佩带的太阿宝剑,骑的纤离的骏马,以及打起的翠凤羽毛的旗子,设置的灵鼍皮蒙的鼓,这些宝物没有一件产自秦国,都是来自异国的。

在城市市场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角是商人。

春秋时期,商人已是四民之一了。其中,有些是专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大商人,是所谓“行商”。亦有兼事生产的,战国时著名大商人猗顿就是从事河东池盐的生产和贩运的。还有一种大商人,所谓“长袖善舞”者,本钱多,不与人争买卖,而注意把握市场动态,善于抓时机,贱买贵卖,赚取巨额利润。

在城市市场上列肆贩卖的,称为“坐贾”,多为小商人,如上述卖鞋卖踊者流。

商工业者名列市籍,多聚居在一起,“处商就市井”。据《国语·齐语》,国都中分为二十一乡,商工居六乡。

市,早晨开放,晚上关闭。一开门,贩夫贩妇和所有参加交易的人,蜂拥而上,“侧肩争门而入”,争先恐后。开市时,万头攒动,声音嘈杂,甚嚣尘上。日暮罢市,人们“掉臂而不顾”,市门关闭,停止营业。《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讲了这样一个笑话:

郑人买鞋前,在家先量好了脚的尺寸,到市场后发现忘记带了,等回家取来尺寸,“市罢,遂不得履”,说明营业时间有严格限制。

君子是不过市的。市又是行刑示众的地方。

从战国至隋唐五代,大城市的数目增加了。汉代桓宽在《盐铁论·通有》中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今河南温县和济远县),韩之荥阳(今属河南),齐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楚之宛陈(今河南南阳、陈州),郑之阳翟(今河南颍川),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另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当时有20来个大商贸中心,其中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尤为有名。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五六个。西汉首都长安周长60多汉里,比当时西方的罗马城大3倍以上,有8万余户,25方人口。班固在《两都赋》中描写道:建金城之万难,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城池雄伟,道路宽阔,人烟稠密,货物丰富,市场繁荣,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秩序井然。

唐代,1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10余个。

而欧洲至16世纪初才出现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国大城市的发达与繁荣,标志着中国古代较早脱离蒙昧落后生活,逐步走向丰富多彩的文明生活。

战国至五代,大城市的布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东汉末年起,大城市逐渐南移,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城市发展相对落后,东南地区的城市比较发达。这一趋势继续到古代末期。

但这一时期,城市市场的变化不大,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特征。

市仍由官府设在城中一些特定的区域内。西汉首都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都在突门夹横桥大道两侧,六市在道西,称西市;三市在道东,叫东市。市区是长方形的,周围有墙垣。四面设肆,供商贾出卖货物之用。四边各设一门,供交易的人们出入。在市区中建立市楼,上面树立旗帜,叫作旗亭。“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隧是各列肆中间的人行道。市政官员在五层的旗亭上,可以俯视观察百隧。居住在市区的商贾必须到市政官府去登记注册,取得市籍,才可在市场上营业。市场上货物丰富,排列整齐。街市上车马拥塞,人流如注,没有回旋余地。“商旅联福,隐隐展展,冠带交错”。

市内商工业者必须穿着特殊服饰。

肆店铺门口悬挂标志,相当后来的幌子之类。战国时已有“悬志甚高”的“酤酒者”。汉代也有此类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

商人们还编造一些故事甚至神话,作广告,推销自己的商品。北魏时,有所谓“擒奸酒”,就属这类性质的广告。据说,北魏南青州刺史毛鸿宾带着刘白堕酿制的名酒鹤觞酒去上任,路上遇着拦路抢劫之人,这些盗贼抱过酒去便喝,一饮就醉了,个个束手被擒。因此,这种酒被命名为“擒奸酒”。刘白堕以此作广告,进行宣传,深入人心。连当时的游侠们都说:“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南北朝时,商品交易额大的,如田宅、奴婢、大牲畜、木材等买卖,仍要立券。惟券有质券卖券之分。质券可以作为将来取赎的凭证,卖券则不能取赎。买卖驴马等所立文券是写在纸上的,而不是用竹木制成的。文券似乎也无固定格式,有时写得很长。

凡有文券的大买卖要抽收4%的“估税”,卖方出3%,买方出1%,叫做“输估”。无文券的小买卖也要值百抽四,叫做“散估”。

贸易时间有限制,市按时开放和关闭。市楼上悬鼓击之以开市和罢市。南北朝时,北魏首都洛阳,“〔建春门外〕阳渠北有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至唐代,仍如此。“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

开市前,不许进入,罢市后,不准滞留,违者叫犯夜,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以没有开市时,有急事也得在外面等待鼓声。(郑子)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沈既济《任氏传》)

汉代,没有夜市,若夜间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就会被人认为不正常。

京城夜晚开市,须经皇帝特许。唐神龙年间(705),京城于正月望日举行灯会。允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夜间坊市开门。后曾一度改为正月十七、十八、十九日开坊市门。

重门夜开……自今已后,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开坊市门,仍永为常式。

(元〔玄〕宗《令正月夜开坊市门诏》,《全唐文》卷三二)

这个制度因时局不靖曾经中止,至五代又恢复。

开平三年(909)正月诏曰:近年以来,风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创开鸿业,初建洛阳,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四》)

唐代,有的城市有时似乎已有夜市。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王建《夜看扬州市》)

市门由拿着鞭子和兵器的官员把守。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周礼·地官司徒下》)

“度”(殳),是一丈二尺长的无刃兵杖。守城的官员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兵器,显得威风凛凛,其目的是“以威正众人”,维持市场秩序。

唐和五代时期,都曾实行“入市之税”,即对入市门的人征税,开始仅对商贾,而后扩大到所有入市门的人。《旧唐书·崔融传》载崔融反对这种政策的谏文说:夫关市之税者,谓及国门、关门者也,惟敛出入之商贾,不税来往之行人。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事不师古,法乃任情。

另有资料记载,杨坚于北周末年“入宫辅政”,废除周宣帝实行的“每人一钱”的“入市之税”。这是对入市门的人征收的人头税,而非对人市的商品征税。

隋唐时,市内出现了许多肆、店、铺、行。隋东都洛阳市内有120行、400余店、3000余肆。唐都长安东西市内有“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肆与店都是商店,但稍有差别。肆略似零售商店,店略似批发商店,有时店也可能兼零售。两者差别不明显,故常肆店连用。

肆店经营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出卖某一种商品的肆,如帛肆、鞋肆、衣肆、书肆等,专门出卖帛、鞋、衣、书。二是出卖各种杂货的“星货铺”,因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三是专门收购和寄卖旧物的“寄附铺”,类似近代的委托店、拍卖行之类。“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纱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四是为参加贸易的人提供餐饮的酒肆、茶肆等。大诗人李白少年时就常到酒肆。

海贝出土现场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

唐太和九年,李训事败,文宗入内,派兵自阁门出,逢人即杀,“〔王〕涯等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奴婢皆系于狱。”(《旧唐书·王涯传》)五是为外地商旅储存与批发货物及收存拨兑货款的邸店,柜坊。唐代各地城市中开设了许多邸店。外国商人,特别是波斯商人经营邸店的不少。

杜子春……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李等编《太平广记》卷十六《杜子春》,引《玄怪续录》)

隋唐时期,市场上有很多出售同类商品的行。其中有些行只买卖现成的商品,如马行、鱼行、丝行、绢行等等。有些行,如金银行、钉行、秤行等等,则是在后面作坊内加工制造出物品,拿到前面店铺出售的。从事各种买卖的店肆,在长期的营业活动中,都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以行业命名的组织,这就是行。同行之人推选行中财力雄厚、有地位和影响的人为行首或行头。由行首组织同行从事某种共同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宗教活动,并出面与官府打交道。行,是商民自己组织起来的,以后逐步成了联系商民与官府的纽带。

市内各行业的商人有不同的用语。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长安市人的“市语”有葫芦语、缫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等。

汉、唐时期,有身分、有地位的贵族、官吏等上流社会的人士,是不屑与在市场上贩卖物品的、身分卑贱、地位低下的小商小贩打交道的。需要到市场上买东西时,则派他们的仆役去。

市还是行刑的场所。因为市内人很多,杀一可以儆百,枭首可以示众,故古代杀人叫“弃市”。

直到清代,市仍是行刑的地方。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参加变法的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清廷杀害的地方,就是北京的菜市口。

城市市场

宋代,中国城市繁荣,10万人以上的城市多达40余个,其中有的超过百万人。北宋首都开封的人口虽无确切数字记载,但从每年消耗漕米900余万石概算,人口当在150万以上。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杭州有39万户,124万余人。《马可·波罗游记》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繁盛和最伟大的城市”。而同期的伦敦和巴黎人口均不足10万,工商业中心的布勒斯特和鲁昂,人口均在5万左右。宋以后,中国两度由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一度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动。与此同时,城市几经沧桑,但总的趋势还是向前发展的。元代有大商贸中心20来个,明代增至30余个,清末县以上大中城市1500个左右。城市继续向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集中。元代,全国2/3的大商贸中心分布于东南沿海。明代,位于江浙的城市几占全国城市的1/3。清代,西安、洛阳等内地大城市继续衰落,沿江沿海城市继续发展。元明,市场南北扩张,清代,东西发展,川江航线开通后,长江中上游城市迅速增加。鸦片战争后,沿海城市呈现由南向北发展势头,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经济贸易,特别是对外经贸中心,青岛、天津、大连等商埠崛起,大体形成了近代城市分布格局。

宋至清代,城市市场由封闭走向半开放,地域和空间上扩展,营业时间延长,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打破封闭。

宋至清中叶,城市规模扩大,城墙曾一度加固。首都是城墙三重,有的达四重,城墙从土夯变成砖石砌成。

宋都东京(开封)有城墙三道。开封外城周长50余里,南北东各5门,西6门,其中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为四正门。里城周长20余里,东南西北各三道门,正南门叫朱雀门。宫城位于里城的西北部,周长9里(一说5里),正门宣德门旁又开5门,皆用金钉、红漆,墙壁都是用砖石砌成的,楼顶覆盖琉璃瓦,朱栏彩槛,西出西华门,东出东华门。

北京,金代叫中都,是仿照宋都开封改建而成的。中都分为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道。大城周长约36里,呈方形,城墙高约4丈,开12门。皇城、宫城在大城之内。元代称北京为大都,城墙三重。大都外城周长60里,城门外筑瓮城,城墙底部宽10步,顶部宽3步。城门上以及两门中间,都有美丽的建筑物,其中的房间,收藏护城士兵用的武器。皇城在大城内南部中央地区,宫城在皇城的东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南为崇天门。明代,北京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内城原称大城,因后增筑外城,故称内城。周长46里,城墙高3丈6尺,用砖砌成,开9个城门。明政府于嘉靖年间修筑外城,欲将整个内城包围起来,但因财力不足,仅修起了环绕南郊的外城28里。北京城遂呈凸字形。皇城位于内城里面,宫城位于皇城里面。

南京是明初的首都。规模宏大,有内、外、宫城三重。里城门13座,外城门18座,穿城40里,沿城一转足有120多里。城高4至6丈,底部宽4丈余,顶部宽1至3丈。城墙均以砖石砌成。皇宫在内城里边。

首都以外的城镇也有建筑两道城墙的。如天津,金代为直沽寨,元代为海津镇,明代为天津卫,清代升为州、府。外部以土墙相围,周长47里多,开设12道城门。内城周长约10里,砖墙,开5个门。

许多地方志中都有《城池》条目,据光绪《山东通志·疆域志·城池》载,宋以后,山东许多城市的城墙都由土墙变成砖石墙。如济南城,明初,内外砌以砖石。章丘县,明代以山石修筑。邹平县,明代“始砌以石”。淄川县城,明代“始建石城”,等等。

然而,宋代以后,尤其是晚清时期,市区迅速扩大,已非城墙所能包围,且城墙成为商品流通的人为障碍;新式武器的使用,又大大降低了城墙的防御功能。因此,有些新兴的城市不再建城,有的老城市的城墙被拆毁。如天津城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于1902年被强行拆毁。天津外城大部被毁,里城全部被破坏,其旧址变成大路,亦即现在的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天津城市,从外观上看,已由封闭变为开放。随后,上海城墙也被拆除。不过,这是被迫和屈辱的开放。当然,有些城市的城墙仍然存在,有些尚留断壁残垣。中国的城市,由封闭走向半开放。

其二,店铺林立摊点密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旧的市场制度已成为贸易的障碍。如唐代长安东市,内有220行,四方珍奇汇集,货物堆积如山,但仍限制在东西南北各600步的狭小固定范围内。洛阳丰都市,内有120行、3000余肆、400余店,“货贿山积”,也被固定在方圆仅600步的狭小区域,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这好像硬让10岁的孩子穿1岁时的鞋一样,勉强也穿不上,更走不了路。另外,店铺太密集,也不安全。唐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长安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12行4000余家。这种市由官府设立在一个特殊固定狭小范围内,并围之以墙,由官吏严加看管的制度必须被打破,而且在宋代也确实被打破了。宋代取消市坊制,市场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官府设立、被局限在一个特殊区域内,并由官吏严格管理了。商人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营业地点,从而市场散布在全城各个角落。

宋都开封,民户铺席,坊巷院落,寺庙道观,纵横交错,贸易活动,遍及全城。

杭州也像开封一样,店铺林立,“坊巷桥门及隐展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明清时期,南京店铺馆楼星罗棋布。

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可,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新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都城以外的城市,亦到处都是店铺。乾隆年间,苏州画家徐扬绘制的《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上展现出的苏州城内有市招的店铺就有230多家,分布于全城。

店铺名字五花八门。有以店铺主人姓名命名者,如开封的张家酒店,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刘家药铺,万家馒头。北京的王麻子刀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等。有以店铺主人所在地和姓名命名的,如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候潮门顾四笛、猫儿桥魏大刀熟肉,南瓦子宣家台衣等。有以仁义风雅等字义命名的,如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药店,其创始人乐尊育说:“同仁二字,可命为堂名,我爱其公而雅。”有以吉祥字义命名的,如德昌、同顺、兴隆、永利、利顺德、发昌、瑞蚨祥等店铺名字即如此。

宋以后,店铺数量增加。如上所述,明清时南京有六七百家酒楼,1000余家茶社,而宋代开封大酒店(正店)只有72家。相差甚远。

店铺规模显著扩大。北宋时,开封界身巷的金银彩帛商店,“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潘楼东街巷上的“刘家药铺,高门森然,正面七间大屋”。曲院街上的遇仙正店(大酒店)“前有楼子后有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出现不少楼房。唐代长安市中的“旗亭五重”即可“俯察百隧”,说明市上没有什么高的楼房挡着旗亭上官吏的视线。北宋开封已有几层高的大酒楼。著名的樊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南宋时,杭州市面上的高楼大厦已为数不少。据《马可·波罗游记》载,杭州有10个大的方形市场。

这十个方形市场的每一个都被高楼大厦围绕着,其下层为商店,经营各种制造品,出售各种商品。

关于楼层的高度,记载和估计不一,有的外国资料说是8层或10层楼,有的说是3层至5层楼。

由于西方的旅行家脍炙人口提到杭州的高楼大厦,我们不得不相信那是事实,高楼赋予杭州一种典型都市的外型,因此也增高了人口的密度。”

明清时的南京,据《儒林外史》载,已有几百座“酒楼”,文学作品中不用惯用的“酒肆”、“酒店”、“酒馆”等名词,而径称“酒楼”,可见不少店铺已是楼房了。清乾隆年间《姑苏繁华图》上,画有一家二层楼、五间门面的大店铺,说明在都城以外的城市里也有商业用楼房的出现。清末,一些大城市,尤其在外国租界内,出现了许多新式高楼大厦的商店和金融机构等,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向近代的转变。

城市大街小巷,不仅有众多固定的高门大屋的店铺,而且有为数颇巨的流动摊点。

宋代,开封、杭州的坊巷桥市,有三五人操刀立肉案前卖肉的;有用浅抱桶盛装、以柳叶间串活鱼沿街出卖的;有推车卖糕的;有沿街摆摊出卖瓜果及其他食品的。夏季,这些人在当街立起青布伞来遮阳光,并摆床凳,在上面堆垛冰块以降温。

从一些材料来看,这些摊位可能是固定给个人的,他人不许侵占。

匡太公……忽听门外一片声打的响,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打了来,说在集上赶集,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匡大又不服气,红着眼,向那人乱叫。那人把匡大担子夺了下来,那些零零碎碎东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坏了。匡大要拉他见官……太公听得,忙叫他进来,吩咐道:“快不要如此……占了他摊子,原是你不是。”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匡大在集市上占了别人的摊位,因而发生冲突,打起架来,他父亲竟判他“不是”,说明集市上的摊位是固定的,随意侵占是不道德的。

明清时期,在城市摆摊卖货的小商贩数量巨大。清末,仅天津摊贩就有1万多户,每户有8口人,以此为生者8万余人,甚为可观。这些货摊分布在马路街衢边道上,主要集中在繁华的商业区内。据载,东北马路摊贩121户,北门西一带货摊58家,估衣街一带摊贩200家,北门外乐壶洞两边的狭小街道上亦有26家货摊。这么多摊点严重影响市内交通。如北大关马路西面便道宽者1丈,窄者七八尺不等。路窄人稠,摊点一摆,道路堵塞。

该处小摊,多系叫卖估衣以及零星各物,一经围绕即无余地。加以针市街、竹竿巷等处车马行人如织,每与电车相遇,躲避无从,尤为可虑。

北大关、大胡同及围城马路等处各种小摊任意侵占便道,再加上各处铺户门前所设障檐雨搭,用竿斜支,或将招牌外出,或设风挡牌坊,妨碍行人;或搭盖窝铺,或在门前堆积铁、石、木料、杂物,占用道路,阻断交通。

既要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又要保持道路畅通,秩序良好,是城市市场管理中的一个难题。办法是对摊贩加以限制和管理。一是限制摊位所在地区。天津巡警总局命令北门外一带热闹地方的20余家小贩,迁移至围城各马路一带空旷地方,设摊安业。但众小贩以种种理由拒不搬迁。二是限制货摊所占地盘。官府准许小贩在北马路一带,各就墙根摆占一尺五寸、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不等的货摊。三是限制营业时间。天津警察厅曾拟定夜市规则五条。但以上这些都是一时权宜之计,时间一久,小贩们仍任意摆设货摊。于是天津警方又提出修建百货售卖场,命令摊贩一律移入的方案,因遭到天津商务总会的反对而作罢。商人中亦有提出在北马路北海楼内创办劝工场,并特辟出二层及三层楼上,专门为招集小贩之用。此计划亦未见诸实行。

中国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小摊贩,取缔不了,驱逐不掉,集中不起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摆小摊售卖零星货物者,均系贫民作小本生意,冀获蝇头小利,以养家糊口。像天津这样一个城市,竟有万余个售货小摊,养活着将近10万人口,若将其取消,这些人立断生路,必致小贩游闲,贫商枵腹,父母号寒,妻子啼饥,甚或强者铤而走险,变成盗贼,弱者沦为乞丐,酿成社会不安定。

第二,“小摊亦商之支脉”(天津商会语),且能起到大商号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沿街小摊,亦代销商货之一端也……况零星货物若皆必设铺,是亦难事,其财力之不足无论矣,且小摊之货皆由大号而来,却非大号所能兼售,盖其间又有二焉,禁止小摊是直为大商闭一销路也。

小摊是大的商号店铺在地域上的向外扩张,正如楼房是店铺在空间上向上扩展一样。且活跃在许多夜市和晓市上的,主要是小摊贩,这又可视作大的店铺、商号在营业时间上的延长。小摊和店铺共同组成完整的城市市场,缺一不可,这大概亦是中国古代城市市场的一个特色吧。

其三,繁华的商业区。

由于交通条件、货物来源、消费水平、习惯等差别,在城市中自然形成了一些繁华商业区。

据《东京梦华录》等记载,北宋首都东京(开封)有以下几个商业区。

东华门外商业区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龟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户)之类新出,每对可值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

御街大内前南去商业区这里有鱼行、果子行、金银珠子铺、漆器什物铺、花果铺以及饭店、酒店、茶馆等。位于该区的遇仙正店是开封有名的大酒店。

东角楼街巷商业区位于皇城东南角,“最是耍闹铺席”,是极繁华的商业区。有鹰店、珍珠、疋帛、香药铺席等。这里的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场所,贸易十分活跃,贸易额很大,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另外亦有酒店、饭店以及出卖小商品、小食品之类的早市和夜市。还有瓦棚之类建筑,其中象栅最大,可容数千人,有说书、唱戏、卖药、卖卦、卖剪纸、喝故衣的,热闹非凡,使人终日流连忘返。

潘楼东街巷商业区潘楼东去十字街,叫做土市子,又叫竹竿市,再往东十字大街,分布着茶坊、酒店、食品店、羹店、药铺、妓院、庙宇。且有马行、鸡儿巷、鹌几市。其中刘家药铺为开封著名大药铺。郑家油饼店,设20余炉烙饼。马行街“人烟浩闹”,这里亦有早市和夜市。

相国寺商业区相国寺“万姓交易”。大三门上全是出卖飞禽猫犬之类的。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售杂货。庭中设铺,卖蒲席、屏帏、鞍辔、弓剑、水果、腊脯之类。佛殿附近,卖王道人蜜饯、赵文秀笔、潘谷墨。两边走廊皆诸寺师姑卖刺绣品、花朵、珠翠、幞(孚)头、帽子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工艺品、图画以及诸路离职官员带来的土特产、香药等。后廊有卜肆,全是卖卦的。还有卖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