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是困扰甘肃农业发展的桎梏，也是全省农村贫穷的主要因素之一。于是，省水利厅在1964年着手筹建“甘肃省水利厅武威混凝土预制厂”，服务于河西水利建设。这时王同昌想，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他毫不犹豫地同其他4名同志一起来到这个厂参与筹建。这个新建的厂子位于武威市东关杨家坝河旁，周围坟墓林立、乱石遍地、满目荒凉，这位高才生从此投入到艰难的创业中，他的命运同这个厂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王同昌一块来的几位同志，后来有的到别地升迁了，有的被调走了，只剩下他一个继续留在厂里，一直奋斗到今天。
建厂初期，土建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下一步就面临着设备的安装，这一大量的工作本应该由省建筑公司六工地完成，但他们缺技术、少人才，无法承担此项业务。这时作为一名机械技术人员的王同昌着急了，他主动承担了吊车、4米离心机的电器线路安装，保证了工程进度。就在工程的土建中，厂里按省水利厅的要求，在武威东关另找了一块地皮，试制了一批预制构件，投放到市场后，只有井圈还有一点儿销路，其他如闸门、闸墩等渠系配套件几乎没销路可言。对此，厂里根据小口径排水管在武威很受欢迎的市场行情，决定生产小口径管道。但一无技术，二无图纸，这个产品如何生产？厂里派了一名同志到上海学习，并拿回来了一张生产设备的图纸交到省水利厅，等王同昌与这位同志前往金城照描拓绘图纸时，王同昌一眼就看出来是不懂机械原理的人胡乱糊弄的一张废纸，他当即向省水利厅提出意见，不能使用这张图纸。怎么办？王同昌是受不了这种轻视的，他非要自己设计不可，就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一个零件图，又一个零件图，他整整用了10多天的时间，把一套生产设备的图纸设计出来了，按此制作了一台崭新的机器。1966年5月份，这台机器正式安装投产，至此长1m，直径200mm、250mm、300mm三种规格的小口径管道问世了，每班产量达到500根。不光主设备是他设计的，而且连制管钢模和推模车都是王同昌一人设计的。其实按其他厂家的设计，每班产量仅能达到150根，王同昌富有创造力，他在设计主设备时，取长补短，构想了最佳方案，设计成了双轴，三工位由大头朝下改为大头朝上，这样既节省了大量的承口盘子，又将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以上。小口径排水管道一时成了这个厂的主打产品。厂领导高兴地说：我们用小管子吃上了饭。这种产品当时在天祝松山滩、肃南阿克赛的牧区人畜饮水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品还在青海一些牧区站稳了脚跟。至1979年全厂共生产此种管道556千米。
年轻的企业，有这么个年轻有为的“设计师”，在不断地产生着旺盛的生命力，新产品接二连三地出世了，全厂干部职工的心头日益升腾着强烈的希望之光。工人们哪里知道，就在小口径管道的生产方案拿出来并开始投产的喜庆之际，厂里又做出了生产普通钢筋混凝土电杆的设计方案。王同昌对厂领导们的这一决策打心眼里高兴。他心里明明白白，这个项目一上，自己的肩上又会增加一份重量，但这是天经地义的。王同昌勇敢地挑起了考察、搜集资料和机械设计的重担，又投入了新的“战役”。1966年9、10月间，王同昌赴郑州、常州、浙江、平湖等地实地考察。
这次出差，在他记忆的屏幕上留上了永远难忘的印记。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联，他在西安车站购了票，干急上不了车，车厢车外被“红卫兵”挤得严严实实，来回找了好几个车门都是如此。王同昌真急了，他也豁出去了，干脆硬上。他从毗邻的行李车爬上去，跨过车厢连接处，从门口上端硬给插进去了。进是进到车厢里了，但他被挤得喘不过气来不说，还被挤得悬起了双脚，一点劲都使不上，任凭人们摇来晃去，车厢内一片哗然，就这样他被“架空”了整整半个小时，才算双脚踩着了车底板，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他本来打算考察完了之后，在老家浙江永康县舟山乡探亲1个月，借此好好休息休息，在父母面前尽尽孝心，在家乡转悠转悠。但事与愿违，他的梦只圆了一二成。在家里还没安安稳稳待上几天，厂里的电报到了，大概是说：“速回搞电杆设计。”这位爱厂如家、孜孜追求事业的人，视电报为命令，没有产生丝毫的杂念，从家乡又匆匆起程。虽说探亲假没用完，但王同昌的心里比任何时候都高兴，厂领导这样重视新产品开发，企业定能振兴，自己也因此而有了用武之地，定能创造美好青春。
他深深地记得，从家乡到上海转车，比来的时候更糟，上海站买票好比登天，好几天以后的票都预售完了。他只好下大决心了，夜里两点钟就起来到车站排队买票，一直站立了7个多小时，才排到了售票窗口，但第三天的票早已售完，他提出来要买第四天的票，可服务员们根本不予理睬。王同昌只好再排长队，再等待。后来票算是买到了，但有票也坐不上车。进了车站水泄不通，哪能谈到坐车，白白在车站上又待了三天两夜，吃尽了乘车难的苦头。
从外地考察回来，王同昌按照厂里的计划，立即投入设计。设计尽管搞成了，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厂里也或多或少受了冲击，电杆的试产从此而搁浅了一段时间。直到1969年，厂里成立了革委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感召下，电杆投入了试产。第一批产品出产了，王同昌又一次尝到了甘甜的果实。试产中，他又发现用汽车吊车影响了生产，脑子里又开始在琢磨设计先进的配套设备——定柱吊车，可他怎么也没有预感到，定柱吊车的设计图纸搞了不到一半时，命运却在他的人生路途中设了一道陷阱，压根儿没有来得及躲闪和逾越，在他青春的熊熊烈焰上浇了一层冰冷的凉水。
身陷囹圄志不渝
1970年元月，新年的爆竹声在祖国的大地上滚动着、震撼着，人们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里。这新年的礼炮对王同昌个人来说，本该同其他人一样，预示的将是福之来临，是好的兆头。但是，事情偏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命运之神捉弄了他，把王同昌当头一棒给砸愣了。
就在元旦那天，王同昌的心里有些酸了，自己的生活寒碜得无法提。爱人是他的同乡，是地道的农家妇女。丈夫远在千里之外的武威工作，孤身一人，妻子也十分心疼；妻子远在千里外的家乡既耕田又带孩子，丈夫也日夜惦念着她。于是王同昌就在武威市金羊乡新鲜村的一户农民家中租用了一间土房房，把两岁的儿子和挺着大肚子的妻子从浙江接来了，准备一起过冬，享享天伦之乐。但是尽管这样，王同昌的心里像灌满了铅水，十分沉重。自己的月薪只有41．50元，人均生活费10元，加上住在这么个不足18平方米的破房房里，他感到很难过。
王同昌听着外面的炮声，越想心里越酸，心里越酸，越感到有一肚子的苦水直往外涌。这股苦水无法遏制，他顺手拿起笔来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五九年到七零年，
日子年不复一年。
原先家庭仅一口，
个人收入四四元。
十年之中大变样，
如今人口已增仨。
工资不但未改变，
收入反倒降三元。
人均收入仅十元，
如此生活实艰难。
何时方能有变样，
抬头感叹问苍天！
王同昌把心里憋的这块疙瘩一古脑儿吐露了出来。事实上他也是说了几句大实话，通过发泄安慰安慰自己，压根儿没有他意，更没有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之意。但是在那些“上纲上线”的岁月里，有人已经把王同昌写打油诗的这一行为汇报给了“一打三反”领导小组。没过几日，“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就委托3名同志来到了金羊乡新鲜村王同昌的土房里进行了搜查。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他的妻子，她浑身像触了电一样麻木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但王同昌同往常一样，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惊愕。搜就让他们搜吧，反正又没有什么可搜的。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攻没攻击党、反没反社会主义，自己心中最有数。王同昌没有责怪来的同志，更没有阻止他们的举动，因为这是组织的安排。搜了半天只拿走了他的一摞摞笔记本和日记簿。
但事情全然不像王同昌想象的那样简单，其实他已被加上了“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一个好端端的高才生、厂里的技术骨干，竟成了人民的“敌人”。有些人趁机悄悄赶到新鲜村做了做“群众工作”，出租房子的这家农户开始下“逐客令”，不让王同昌一家住在这间土房里，这就是所谓的要划清界限吧。无奈，王同昌带着妻子、儿女住进了厂里的破水房里。
接踵而来的便是揪斗、批判。王同昌见势不祥，催促妻子回家乡。王同昌把妻子儿女送到了火车上。不懂事的孩子都不知道向爸爸招招手，更不会说声“再见”，只是他们夫妻俩，双方都把辛酸的泪水直往肚里咽。列车启动了，王同昌久久地望着、望着……
几年之后，王同昌才知道，妻子那次回乡吃了不少苦，手里携着儿子，怀里抱着不满百天的女儿，肩上背着东西，行动十分不便。由于大雪封路，还在无锡市郊的火车上整整呆了两天。妻子因此而患了全身关节炎疾病。
1971年5月，王同昌被正式逮捕了。公安人员在给王同昌带手铐时问：“你服不服？”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王同昌还有什么好说的，他只是淡淡地说：“这话待以后再作回答吧！”同年7月份，他被判刑5年，送到兰州客车厂服刑。服刑期间，他的精神支柱并未坍塌，相反他更加追求技术，加倍努力，为该厂设计制造铁屑烧结炉、废铁压块机，为大量回收利用废铁屑和薄板边角料做出了贡献。于是被减刑1年（当时作为政治犯，减刑的还为数不多）。4年刑满，他继续在兰州客车厂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