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雍也第六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再用礼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
【感悟一点】
在这里，孔子讲的虽是学与行的道理；但深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它告诉我们的是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和方法。做学问，要将博学而来的知识，用一种文化精神、理论原则来统率、规范，并以此为标准、尺度来分析、研究，“一以贯之”，加以系统化、理论化、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做人也同样如此。有的人空活一把岁数，在做人做事上仍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原因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宝贵的人生经验加以总结、归纳和升华，而仅仅当成了一种过程，经过之后就忘掉了。这样，无论如何是不能“越活越明白”的。
至圣一生的修为
纵观孔子一生的求学、治学之道，可以看到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之。正是他严格地遵循这个“先求渊博，后取精约”的治学原则，才成为集古文化之大成的学者。
孔子年轻时，为了求学，足迹遍布鲁、周、卫、杞、宋诸国，分别向师襄子、齐太师、郯子、苌弘、老子等名人求教，又向太庙管理人员等社会底层人物学习。后来又周游列国访名人，游大川，博览群书，广征博集，成了“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学者，其知识渊博的程度，令人赞叹不已。
孔子生活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已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典籍在流传过程中极易损坏。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已经有很多古代的文化典籍破损散失、残缺不全了。孔子一方面出于教学的需要，一方面作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将这些珍贵的遗产进行整理编纂，以便于系统地研究，他开始向专精方面发展，着力构建儒家思想体系，创立儒家学派。
《诗》、《书》、《礼》、《乐》等典籍是西周以来官府之学共修之课，但这些典籍的内容、体例却很芜杂。孔子将它们进行加工、整理，成为他三千学生共同使用的教科书，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虽然不是孔子创作，但经过他筛选、整理，“约之以礼”，不仅使之体系更加系统、完整，而且主旨愈加鲜明突出。
《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所谓“论”就是内容的讨论去取，所谓“次”就是篇目的编排调整。而“修起”则是起而修之，以免沦亡泯灭。司马迁说：古代留传下来的《诗》原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把重复的去掉，先取可以用来配合礼仪教化的部分，成诗三百零五篇；孔子都逐一配曲入乐，以求合乎古代韶乐（虞舜乐）、武乐（武王乐）以及朝廷雅乐、庙堂颂乐的声情精神。
孔子对六经中的《书》，主要在于论次。孔子所看到的先代史料虽不一定如《纬书》所说有三千二百四十章之多，但估计也不会很少。孔子所编定的《书经》原来有多少篇，由于中经秦火，已不可确知。纵令是百篇亦当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史记·五帝本纪》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序《书》，何等谨慎。
对于《礼》与《乐》二经，孔子则重点是“修改”，即起而修之，以免沦亡泯灭。在孔子的时代，周朝王室已经衰微，而礼乐制度教化也废弛了。于是孔子探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礼制遗规，厘定礼制、礼仪。他上起唐尧虞舜之间，下到秦穆公止，依照事类秩序加以编排。孔子考察了殷夏以来礼制增损的情形后说道：“以后就是经过百代，那变革的情形也是可以推知的。因承袭不移的是礼的精神本体，增损改变的是礼的文采仪节。周礼是参照了夏殷两代而制定的，它的内容文采是怎么样的盛美啊！我是遵行周礼的。”于是整理出《礼》和《乐》。
《周易》和《春秋》是孔子晚年着力最勤的两部典籍。《周易》是古代的卜筮之书，但这部书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孔子亲自为《周易》作《传》，后人称之为《易传》。《易传》主要是阐述《周易》哲学思想的。《周易》原是一部深奥难读之书，经孔子作《传》，后人才得以窥见其中的奥秘。
《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记的《鲁春秋》而写成。《春秋》一书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后一共包括了十二位国君，以鲁国为记述的中心。孔子的编纂不是简单汇集，而是有原则的，即是尊奉周王为正统，参酌了殷朝的旧制，推而上承三代的法统。凡符合遵从法统者大力颂扬，凡违反法统者则进行贬抑责备。以“春秋笔法”约之，《春秋》文辞精简而旨意深广。如当时的吴、楚两地诸侯，按周制，只不过是册封的“子爵”，但他们后来自称为“王”，为遵从法统，孔子编写的《春秋》中，仍依据当初周王册封的等级降称他们为“子爵”。
还有晋文公召集的践上会盟，周襄王竟以普通盟友身份应召前去与会，《春秋》以为这事不合法统而避开它，改写成“周天子巡狩到了河阳。”孔子其所以这样做，并不是篡改历史，而是意在维护周朝正统，以使那些窃位盗名为非做歹的人有所警惕惧怕。作罢《春秋》之后，孔子深有感触地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尽管“六经”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多不是孔子的原创，但都经过孔子不同程度的加工，加入了孔子的思想。孔子加工后的“六经”，各自意蕴深刻，作用巨大，庄子曾经指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正是遵循“先求渊博，后取精约”的原则，才有“六经”的问世，才创立了儒家学派，建构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