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为政第二
鲁哀公问道：“怎样做事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答道：“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曲狂妄的人位置之上，百姓就服从了；若是把邪曲狂妄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位置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
【感悟一点】
喜欢正直的人，憎恶奸邪的人，是人情所向。“选贤任能”、“任人惟贤”，并放对位置，无论是一国之尊还是具体单位的领导者、管理者，似乎个个都明白，但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了那个权位的时候，实行起来却难讲了。
所以，为政者必须有明辨是非的眼光和正直无私的心怀。否则，一旦出现“亲小人远贤者”的情形，不但会使局势危险，也会陷人民群众于苦难之中。
金世宗的用人之道
唐朝??史书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不好？
同样的道理，看戏容易作戏难，身为当局者，要真正做到“举直错诸枉”并不容易。
金朝世宗皇帝完颜雍在位二十八年，在他执政期间，金朝统治由混乱逐步转为稳定、清明；经济由崩溃边缘逐步恢复，发展繁荣起来。金国社会出现了天下治平、四民安居、群臣求职、上下相安的大好形势，而这一切，是与金世宗正确的用人之道分不开的。
首先，金世宗用人能坚持惟贤惟才，不重资历。他认为，选官只限于资历，很难得到有用人才。他常对臣下说：对于人才，一定应当在其壮年精强时用之。如果拘于资历，则往往费人年华，使许多有用人才，因年老体弱而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例如，移刺道，原来不过是个都督府长史，当世宗得知他很有才干，且政绩显著时，准备大用，如果按资历，他最高只能为翰林学士。世宗认为这样不足以尽其才，于是派他去担任中都路的转运使，因屡建奇功，后又升为宰相。
其次，能坚持升迁以政绩为准，反对苟且因循，完颜雍认为，对于官吏的任用，应当“察其勤奋而升用”，对“苟简于事，不学无术”的官员应当降职，以至削官为民，正是由于金世宗坚持以政绩好坏为用人标准，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上有作为、正直清廉的官吏，与此相联系，金世宗还实行了奖罚分明的用人原则，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金世宗看来，天子以兆民为子，因身居高位虽不能家家安抚，但只要用人得当，百姓就会受益；而如果用人不当，百姓就要遭殃。为此，他总结了这样一条识人用人的方法，即每季求仕人，向他们提出疑难，令其作答，提出办法，以察才识；对于可取者，再访察其政绩，如言行相符，即行量才任用，大定二十五年（1186年），金世宗又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对后人很有借鉴意义。他说：“理政事当任实，一事有伪则丧百真。看来做事情没有比求实更重要的了。”
再次，能做到不计前怨，大度用人，金世宗本来以宗室子弟官授光禄大夫，封葛王，而海陵王完颜亮靠谋杀金熙宗登上了帝位，在其即位之后又大杀宗室贵族，金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全部被杀，甚至连他的母亲由于反对他南伐宋朝也被杀害。海陵王完颜亮这种专横跋扈、枉杀无辜以及大肆扩张的行径，引起了朝野人士的不满和各族人民的反抗，造成了金朝政局不稳、民心浮动、文臣武将离心离德。完颜雍执政之后，立即改变海陵王执政时排除异己、枉杀无辜的政策，对海陵王执政时的政敌不计前怨，实行宽大政策，对于朝廷官员，不管过去是否反对过自己，他都量才任用，不断巩固了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
金世宗不计前怨的用人政策，使得金朝贵族和海陵王手下的官员，纷纷前来投靠，最高统治集团很快稳定下来。在他执政期间，不仅重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又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巩固了金朝的统治。
金世宗之所以能被世人称为“小尧舜”，颂扬他有“汉文景风”，与他深谙“举直错诸枉”的正确用人之道大有关系。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是作为领导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不仅会使工作大有起色，而且会赢得下属的工作热情和真心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