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公冶长第五
有人说:“冉雍是个仁人,但口才却不好。”孔子说:“何必要口才呢?凭口才同人家辩驳,常常引起别人的讨厌。我不知道冉雍是不是有仁德,但为什么一定要有口才呢?”
【感悟一点】
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人类的发展。人们在交往中,没有语言作桥梁,就无法沟通,也就一事无成。但是语言能成事,也能坏事,所以古人认为凡事少说为妙。不是不说话,而是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不说,要考虑好了再说,否则一言有失,即酿大祸。忍言慎语,首先便是要戒伤人恶语,荀子说:“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意思是说,伤害别人的语言,比用尖锐的长矛和战戟刺伤人的肉体还要厉害。戒伤人之恶言,是搞好人际关系,与别人和睦相处的重要法则。
董仲舒妄论惹祸
孔子一贯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可见他也是非常注意对弟子们的语言训练的。但他同时也认为不善于辩论并不是缺点,那种爱说不着边际的虚言妄语的人,是令人讨厌的。
不但从“理论”上讲是这样,在现实中更是如此。百无禁忌,口无遮拦,轻则会惹人厌烦,重则会引火烧身。在这方面,身为大儒的董仲舒的教训是值得世人去吸取的。
西汉学者都喜欢谈论灾异,著名人物如董仲舒、夏侯胜、刘向、京房等人,堪称“灾异学”专家,与此相“对应”的是,其本人也多灾多难。其中董仲舒首开风气,得祸也最先。
董仲舒是广川国(治所在信都县,即今河北冀县)人,早年治《公羊春秋》,景帝时召为《春秋》博士。他善于讲说《春秋》经传中所记载的灾异现象,以灾异附会人事。武帝建元初,董仲舒举试“贤良”,对策高等,授江都易王相,后来因事废为中大夫,闲居家中。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四月,高祖长陵近旁的高园便殿发生大火灾。过了两个月,远在辽东的高祖庙又发生大火灾。董仲舒著书推论这两次火灾的原因,引春秋时鲁国的几次宫庙火灾以证今事,认为高祖祠庙不该建在辽东;高园便殿不该建在长陵近旁,按礼制就不该建这样的便殿。书中说如今国家大敝,灾难频降,天帝似乎在借火灾警告皇帝说:“这个世道只有用太平至公的手段才能治理好。应当像我烧毁辽东高庙那样,忍心诛除亲贵诸侯中的奸邪;像我烧毁高园便殿一样,忍心诛除左右近臣中的奸邪。”书中请求武帝按“天意”行动,杀一批在内在外的奸臣。
书稿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进呈,适逢居心险恶的无品文人主父偃前来拜访,主父偃看见书稿顿起坏心,便把它偷出来献给武帝。武帝召集诸儒讨论书稿内容,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业师所著,发言说书稿所论是胡说八道。于是董仲舒被捕,依法当处死刑,武帝传诏赦免。
从此,这位著名学者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在这里,董仲舒虽是以文立论,所逞的并非口舌之利,但一个“逞”字,已足以给自己带来麻烦了。后来者应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