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手线的高架电车，我知道她还是围绕着东京市在不息地驶转；她的速率还是那般风掣电闪，乘客还是那般拥挤在一起——有态度安闲的会社员，有美丽怀春的女郎，有年轻佻健的学生……早晨，晚间，她来回地渡着我，两年的光阴，并没有一点残留的痕迹了。现在印在脑中的只有几个驿站的名字：日黑，五反田，大崎，品川……我初到东京的时候，正是地震后从事复兴的时代，一切虽然都很零乱，但从那些断壁残垣，劫后的余灰中看去，知道从前的事业就是非常可观的，现在又去努力草创，复兴，则将来更伟大的成就，已经使人预感到了。
夏天秋天冬天都过去了，在第二年的深春——樱花已经片片离枝了的时节，我在K大学开始入学了。
东京的地方，对我是极生疏的，所以每次出来，都要牢牢记住驿站的名字，次数……等等。从我的住所去学校的一段路上，换一次车我是知道的，至于上了高架电车以后的站数，站名，我不得不用心记它了：目黑过去是五反田；五反田过去是大崎……学校是在品川其次的一站，叫田町。
K大学耸建在一座小山上面，无论从前面或后面，都要拾阶而上。迎大门的是一所庞大的图书馆，虽然在地震的时候被震掉一个角楼，但仍不能失去她那种庄严的气象……自然，我入学的第一天，什么对于我都是新奇的。因为种种的刺戟与内心的空漠，我差不多像一个神经完全迟钝了的人了。
我初进课堂的时刻，这在我脑中是一个永远不能泯灭的印象，无数的视线，都集在我一个人身上，自然，他们对于我也是同样感觉着新奇的罢？
教室里的座位，后边都满了，恰好，在前边第二排，空着两个位子，我于是便把我的书籍放在那里了，除了后边，周围是没有人的，我的心里才渐渐安定了下去。
上课铃响了，一个来得最迟的，面色黝黑，目光很忠厚的学生，便坐在我旁边那个空的位子上了。
下了第一班，我们开始谈话了，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他怎么念法，他也给了我一张小小的名刺——野村兼市从那天以后，我们便相识了，在班上他和我一样，除了对方以外，没有另外的朋友。我曾听说东京人是傲慢的，狡猾的，欺生的……野村君是广岛人，他大约也同样厌避那些东京人罢？我时常觉得他受旁的同学白眼和冷淡——不知是否因为他是外县人，抑或因为他同“支那人”——我的关系而被他们摒出范围以外了。然而我们的友谊，一天比一天地深固——今天问早安的时候，就比昨天问早安的时候态度亲昵；心房更加跳动了。
因为我的日语程度很浅，又加彼此的性格都好沉默，所以我们每天畅谈阔论自不可能，就是在极度要表示自己情感的时候，也很少吐露出几句完整的语句来。
是的，我们是一对无言的朋友，我们脸上的表情，或者已经超过了需要以外也未可知罢？
在严厉装腔作态的石井英文先生班上，他是低着头静静地听讲，在松懈，像小孩子似的六笠德文先生班上，他是低着头静静地听讲……他永没有像过那一些淘气玩皮的同学，在英文班上可怜得如同淋过水的小鸡；在德文班上就仿佛充分自信着造反也无人过问似的。
有一次，六笠先生尽讲他的书，而后边却开起雪战了，有的淘气胆大的学生，故意把雪球向先生眼镜上掷，而先生却转过头去笑笑。在他们雪战正酣的时候，野村君把头低得更低一些了；这恐怕是防备“流弹”中伤罢？还有一次，上课铃都打过很久了，而全班的学生都拥在楼窗处向下看，谁也不回他的座位。六笠先生上了讲坛，他们依然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那时野村君正在我的旁边，我问他，“怎么了？”
“他们真是无聊。”他微笑着回答。
“先生来看，先生来看。”有人叫着。
那些围着楼窗不归座位的学生，也无非是要先生来看，并且想耽阁一些讲书的时间罢了。
六笠先生果然是个孩子，他也伸头向楼下看了。
——哈……全班哄堂了，六笠先生不好意思地正一正眼镜，从耳根处已经涌出一股害羞的红潮了。
在楼下，大约有两条狗交着尾。
全班继续沸腾着，好像要问出先生德文里这是什么字才甘心似的。
上石井先生的英文，大家都是受着拘束而感到头痛，所以每当他迟到十分钟以后，有人振臂一呼：
“溜呀！”
全体便一齐跑了。最初的几回，我和野村君都有些不好意思，但这是最干犯众怒的，所以结果我们也不敢作“害”群之马了。
有几回教室里还有不曾溜尽或溜得稍晚的学生，正好遇见石井先生挟着点名册子来了，他一声不作，也不问尽有一个或两个的学生，揭开点名册子便点起名来，这时，那些已经溜到别处，还在看风头的学生，却很可怜，不得已地又要一个一个垂着头向回走了，而结果，反要到石井先生的面前要求把缺席的记号改成迟到的记号了。
究竟谁是迟到的呢？反弄巧成拙了……天天上课，天天总有戏看的，不过他们花样再翻奇些，对我也总是无聊而生厌的；只有那一个无言的朋友野村君，他好像是我慰藉的泉源，精神上无比的食粮。所以我每天到K大学去上课，听讲和野村君会面，似乎是两件并重的H的了。有时在合班教授的大讲堂里，如果逢到不能坐在一起的时候，那真是一件最大最不高兴的事情了；有时他上班较迟，在那好几百人的大讲堂里来回巡逻着，我知道他是在要寻着我。
确实地，野村君对我是非常地忠诚，恳挚……我得之于他的扶助与恩惠，真是一个不能计量的深与阔。但谁会相信呢？一对国籍不同，语言少接的人，也能在他们中间连上一条牢固难断的链索？
有一次，一件不幸的事降给野村君了，但那件不幸的事，仿佛同时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魔力，它能给野村君以较深的刺戟，给我一些迷信的启不。
我清清楚楚记得的，有一天我到学校特别早，而那一天却是野村君缺席的头一遭，我揣测，我不安，我几乎感到我今天来上课是没有意义的了！
上午散学的时候，听人说今天早晨学校附近芝町的地方，遭了一次大火，三四十家住户和商店，完全变成灰烬了。
这立刻使我联想到野村君的身上了，然而我立刻就否定了它，理由是没有的，假定我也不愿意去预设，我心里惟一的呆想是：这种不幸的事故，决不会临到一个良善人的身上去。
第二天，野村君仍然没有到学校去，第三天的早晨，事实才完全证明了。当我第一瞥见到野村君的时候，我的周身几乎都要摇撼起来了！因为脑中深深地存着火的印象，所以我看野村君的面庞，好像比寻常更显得焦黑了似的；甚至于他的头发，眉毛，睫毛……在我眼里都仿佛是烧秃过后，只剩着短黄的根梃一般了。
全班的同学，没有一个来慰问他的，他们都共同表示着一种讽人的微笑罢了。
他依旧地一直找到在我旁边的座位。
“啊！你……”
“烧了！什么都烧完了！”
他身上穿着一件新从估衣店里买来的制服；皮鞋没有了，只拖着一双草履；书，笔，就连一张纸片，也都完全没有了。
我记得他有一次曾在黑板上有意无意地写过——“生下来便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并不是什么意味深长的话，也不能说它是今日的谶语。那些生下来便富有的人们，天地不知道被他们怎样解释呢。
就是在学校最简易的食堂里一次也没有碰到过的野村君，对于这次遭难，是怎样地给他一个重大的打击啊！
我所能够帮助于他的，都尽量地帮助他了。那最有趣而又使我想到所谓“现世现报”的俗语，仿佛在我们之间，“灵验”了。
他每星期都借给我抄录的历史笔记，谁也料想不到他又会借了我的去转抄一次的；这是最适宜不过了：因为没有另外一个朋友可以借给他笔记，并且，这笔记又是他亲自抄下来的。
过了不到十天，我的历史笔记又还给我了；可是那上边已经经过他一次细详地修改——字写错了的更正过来，中间丢落的填补进去……以后，这册笔记，便成了我最宝贵最心爱的东西……第二年的初夏，我便因为种种原故不能升学了，在我还是犹豫难决的当儿，野村君的问候书翰早巳到了。那信是用英文写的——大约他知道我所能够了解的英文总要比日文多些似的。
信里大意说K大学确是一个贵族学校，于我们总是格格不入的，他已经预备另转其他官立的大学了，最后问我因病是不是就要回国去……我写了一封回信去，可是永也没有再得这位无言的朋友的音息了！
他是转学了么？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不久，我便匆匆地回国了，野村君的消息，更没有方法探询了。最可追悔的是我再度去东京的时候，竟没有亲自到K大学去寻个水落石出。
除了记住几个耳熟的驿站名字，一切对我都生疏了，每当高架电车在田町驿内停留的时刻，我便禁不住地探首翘望那耸立山头的K大学的楼顶……我是在关心那图书馆的角楼已经修缮好了么？我是在关心那装腔作态的英文先生，抑或是那松懈的六笠先生呢？不，不，都不是的，我所怀想的那个无言之友，我今生还能不能再默默地和他坐在——起了？第二次从东京回来，又已经一年多，我知道现在山手线的高架电车，已经是围着新的，复兴后的大都市驶转了，但这是不会变的，它依旧很匆忙地从这一站到那一站；车里拥挤着男和女，饱藏着美与丑，香和臭……即或有可能的时候，随着车子转罢，你可以看见皇城，可以看见海浜，可以看见无数无数的烟突和旗亭……但野村君的黝黑的面影，真不知到那里才能寻得着呢。
一九三○，六月作
(选自《唏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