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面对现实，在每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他都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是1914年签署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这次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科学家纷纷为他们各自的“祖国”效忠。战争一开始，德国就有93个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合发表宣言，为德国的军事侵略辩护。爱因斯坦则站出来公开反对这次战争。1914年10月中旬，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签署了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
当然，这个和平宣言尽管何等的真诚和理智，可在当时那个已经疯狂的年代，没有多少人能接受，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但倔强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着与韧性投入到反战活动中去。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积极参加德国地下的反战活动，以最大努力去呼唤和平。
1918年秋天，德国爆发了士兵起义和工人罢工，前线也开始崩溃。11月9日，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仓皇出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立场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威廉君主政体。他对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崩溃以及共和国的诞生感到由衷的高兴。
11月9日，爱因斯坦亲眼见到了革命的盛况。那天，爱因斯坦本来要到柏林大学去讲相对论。他上午出门，满街都是罢工工人和起义士兵，水泄不通。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高喊：“****了！革命了！”
“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
爱因斯坦折回家，在密密麻麻、满是公式的讲稿下边写下一行快乐的小字：
“11月9日，因革命停课。”
11月10日，他给居住在瑞士的母亲写信，说他第一次在柏林感觉到心情舒畅。他对德意志共和国寄予了无限希望。
但不久之后，他又陷入失望之中。他认为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形式，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就有了切实的保障。他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说：
“异常平静在这里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跋扈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1922年6月，极右翼分子谋杀了那位自作主张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前总理谢德曼，几天之后，外交部长在柏林地区的马路上遇刺丧命。
这位才华出众的部长也是犹太人，他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时谣言四起，因为反动派所谓的“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而爱因斯坦身兼三者。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时常被推上德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这更引起了黑帮们的疯狂仇恨。7月6日，爱因斯坦从基尔写信给普朗克：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别要我无论如何不要在德国公开露面，因为我是那些谋杀行动策划者——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钉。”
20年代初以后，爱因斯坦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及声明。
在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战争的喧嚣之中时，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他大声疾呼：“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致力于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的活动，访问了很多国家。从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到1928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总理白里安缔结的以“放弃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为标榜的所谓《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这段时间，爱因斯坦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呼吁反对一切战争，宣传全面裁军，号召各国青年拒服兵役，幻想建立一个能够主持正义与和平、保证永无战争的超国家的政治组织。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辩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
1919年，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涌来。出访荷兰后，他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做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
他像一位巡回和平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
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励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德高望重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他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国的反映。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接他的群众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蜂拥而上，把他围在甲板上。无论他怎样竭力逃避记者的采访，也不论艾尔莎有多大挡驾的本事都无济于事，他第一次见识到美国记者的厉害。
从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要一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他拥上一辆敞篷汽车，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他有点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拿烟斗，一会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阿尔伯特，你该向大家致意才对。”他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子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新大陆上刮起了爱因斯坦旋风，比欧洲更强劲、更持久。
1922年秋，爱因斯坦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做短暂停留。所到之处，受到了东方人民最诚挚的欢迎和礼遇。在旅行日记中，他写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受罪。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过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他感触很深。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他的心灵震颤了。
在上海，他虽然受到知识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他记下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愚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厌恶德国，这是他的直觉，也是他善良正义天性的使然，他还坚决要放弃德国国籍，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1919年爱因斯坦的名声如日中天，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10月22日给爱因斯坦写信，信中说：“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的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
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使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爱因斯坦巨大的声名成了统治者利用的资本，他们想借爱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机会去宣传德国，并为德国经济复苏带来好处。
可不久之后，魏玛共和国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一位像爱因斯坦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适宜做资本输出的开路人。相反，爱因斯坦在法国——德国人当时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那里，发表的反战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就发表评论说：“无论如何，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告诫他，对他这样一个有职在身的德国人来说，与法国人做学术亲善，在时机上极不相宜。”1920年，对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为，开始有组织地蠢蠢欲动。2月，柏林大学的右翼大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愤然离开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这次意外表示歉意，请求他继续讲课。
1933年1月30日，蓄谋已久的政治事件终于发生了，86岁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希特勒。
希特勒的“革命”开始了，他把德国拖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别彻底：烧书、抄家、集中营、拷打、虐杀、暗杀、枪毙……
街道上是“蛀”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的制服、臂戴“蛀”字袖章的冲锋队员列队而过，长统皮靴蹬出有力的节奏。接连不断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遍布的扩音器，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制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对老百姓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以德意志天堂来引诱，一会又以街头褐色恐怖来威胁。柏林街头冬日的宁静被打破了，欧洲大地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希特勒的纳粹运动除了战争的叫嚣外，还有兽性恶魔对理性的残酷报复。作为犹太人和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
爱因斯坦对祖国绝望了，对同胞却充满希望。几天后，他们夫妇登上一艘开往比利时的客轮。
无线电里传来不好的消息故乡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别墅被冲锋队抄家了，为的是“搜查共产党藏在那里的武器”。为此，他在船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这些暴徒手持兵器，闯入我家里抄家，只不过是现今在德国发生的为所欲为的暴行中的一个例子……”
3月28日，当客轮开进安特卫普港时，市长和比利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在码头上欢迎这对夫妇，欢迎他们到比利时来避难。不久以后，爱因斯坦坐车来到布鲁塞尔。他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曾经在15岁那年，他就勇敢、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
在中年时，作为世界级的科学家，为了帮助困难中的德国，他毅然决然宣誓做德国公民。而现在，德国已经是黑暗的苦难深渊，是世界人民的敌人。他已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了，他要担起人间的道义，同德国法西斯进行坚决的斗争。
比利时的王后伊丽莎白早就是爱因斯坦思想与人格的崇拜者。当时爱因斯坦住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附近海滨小镇勒科克，国王和政府竭尽全力保护着他的安全，当局甚至禁止勒科克的居民向任何人提供关于他住处的消息。因为他在希特勒的黑名单上是被通缉的学者的第一号人物。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大画册，印有希特勒制度的敌人，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还加了附注，历数他的罪行，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
爱因斯坦的思想转变了，和平的梦幻已经破灭。他挺身而出，告诉人民，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着德国，就不会有和平，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准备战斗，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经在德国宣布，他的纳粹帝国将生存一千年。这个罪恶的“千年帝国”，只有用剑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毁。
1934年11月，美国芝加哥《政治》月刊一个名叫阿林生的人，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改变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请你为欧洲和平发言》。爱因斯坦写了题为《和平主义的重新审查》一文，以现实角度呼吁人们丢掉幻想，准备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做殊死战斗。
爱因斯坦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改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台，他就敏锐地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就要爆发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吁欧洲各国人民迅速做好物质与心理上的准备，这一点恐怕是许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为打垮纳粹，为保存文明的价值，爱因斯坦从未停止过有力的呐喊。
1937年4月18日，纽约举行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群众集会，参加的有3500人，爱因斯坦因病没有出席，但他请人在集会上宣读了他的电报：“我首先要大声疾呼，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没有表现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这种责任还是存在。要是在西班牙丧失了政治自由，那就会严重危及德国的政治自由。祝愿你们能够唤醒民众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愿你们在这一正义和意义深远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基于崇高道德基础上的人类责任感、正义感，这正是促使爱因斯坦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向一个反纳粹战士转变的原因。“当世界上其他地方无辜的人民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剥夺权利，甚至被屠杀时，能袖手旁观，甚至漠不关心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爱因斯坦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以前抽象的人道主义范畴里的良心、正义转换为切实具体的社会责任感。1947年5月，“美国纪念碑建造工会”为大战中牺牲的烈士树纪念碑时，他的题词虽未被采用，但已经清楚地反映出这一变化：
“我们忍受痛苦而死，为的是使你们能够自由，使和平和正义能够胜利。你们，活着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由于我们的牺牲而加给你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