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可能的消极影响是，文学类型化写作可能导向一种完全的商业化写作。贺绍俊说：“文化产业具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和对利益的洞察力，它能从文学作品元素中发现那些最有增值可能性的元素，将其类型化，迅速进行再生产。而另一方面，类型化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有意无意地朝着类型化倾斜。”我们不能否定和制止“商业写作”，也没有权利去阻拦作家靠写作挣钱。但是文学的本体属性或精神要素决定了文学创作的“人本主义立场”。“人本主义立场”就是一种对人心世界关爱、护卫的人文主义立场，即作家在为读者写作时，固然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用自我设定的文化或自身所认同的文化来规范和型塑读者，但也不能超脱读者的精神需要。虽然成人文学创作没有太多的思想限制，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作家面对成人读者没有义务为他们的精神成长提供什么，成人读者也没有权利向成人作家要求什么精神高度，但文学创作毕竟有其自律性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功能。特别对儿童文学创作而言，当作家面对儿童写作的时候，应该意识到他们有义务为儿童提供有精神高度的作品，而儿童读者也有权利要求作家给予他们美好的文学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过分强调“类型化写作”，过于肯定复制性、同质性的“作坊制”创作方式的话，或者大家都来大批量生产“类型化文学”的话，文学创作就可能变得畸形，而且读者的多方面需要也就无法满足。
还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工业”也好，“类型化文学”也好，写作不仅是“高尚的娱乐”，而且是“美好的避难所”。文学如果抒写的不是理想的诗篇，建构的不是梦想的诗学，那么文学的存在本身就值得质疑。
§§§第四节电子媒介与日常生活化
日常化叙事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现象，有学者在论述20世纪90年代小说时，就说过：“日常叙事就如一道越来越壮阔的流水，横贯了90年代的小说创作，而且，它从表面的漫流转人深层的渗透，成为支配作家的习焉不察的审美旨趣。日常叙事的覆盖难免让人感到单调和餍足，激起对80年代辉煌灿烂的宏伟叙事的怀恋和缅想。”应该承认，日常叙事对宏大叙事确是一个反拨和修正，但最终落人了矫枉过正的斜坡。可惜当代文学批评界对这一写作现象的深层背景缺乏洞悉，大部分还是放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思潮的维度来评述，而没有认识到日常生活叙事、类型化叙事及娱乐叙事一样在90年代出现并成为主流性写作，还有电子文化和电视叙事作为“元叙事”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剧走进日常家庭，那么就很难说有90年代文学对日常生活的高度关注。
具体地说，当代小说是在9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日常化叙事，而且日常化叙事已经成为当前一种非常流行的写作现象。它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写实的方式，不厌其烦地描述日常经验和日常琐事，日常生活已然成为文学叙事的主要对象和审美范畴，以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便相应地成为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最时尚的审美趋势。文学的日常化叙事从媒介哲学和叙事学的角度考察的话，也是可以归因于电视叙事的。按照哈伯森观点，电视是日常生活中许多闲话和谈论的源头。费斯克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电视节目的内容、曲折的故事、人物的道德、肥皂剧演员的幕后故事、新闻引起的焦虑，所有这些都在许多地方以不同的强度，为多数人提供了日常闲谈的大部分内容。因此，当代小说日常化叙事和电视日常生活叙事有着一定联系。
的确，进人电视时代以来，叙事在整个文学里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诗歌也日常生活化了，也变成了叙事的文体。如新诗创作自韩东、于坚等开始大批量生产的“口语诗”和“口水诗”起，其实都是以讲话的口气来叙述日常琐碎的经验；散文也变成了个人的叙事或生活叙事，如文学报刊和报纸副刊曾大量充斥的“小女子散文”就是都市女性的日常生活的表白，而那些老年作家所写的花草虫鱼式的“生活散文”和“旅游散文”，其实都是日常生活的自恋式记录；小说本来就是叙事的，现在则变成了类型化叙事的主要场所，如那些“三角恋”式的情感故事和“英雄+美人”式的警探故事，还常常见诸各文学期刊。这些作品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去深度”，作家放弃思想、谢绝批判，淡化甚至彻底放弃自我意识，而开始追求感性化、平面化和狂欢化的叙述原则。“作家不再充当现存的消费性日常生活的批判者，而有意无意地成为这种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他们也不再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种对现存生活批判性的观念和思想，而是直接诉求人们应该如何去享受生活。”的确，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作品，描写的大都是一个中年男性在事业有成之后，发生了婚外情，引起了家庭的危机或解体。从总体上来看，这类似男女情爱为主体的叙事作品，既不再表现情爱的浪漫或神圣，也不再传达反抗传统规范的力量；既不注重搭建超越世俗性的、新的情爱观，也不体现有解构传统情爱观的战斗精神。除去枝节，它们所表现的，无非就是一次次的“越轨”之举，一次次消闲式的冒险。正如有人评说的，“池莉对中年男人成熟魅力的热衷表现和对他们欲望需求的合理性描写，等于宣布了她对当下成功男人‘偷情’的生活方式的理解与认同”。
90年代小说对“日常生活叙事”的热衷可以说是愈演愈烈，池莉、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之后至今，无深度的消费性文本越来越多，如《丰乳肥臀》《欲望枪手》《有了快感你就喊》《废都》等都是此类作品。这些作品失去了“严肃文学”的精神气质，代之以感官刺激和消费享乐来满足大众日趋强烈的窥伺欲和调侃嬉戏的心态。更令人惊异的是，90年代以来，“日常化叙事”也成了儿童文学一个最基本的写作特征，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就是在非常小的生活半径里对幼儿日常生活的叙述，她最新出版的《非常小子马鸣加》也是一个小学低年级男孩子的日常化叙事。而秦文君的“贾里贾梅”和“小香菇系列”也是对儿童日常生活的展现，杨红樱校园小说的畅销和在儿童读者中的广受欢迎，除了作品关注了很多作家没有关注的“童年期孩子”而给读者新鲜的感觉外，也证明了儿童文学在日常生活叙事上的胜利。
“日常化叙事”儿童文学创作里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时尚的青春期叙事。这类作品写的青春期少年的情感，而且作家基本上是写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模仿电视里的青春故事而编造出来的少男少女的纯情体验。如当下饶雪漫、谢倩妮、李东华等青年女作家写的少年小说、少女小说。二是小学生校园生活故事，这类作品以杨红樱的《五三班的坏小子》《女生日记》《男生日记》《漂亮老师和坏小子》《淘气包马小跳》等小说和周志勇的“小丫俏皮girl”系列为代表，还有“花衣裳”作家伍美珍的“阿呆阿瓜”系列、赵静的“老妈你真烦”系列、郝月梅的“小麻烦人儿”系列和李志伟的“校园幽默”系列、王钢的“要你好看系列”。这些小说在叙事上更加讲究故事性和幽默性，一部作品都是由类似于“情景剧”的小故事连接起来的，故事发生大都是在班级里或与班级生活有关，人物和事件基本是写实的。三是幼儿日常生活故事。这类故事主要角色是一个幼儿和他（她）的爸爸或妈妈，其行动半径很小，主要是在幼儿园里或在家里。如，前已提及的郑春华的幼儿故事和在一些幼儿刊物上刊登的许多故事。
关于儿童小说的日常化叙事，笔者在一篇分析杨红樱的短文里就论及了。在那篇文章里，笔者认为杨红樱儿童小说之所以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小说采取了“原生态写作”的姿态，其真实生动的校园师生叙事和对“个性化”小学生形象的准确描写给要么胡思乱想、要么生搬硬套的儿童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创作主要有两类：一类为写实流，一类为幻想流。前者力争贴近儿童现实，后者企图贴近儿童心灵。但事实上，“写实流”小说由于作家不能淘洗自己的童年生活经验，且无法抓住当下儿童的新鲜活泼的生活体验及他们个性化的所思所感，因此写出来的作品并不完全具备现实主义作品的优秀品质。而“幻想流”呢，近几年发表和出版的不少所谓的“幻想儿童小说”，有的或称“大幻想小说”或称“魔幻小说”，充斥其中的牵强附会的“幻想情节”和毫无根据与逻辑的所谓“魔法”，实际是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粗粝模仿，它们有悖儿童文学的艺术本性，强奸了少儿读者的阅读趣味，也引起了广大家长和教师的反感。正是在这种缺乏儿童生命原汁的作品泛滥的语境下，杨红樱的校园小说呈现了非常的活力。其实“原生态写作”并非是什么新鲜的名词，成人小说作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原生态”的写作，如池莉、刘震云、方方等人的小说，就是典型的平民化的原生态写作，这也被评论界称为“日常生活写作”和“零度叙事”。儿童文学界的“原生态写作”其实就是“日常化写作”，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秦文君的《少女罗薇》和后来的“贾里”、“贾梅”等系列作品就是因为反映了少儿真实的生活状态才受到少儿读者欢迎。但“原生态写作”并没有完全成为广大儿童小说作家的艺术自觉，因为有些作家在进行原生态叙述的时候没有把握好一个度——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感，而且完全变成了“零距离的写作”。江苏《少年文艺》杂志2003年和2004年开设了“原生态写作”栏目，编辑意在推出反映当下少年儿童的真实生活的贴心之作。这种举动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反映少儿生活的真实的、真切的文字是最能够感动当下儿童心灵的，“原生态写作”应该成为儿童小说创作的一个选择，但是儿童“原生态”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表现？“原生态写作”是否可能滑向琐碎的“日常化写作”？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杨红樱校园小说在“日常化写作”中还有所节制，有着小学教师经验的她宣称要“弯下腰来和孩子站在一起说话”，这种主动与儿童对话的立场，显示了她自己的写作观和价值高度。所以她的作品显得亲切友好，吸引儿童读者。如她的《淘气包马小跳》，其中的“马小跳”的“淘气”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批判之处，“路曼曼”的“好打小报告”也不是一个小学生天生的行为，在“秦老师”这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的教育下，“马小跳”的每次“惹祸”和路曼曼的“听话”是最自然不过的。在《漂亮老师和坏小子》中，对“米兰”老师形象的塑造也是非常成功的。她外表漂亮，内心美丽，她理解学生，能容忍肥猫、兔巴哥、米老鼠、豆芽儿这四个“坏小子”，她不愧为学生生活的“朋友”，心灵的“朋友”；她处理班级事务的新方式和对待教育的全新理念，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她年轻、好动，她爱美、求真，她坚强、自信，甚至有点固执，让读者看到了教育的希望和亮色，看到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功利狭隘的教学手段看似有着冠冕堂皇地存在的好理由，可它们对儿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却有着看不见的危害。还有《女生日记》中的“罗老师”、“舒老师”等教师形象的刻画，确实让读者从正面或侧面看到了中小学教育还存在着人为的缺憾，也让人期待着现代教育理念在老师头脑中尽快深入。现代儿童教育是全面知识教育，也是人格型塑，它提倡的是人性关怀，即对儿童个性的呵护，对儿童心灵的关爱。值得欣慰的是，杨红樱的《漂亮老师和坏小子》《淘气包马小跳》等张扬了儿童的个性，用生动的形象和鲜活的故事诠释了儿童文学作为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必需品的内涵。
杨红樱儿童小说畅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其小说关注了其他作家很少关注的小学生（6、7岁一12、13岁的儿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几乎成了“少年小说”，作品聚焦的都是初中生、高中生，甚至是大学生。以大家已习惯的“成长小说”和所谓“青春文学”来说吧，近两三年来差不多成了典型的“都市青春期叙事”——朦胧的情感，早恋的悲喜，甚至畸形的情感游戏，使得儿童小说开始有些过于“另类”。而杨红樱校园小说对“小学生”形象的塑造和对小学校园生活的聚焦，无疑增加了其小说的“儿童性”，这当然深得儿童喜爱。此外，杨红樱笔下都市时尚的气息和快乐主义的气质也符合都市儿童的审美品位，增加了小说畅销的可能性。
儿童小说“日常化叙事”的另一个典型，是2004年湖北少儿社出版的周志勇的“小丫俏皮girl系列”女生派幽默小说。这套小说的内容非常鲜活，是原汁原味的校园生活，而且是小学生读者很熟悉的学习生活。作家笔下的这些故事不但都市的小学里发生，而且在乡村小学里，也是很真实的，因此它们零距离贴近小学生，特别迎合当下小学生的阅读趣味。如该系列中的“超炫咖喱派”一本，小说主人公“小丫”的故事，就像是发生在每一个童年孩子的身边，四（3）班的汪老师爱训人，阿紫老师对待学生“先礼后兵”的绝招和他记录同学好事和坏事的“龙虎榜”，等等，都是每一个小学儿童经历过的。作者用港台电视娱乐节目里常用的搞笑语言把小学女生的所见所感所思表达了出来，而且达到了吸引人的地步。还有2008年四川少儿出版社出版的王钢的“要你好看系列”，也是采用了电视娱乐叙述元素。其中《我们是钢丝》这一部小说的《英雄难过美人关》一节里，就有对一些时尚性物象的展示。如李菲菲用的是Kitty小本子，同学们给何谐、田羽瑶这一歌唱组合命名为Twins组合，给吴老师取绰号为“烤玉米”等等，这些都是很孩子气的，但也是儿童生活时尚化的表征。不过，杨红樱的校园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小学男孩的故事，而周志勇、王钢则倾心于小学女生的成长叙事。她们从不同性别的儿童视角切入了儿童生活的原生态，他们的创作表现空间都很小，故事基本上是发生在班级——从场景的相对简单和狭小来看这又是典型的电视情景剧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