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邓宝珊正应杨虎城之约，从上海来到西安，准备去兰州担任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到兰州任职后，又同汪锋多次见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汪锋带着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件，又到西安找过邓宝珊。当时邓宝珊不在西安，两人虽未见面，但此后汪锋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工作，成为邓宝珊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建国后，汪锋在中央从事民族、统战工作，不仅常来甘肃，而且同邓宝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在新的形势下两人再次见面，性格豁达的汪锋，更是无话不谈：
“邓先生！总理和小平同志，托我向你问好。他们嘱咐我虚心向你请教，一起把甘肃的事情办好。”
身体还很虚弱的邓宝珊，淡然笑道：
“汪书记！我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子。你放开干吧，只要能把省委、省政府的人马团结到一起，让甘肃人民把肚子吃饱，我就要给你烧高香了。”
汪锋说：“当年你来甘肃任行署主任，也是在民国十八年的大灾大难之后，你协助邵力子赈济救灾，很有一套，至今还受人称颂。你说说，现在面对全省如此严重的灾情，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下手呢？”
邓宝珊想了想说：“既然中央已决定派工作组来甘肃，这就是我们的万幸！现在，要一边下水救人，一边切实整顿干部作风。甘肃的灾情为啥特别严重？还不就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在甘肃刮得最凶！……不过，平心而论，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省委、省政府都是集体领导，作为省长，我不仅对这几股歪风抵制不够，对某些问题失察，同时也有点怕得罪人的思想，过于息事宁人……”
汪锋端起杯子，慢慢品尝着邓宝珊从从化温泉带来的冲开的荔枝蜜，赞许地点着头。邓宝珊喘息了一阵，继续说：
“要保证对铁路工人和大专院校的供应。解放前左右甘肃局面的主要因素有两条：一是农民讨饭，二是民族纠纷，现在更复杂了。铁路不能畅通，有粮运不进来，或者学生饿急了上街游行，局势就都难以控制……”
“还有，对这几年错批错斗的党外朋友，省委也想尽快给他们摘帽平反。”汪锋说。
“对啊，还应该早日安排他们出来工作……”
“还有你呢，邓先生！”不等邓宝珊把话说完，汪锋婉言笑道：“中央领导同志听说你的园子交了公，对甘肃省委作过多次批评。现在也应该物归原主啊！”
邓宝珊摇摇头：“不，园子是我主动交公的。你我虽系多年相交的老朋友，可办事也该公私分明……”
“这可不是我的意见嘛！”汪锋郑重其事地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有指示：纠正甘肃的共产风，要从退还你的园子做起。如果你拒不收回，叫我怎么向中央交待呢？”
话说到这一步，邓宝珊再没有做声。他看到中央和省委都在认真纠正错误，心情十分振奋，不等病体完全康复，就主动要求到灾情最重的定西地区去指导救灾。临行前，省委把当时全省惟一的一辆红旗牌小轿车，拨给邓宝珊使用，并派出最有经验的保健医生随从。
邓宝珊每到一地，就去逐户看望受灾最重的群众。在那烟熏火燎、气味污浊的土棚房里，他仔细向那些面目浮肿的孤苦老人，了解当地灾情，和救灾粮款发放的数字，以及干部作风等等。发现好经验就及时推广，好干部就及时表扬，对那些横行霸道、态度恶劣的干部就恳切批评。他那真诚待人、平易近人、与人为善的作风，赢得了灾区干部群众的普遍信任。大家不仅敢将埋在心底的话儿告诉他，甚至也敢将当地领导的错误做法向他反映。
可惜，此时邓宝珊毕竟已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虽然他想竭力为家乡做出更多的贡献，却已力不从心！
此后，由于全国认真清理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生产得以迅速恢复，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改善。到1962年底，由“大跃进”和“反右倾”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终于基本扭转。
对邓宝珊来说，从这时候开始，在他个人生活中却发生了很多的不幸。1964年，贤惠明理的张玉燕夫人，因患大脑蜘蛛网出血医治无效而去世。邓宝珊因心情郁闷而视力明显衰退，心脏病也逐渐加重，只好又到外地去疗养。
1965年，中央安排邓宝珊去北戴河疗养。北戴河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南临渤海，北倚青山，海岸弯曲平缓，海水清澈，沙软潮平，夏日凉爽宜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疗养胜地。暑期中央经常在此办公开会，因而有“中国夏都”之称。同邓宝珊一起来疗养的，有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其中有好几位是邓宝珊的老朋友。抗日名将蔡廷锴、蒋光鼐就与邓宝珊住处相邻。三位饱经风雨沧桑的老人，面对蓝天碧海，话今忆旧，共数朝夕，度过了他们一生中一段愉快而难得的平静岁月。
蔡廷锴和蒋光鼐是当年十九路军的将领。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驻扎在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战。上海各界民众纷纷举行罢工，组织抗日义勇队，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坚持抗战月余，打死打伤敌人一万余人，使日军更换了三个指挥官。但是，由于蒋介石拒不派兵增援和接济军火，致使十九路军弹尽粮绝被迫撤退。后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蒋介石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竟允许日军留驻上海！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去“剿共”。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进步势力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在福建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将十九路军扩充为五个军，并与工农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勾结日军，调集陆海空重兵围攻福建。1934年初，福建政府失败，十九路军被改编……
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时，邓宝珊兵败离开部队在上海闲居。战事爆发前，邓宝珊就结识这两位将军；战火中，他又耳闻目睹了抗日将士的英勇和战争的惨烈；失败后，又不止一次为之扼腕长叹。那时，他避难外国租界，手无一兵一卒，对两位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奋起抗日的义举十分钦仰，却无力相助。此后，风云变幻，天各一方，没料想会在年过古稀之后来这人间仙境北戴河相聚！
三人一面接受保健治疗，一面相约出游。一日，同游莲蓬山公园，看到一块《莲花石公园记》的石碑，碑文的撰写者是朱启钤。朱启钤是现代名人，曾任袁世凯时期的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督办过津浦铁路，并一度代理过国务总理。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他也随之隐息政坛。对朱启钤，蔡、蒋二人自然知晓，但他与北戴河有何关系，并无所闻。邓宝珊虽知朱启钤退隐后为保护开发北戴河做出过贡献，但没料到贡献会如此之大！读完碑文邓宝珊若有所思，慢慢说道：
“看来，当年若不是朱老先生挺身而出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抵御洋人，带头捐资，谋划建设，北戴河还不会成为海滨避暑胜地呢！在北戴河该为老先生立一尊纪念像才对……”
蔡廷锴指着一行碑文念完后发问：“‘临榆令周嘉琛又为之禁樵苏、杜侵夺名山胜迹，庶几获全’——这周嘉琛，是何许人也！”
“周嘉琛是周恩来总理的叔父，民国初年担任过临榆知县，那时北戴河属该县管辖。”邓宝珊侃侃而谈，“临榆县以邻近山海关——榆关而得名，就是现在的秦皇岛市……说起保护北戴河，还有李鸿章一份功劳呢。你看碑文：‘光绪中叶，海疆多故，旅大、威、胶既约质，海军遂无良港。英教士甘林，适于联峰绝顶筑砦室，守者惊以告大府，恐复为有力者所攫，失我奥区也’——于是，李鸿章建议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斥巨资买下了联峰山和莲花石地皮，以阻止洋人在此染指……”
蔡、蒋二位将军见邓宝珊如此广闻博识，十分乐于同游。但是，就在三人宽心疗养，乐而忘返的时候，晴朗的北戴河秋空响起了隐隐雷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而且，邓宝珊刚刚回到兰州，就看到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刊出了一篇措辞严厉很有来头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祥的预感，立刻涌上他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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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回到兰州后，一直在家中静养，但他的内心很难平静下来。虽说他尽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看报只看大标题，听广播只听听重要新闻，可那一行行粗黑的大字，触目惊心，一声声严厉的喊叫，仍让他心神不宁，惶惑无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