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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天高气爽，寥廓的塞北大地，沐浴在一片和煦的秋阳里。被历史遗弃的古长城，带着累累伤痕和无数痛苦的回忆，向东北蜿蜒而去，消失在天际。
榆林南门外机场上，一架从西安来的军用飞机刚刚着陆，伫候已久的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率领师部官佐和榆林各界代表，就匆匆迎了上去。
“立卿兄！我给你当参谋长来了。”
身穿咖啡色长袍的邓宝珊，健步走下舷梯，笑容满面，双手抱拳，朗声说道。
比邓宝珊还年长数岁的高双成，戎装笔挺，马靴雪亮，肩章帽徽武装带，样样俱全。举手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用满含期待的目光注视着邓宝珊，说：
“军团长！欢迎你来领导我们抗战。”
两双厚实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给榆林握出了一个新的局面。
欢迎的人们，注视着邓宝珊一行，不禁暗自嘀咕：这个文静儒雅的大高个儿就是邓宝珊？一个军团长，怎么才带来四个人？……
但是，在坐困愁城的高双成心目中，邓宝珊的到来，却胜似十万雄兵——
这榆林，历来是兵家必争的边塞重镇。秦始皇抗击匈奴，派大将军蒙恬和公子扶苏长期在此驻守，修筑长城。北宋时，文武双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在此抵御过西夏铁骑的入侵。明朝，沿长城边防线设置九个军事重镇，合称“九边”，榆林是最中间一镇。城北红石峡的峭壁上，至今留有“威镇九边”的明代石刻。这地方，东带黄河，与晋西北仅一水之隔；北枕长城，连接地处毛乌素大沙漠的伊克昭盟；西经三边，直通甘肃、宁夏；南走延安，跟陕甘宁边区唇齿相依。对抗击日寇西侵，保卫西北大后方，无疑是一个重要屏障。
高双成所部八十六师，连同地方团队，约计15000余人，原系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部队，驻扎陕北已23年。井岳秀，乃辛亥革命西北先驱人物井勿幕胞兄，当年也是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后统辖陕北23县，却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去年，井岳秀因手枪失火而死，旅长高双成继任师长。由于多年秉承蒋介石的意志跟红军敌对，地盘一天天缩小，此时仅占有横山、榆林、神木、府谷四县。国共重新合作后，双方虽已停止战斗，但看到红军重兵压境，高双成总担心将自己吞并。同时，随着日寇西侵，归绥、包头、太原相继失陷，榆林不仅成了抗日前线，各地溃退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蜂拥而至，挤居一处，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使出身行伍、只知带兵打仗的高双成也无法周旋。如何应付这复杂的局面？南京政府曾派一位大员前来坐镇。谁知那大员皱着眉头，看看荒凉破旧的山川城郭，二话没说，又匆匆爬上飞机返回。因此，接到任命邓宝珊的通知，高双成真是喜出望外！虽然，两人只是在20年前有过一次短暂的交往，可是，邓宝珊那顾大局、讲信义、重然诺的可贵品格，还是给高双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是1917年的冬天，正被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缉的邓宝珊，受胡景翼秘密召唤，离开北京，经归绥、包头潜往榆林井岳秀防区，欲返回关中参加“反段讨陈”运动。在榆林，他劝说井岳秀及其主要将领，对胡景翼给予支持。井岳秀首鼠两端，对陈树藩和胡景翼都不想得罪，对邓宝珊的态度极其冷淡。而且，他在部队完全是封建军阀家长制那套作风，部下都喊他“十哥”、“十爷”，根本不容许发表不同意见。只有高志清和高双成，对邓宝珊的主张在暗中表示同情。临别时，高志清还送给不名一文的邓宝珊200块银元，作为盘费。但是，年轻的邓宝珊却毫不气馁，反劝高志清和高双成同舟共济，帮助井岳秀带好这支部队……
现在，国难当头，自己的地位也在风雨飘摇之际，能够有邓宝珊这样一位心胸宽广、足智多谋、素孚众望的上级，来与他共渡时艰，高双成当然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夜，秋风阵阵，钟楼檐角，铁马丁冬。榆林城内外，不相统属的各种番号的杂牌部队，惊魂未定，乱作一团。高双成请邓宝珊住进他师部院内的西花厅，亲自安排好侍从和警卫之后，当即就榆林的局势，跟邓宝珊迫不及待地来交换意见。
“军团长！接到通知，我就在盼望你啊。现在的榆林，可热闹哩！”心直口快的高双成开门见山地说道，“东北面，日本人一天天逼近；南面，共军陈奇涵，在绥德设有警备司令部，火停了，气还没有消。这四个县的地盘，各路诸侯俱全：察哈尔、绥远两个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马占山东北挺进军，白凤翔骑六师，白海风蒙旗独立旅，何柱国东北军残部……都在征粮要草，拉佚派款。别说榆林百姓叫苦连天，连伊克昭盟的蒙旗王公，也日夜惊恐不安。这样下去，就是日寇不来进攻，自己人也难免由乱生变……”
邓宝珊屏声静息地听着，慢悠悠转动一双眼珠，细细思谋。
离开兰州之前，他对全国的抗战形势，已作过一番认真分析。根据国际力量对比，按照国共两党地位和彼此长期斗争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这场全民族的对日抗战，将是长期的，也将是十分复杂而微妙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但最后胜利的取得必须依靠全民族的觉醒。而一个民族的觉醒——科学与民主的诞生，必然使任何独裁统治难以为继。因此，国共两党，在抗日胜利之前不可能彻底决裂，但也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合作。对榆林来说，必须首先处理好他与高双成的关系；同时，也必须与共产党捐弃前嫌，互助互让，事事以大局为重，不断协调与周围各个部队以及蒙族王公的关系，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示人以诚，不引起高双成的疑虑，邓宝珊飞赴榆林时，才仅带了四名随员。现在看来，跟心直口快的高双成相处，并不困难。但是，如何才能尽快稳定榆林的混乱局势呢？听了高双成的介绍和分析，邓宝珊才总算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个头绪。于是，点起香烟，提个神儿，用商量的口吻微微笑道：
“立卿兄！你的处境，我明白；我呢，是个光杆司令，你也知道。刚才，你对榆林局势的分析，很清醒，很有道理。看来，日寇侵占归绥、包头之后，一时还不会离开交通线向纵深进犯。咱们是不是先干这么三件事情：一、慰问外地逃榆部队，稳定伊克昭盟；二、调整防卫部署，加强各部协防；三、与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联络，进一步改善关系。”
高双成想了想说：“前两件事就按军团长的意见办，与八路军联络的问题嘛，让我再想想看……”
邓宝珊点点头：“这个问题，我知道你有困难。打了那么多年，一下子要和好，部队在感情上有疙瘩，也难免。不过，从你解除姜占奎的旅长一事来看，说明你很有远见。”
“不解除不行啊！”高双成摊开双手，苦笑道：“时移势易，可老姜死抱住井师长那一套不放，还天天喊要消灭共产党，要不解除他的旅长职务，放掉他抓的杨玉峰、刘绍让那批共产党员，榆林的局面还能维持到今天！”
邓宝珊站起来，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团结抗日，这可是顺乎人心的历史潮流，谁搞分裂，就只会成为民族的罪人。立卿兄！现在你我是同撑一条破船，在黄河峡谷中弄险，务必大胆而又谨慎，船稍一偏，就会被恶浪打翻！……”
高双成品味着这段话，会心地点了点头。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邓宝珊和高双成亲自出头，领人牵猪抬酒，对溃逃到榆林的部队和机关，进行了一次慰问和安抚。同时，将对日寇的防卫部署，作了统一调整：
由高双成挑选八十六师的精锐部队，组编为五个游击支队，布防在包头滩上，组成第一道防线。由白海风旅驻守萨克旗至郡王旗之间，与驻守伊克昭盟沙王府的八十六师一部，组成第二道防线。由马占山、白凤翔、何柱国、八十六师的左世允旅、杨仲璜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部，分段担任黄河防务。经过这番部署，不仅加强了对敌防卫，稳定了伊克昭盟，还减轻了榆林群众的负担，改变了混乱局面。
不久，新一军新十一旅开抵三边、榆林一带。军团部在榆林城内钟楼巷找了院房子，正式办公。经邓宝珊再次提议和高双成商量，派军团部副官石佩玖和八十六师副官高少白，持邓、高二人信件，去绥德八路军警备司令部会见了司令员陈奇涵。陈奇涵接信后，亲自来榆林拜访，彼此就协防事宜，进行了友好商谈。接着，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联防军代理政治委员高岗，也先后来跟邓宝珊和高双成作了深入的交谈。双方本着互助互让的原则，就如何和平相处的一些具体事宜，达成了重要默契。
1938年2月，大雪初晴，日寇扫荡隔河相望的山西保德县城，窥视河防，波及府谷。邓宝珊命令驻守府谷的杨仲璜团，配合续范亭的山西新军两面夹击，大获全胜。
此后，为了巩固与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邓宝珊派新十一旅二团团长史钫城，率领两个营驻守榆林到延安之间的公路沿线，便利人员往来，维护交通安全。
不久，蒋介石在武功召集军事会议。邓宝珊借赴武功之便，于返回途中应毛泽东挽留，在延安停住了一个星期，初次会晤了毛泽东主席。
9月间，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在山西河曲召开军事会议，邓宝珊应邀出席。
秋日怒涨的黄河，在岩石裸露的峡谷间狂奔乱跳，像千万只猛虎在咆哮。经过近十天的跋涉，当邓宝珊带领总参议高志清、参议寇子严、金伯韬、《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等人，来到河曲对岸的黄河渡口时，傅作义派出的渡船，已在岸边等候。邓宝珊留下骑兵卫队，带领随从脚踏惊浪，稳步上船。船夫们一声呐喊，齐心协力向彼岸撑去。惊心动魄的拼搏中，只见一副副古铜色的臂膀，在阳光下飞速晃动……
“宝珊兄——！”
船还没有靠岸，身穿普通士兵服装的傅作义，已率领高级军官和先期到达的马占山、何柱国等在岸边迎迓。
“宜生兄——！”
邓宝珊屹立船头，向傅作义举手敬礼。跳下船来，跟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嘹亮悦耳的军乐声中，傅作义陪同邓宝珊检阅了欢迎队伍，然后，一起骑马进了河曲县城。
第二天，傅作义主持召开了河曲各界欢迎大会。傅作义致词，邓宝珊发表了关于团结抗战的长篇演讲。此后，一连六天，主要是与会各方相互拜访，举行宴会，分别交谈。三十五军参谋长鲁英麟、总参议张濯清、绥远抗日自卫军总司令张钦、第二战区战地动员会主任续范亭、延安代表南汉宸、中共晋西北负责人罗贵波，都跟邓宝珊来交换过抗日协防的意见。
有天晚上，邓宝珊和傅作义在高志清的卧榻上抵膝而谈，越谈越兴奋。在荡气回肠的黄河涛声中，两个年岁相仿、经历相近的将军，整谈了一个夜晚。
“……宝珊兄！前年春天，你就王若飞一案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王若飞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可惜，不能为我所用……今年初，我派周北峰去延安，他还有信给我呢。看来，他还不知道你曾经营救过他……”
“共产党里人才就是多嘛！因为，人家用人搞的是五湖四海，不大考虑同乡、同学这一套。因此，能够晋才楚用，人才济济。”
“这一条很重要！可蒋先生、阎先生就缺这一条……”
“阎先生不只是不会用人，眼光也太狭小。多年内战，他就凭山河之固，天隘之险，钻在山西这个蜗牛壳里称霸。山河关隘保护了他的安全，也使他的头脑大受局限。这次抗战，他还按老经验办事，对日寇的力量估计不足。吃了败仗，不检查自己，反怪部下不争气，叫张培梅枪毙李服膺，杀鸡给猴看。叫你死守太原，以保山西，结果，孤军孤城，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这怎么行呢？”
“那依你之见，应该如何指挥？”
“宜生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初期阶段，敌强我弱，不能与城共存亡，不宜过早以主力与敌硬拼。应该养精蓄锐，避实击虚，选择适当时机和适当地形，予分散之敌以歼灭性打击，不应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保人重于保城。自古两国交战，全师为上，如果被敌人消灭了，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目前应以小部队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拖住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等待战略转移和战略反攻阶段，再与日寇进行决战……”
“嗬！你这见解，怎么跟共产党的主张完全一样？”
“不只是共产党，白崇禧将军也有这个意见！”
“咳！太原守卫战前夕，周恩来离开太原时就告诉我：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的得失不足为训。争取时间就是胜利，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可惜，我没有认真去听！”
“听话，比说话还难。一般人往往忽视话的本身，先看出自何人之口。其实，村夫野老，也可能有济世之谈；英雄圣贤，也难免有欺世之论。周恩来，西安事变后我曾多次接触，他不仅是共产党的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最热爱祖国、最有觉悟、最有民主意识的中国人。他生在南方的书香门第，长在贫困动乱的北方，既有南方人的灵秀锐敏，又有北方人的慷慨执着。后来，留学日本、西欧，又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看看国共两党，像他这样身兼南北、学贯中西的人，恐怕还数不出第二个来呢！至于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也不全是俄国的翻版，不仅温和，而且灵活，富有人情味，跟照抄照搬俄国经验自称‘特殊材料’的那些共产党人，大不相同……”
“哈，一个国民党的将军，想不到对共产党的事务这么精通！”
“何言精通，不过略知一二罢了。”
“那依你看来，我该将部队撤到何处休整，才比较合适呢？”
“你做过绥远省主席，难道就没有听过这句话：黄河虽大，只富河套宁夏！地理很重要，当年，刘邦屯驻汉中而成帝业啊……”
傅作义点头微笑，深表赞同。两位处境相似的国民党杂牌将军，虽系初次相识，却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会议的最后一天，大家去河曲城外观看傅作义部队的炮兵射击演习。邓宝珊一行刚出东门，忽然三架敌机飞临城区上空。他们急忙隐蔽进附近的树林，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炸声，满城烟柱已腾空而起。死伤军民六七十人，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周北峰也被弹片炸伤。府谷、保德、神木、榆林，也同时被炸。
但是，敌机一走，大家从地下爬起来，拍拍满身尘土，在傅作义亲自指挥下，射击演习照常进行。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产生什么决议，但由于大敌当前，与会各方都能坦诚相见，使晋、陕、绥三省沿边地区的局势，得到了进一步稳定。
遗憾的是，愉快而友好的河曲会议将要结束时，从榆林尾随邓宝珊而来的八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特务头子包介山，却突然跳出来作了一番蹩脚的表演——
“报告傅司令、军团长：我有确凿证据，周北峰是共产党，应该驱逐出部队。”
傅作义微微一笑，看看邓宝珊，说：
“周主任是阎长官派来的，即使有问题，我得送还阎长官。何况，他刚被敌机炸伤，人，总得有点心肝！”
邓宝珊虎起脸，对包介山冷冷地说道：
“是啊！包主任，你是八十六师的政治部主任，再急功近利，也不能包揽三十五军的事务。你从榆林辛辛苦苦赶到河曲，就是为了干这么一件事情？……”
包介山碰了一鼻子灰，才夹起尾巴狺狺而去。
邓宝珊从河曲返回榆林不久，新一军番号取消，新十一旅、八十六师、胡景通的骑六师，合编为二十二军，高双成任军长，胡景通任副军长。邓宝珊改任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董其武为副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