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矿。清朝中叶，在大通河、黑河流域的扎马尔图、野牛沟等地开办金矿，先后由西宁府、西宁道管辖。马麒到西宁之后，鼓励亲属继续开采，从中抽取课金（即税金），以供军需。1917年与马廷勷合股，在果洛马沁雪山开采金矿，与当地牧民发生纠纷，酿成军事镇压。从1936年起，马步芳派军队大量挖金。第一百师在甘州江湾寺一带挖金。在青海境内的门源县金羌滩、大梁，祁连设治局的天栅河、野牛沟、九马图、望儿图，化隆县的科沿沟、沙冲寺，乐都县的乐坝沟、药草台，玉树县的通天河沿岸，称多县的娘错，兴海县的贡尔勒盖、大河坝，同德县的拉加寺，果洛的马沁雪山、星宿海、哇沿河坎，共和县的郭密，柴达木的柯尔鲁古等处，均设有金场。其中一部分系马步芳独资经营，少部分招商包办，但必须承领马步芳的“官本”，“官本”的支付，现金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帐房、装备、青稞、牛等顶替，而且折价高于时价。马步芳对所有金场，分期征收课金；对不领“官本”的，规定挖获3两以上的金块，必须呈缴，不得据为私有。每年冬夏两季，马步芳派亲信，前往各金场征收课金各一次，征收大员，称为“督导员”或“场员”，但一般人对前者称之为“大金头”，对后者称之为“小金头”。他们到场，场主必须迎送，并馈赠礼物，多至沙金10两。大小金头的亲属也向场主借口送礼，换取高出礼物数倍的沙金，谓之“打秋风”。所以充任一次场员或督导员，即是一次发财的机会。马步芳将此作为笼络部属的手段之一。各场沙娃，多系贫苦农民，远道徒步负粮前往。每年工资所得，也仅足个人温饱。大多由于临行安家所费，负债累累的，不能清偿，只好年年充当沙娃，失去自由。因病或因工殒命，则填于沟壑。有些沙娃被场主打死，任凭家属控诉，官府从不理睬。而每年每场都有被打死或劳累而死的沙娃，有的多至10多人。沙娃潜逃，则和逃兵一样遭到严惩。1941年以后，马步芳甚至在大通一些村庄中，按户征派沙娃，成为变相的民夫。
青海产金，黄金落入马步芳之手，老百姓得到的只是苦难。
森林。马步芳以互助北山后为据点，设立东方木场总场，派民夫常年滥行采伐。每年砍伐原木数千根，顺大通河运往兰州出售。对同仁、隆务寺、麦秀等处的森林，也是大量采伐。大通广慧寺鹞子沟的森林，马步芳于1938年扬言寺主敏珠尔已卖给自己，即令马步銮征调大通、互助、门源三县民夫及车马，并力砍伐。不到一年，即将这片方圆10多里的大森林夷为平地。砍伐和运输中，压死、打伤许多民夫，仅大通县就有70多人，伤的无人治疗，死的无人收殓。该县祁家乡、古娄乡的农民，因不堪当夫伐林，相率携家逃亡。马步芳将这批木材，少部分用于修建乐家湾军营，大部分顺湟水运往兰州，收获银元10余万元。马步芳还令驻防甘州的第一百师韩起功，从1937年起，每年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大肆滥砍祁连山的原始森林，转手高价出卖，获取暴利。
工厂。马步芳还利用各种资源，兴办许多工厂。1932年在西宁设置了义源工厂和皮房、硝房，制作军用被服、鞋袜、皮革和铁件。还成立修械所，制造火药、炸弹、大刀和修理军械。1938年在西宁东关成立芳惠纺织厂。1939年，并吞了甘肃省光明火柴公司西宁分公司，改名为青海火柴厂，1944年又改名为海阳化工厂。同年又成立毛顺工厂。1939年强收茶卡盐场为己有，征派民夫挖盐运盐，向汉中、松潘等地倾销。1940年强迫征收民办的大通煤窑，开设利民煤厂，年收纯利银元12万元左右。1942年，先后在大通窑洞口设立磁器厂、桥头设立石灰厂，互助北山后设立焦炭厂、烤胶厂、鞍件厂，在门源设立铁迈炭厂，在西宁设立玻璃厂。1943年，第四十集团军成立，军队扩大，军需物资浩繁，马步芳即极力扩展工厂。先后设立毛纺厂、机械厂、三酸厂、水力皮革厂、洗毛厂、木工砖瓦厂，连同已有的火柴厂、玻璃厂，统称为“八大工厂”。同年2月，马步芳将青海湖据为己有，中央政府竟以法令手续，发给执照，使这一全国最大的咸水湖成为马家私产。马即以公德堂名义，成立富海渔场。1947年2月，马步芳成立西北工矿公司，将上述厂、场归之管辖，垄断了全省矿藏、森林和渔业资源，但这些工厂的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实际仅为手工作坊而已。如机械厂仅有中小机床19部、电焊机1部，仅能制造马刀和军用灶具等。毛纺厂也只能手工编织地毯和军用马褥、毡衣、毡帽等。西北工矿公司的干部，多半是军政转业人员，除了少数技师、技工由外地招聘，全省各行的技工，均受其统制。木工、泥瓦工、铁匠、皮匠等，都要按时到厂服务，轮流应差半年到一年。所有工徒，则是裁余的士兵和农村强征来的民工，他们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劳动10小时左右，待遇很低，除了供给食宿及冬夏衣，月付给银元1～2元。平时管理实行军事化，组成班、队，层层节制，工人没有行动的自由。既无任何福利，因工死亡或残废也没有抚恤。偶犯禁律，即用军法制裁，捆打禁闭，视以为常。大通窑的民工，后来竟变成“煤兵”，也是父死子继，兄逃弟顶，永远服役的子孙兵。1936年，马步芳更将从河西俘虏的红军，拨充为林场的苦工，他们所受折磨，尤甚于一般徒工。
西北工矿公司和省建设厅一起，利用垄断的木材，控制了全省度量衡器，大量制造和发行，在全省硬性摊派使用，每次收费1万元左右。卖面条的小饭摊，也派发木尺和大升，使其无以为用，让人啼笑皆非。
5．金融控制
西宁原为甘肃省所属。1913年，甘肃官银号征得马麒同意，在西宁道设立西宁分号，先后发行“钱票”、“银票”两种。“钱票”分五百文、一串文两种。“银票”分一两、二两两种。与当时流行的白银、制钱同用。1919年该分号裁撤，所发行之钱票、银票兑回。1927年成立甘肃省银行西宁办事处，发行“七一票洋”券（每票洋一元，兑兰平银七钱二分），发行额为2万元，吸收现银14000两。1929年3月，该办事处改组为甘肃工农银行西宁办事处，发行“大洋券”一种（票面为一角、一元、五元、十元四种），发行额为8万元。甘青分省时，该办事处结束。国民军入西宁，设立西北银行西宁办事处，发行“军用大洋券”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流通额为45万元。马麟当政之后，于1931年11月设立青海省金库，发行“青海省金库维持券”，发行额为410万元。每券1元兑铜圆4吊。但当时仍以银元为主，当20文铜圆为辅。马麟乘机大量收敛“制钱”，用以改铸铜圆66500吊，每吊为480枚，每枚当小铜圆20枚，获得暴利。1934年，马麟在省金库附设西宁平市官钱局，发行“青海省临时维持券”。每临时券1元，兑铜圆5吊（每吊48枚）。发行额为80万元，流通西宁市面者为60万元，流通于外县者为20万元。其后发行总额又增至150万元。1935年，又发行“省临时维持券”，发行额100万元。其时叔侄在政治上斗法，又在经济上较量。马步芳大量印制假券，使维持券数额骤增，引起物价上涨，券值急剧贬低，贴水由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三百到四百。迫使马麟不得不兑现。起初以20％收兑，即维持券100元，兑换银元20元。维持券越来越多，降为兑换银元10元。终以不能应付，又改以青盐2斤，兑收维持券1元。但群众所持票券极多，而每日规定的兑额有限，马麟公然宣告停止兑现，维持券遂成废纸。马步芳从中暴敛现金，至少在省钞300万元以上。人民群众的巨大损失无处申诉，不少商户因此破产，群众生计断绝者十居二三。
1935年，南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开始流入青海。1938年1月，中国农民银行西宁支行正式成立，同年6月，中国银行也在西宁成立办事处。1939年3月，中央银行西宁分行成立。1940年9月，四行联合办事处西宁总处组成，办理发行法币及国库汇兑、存放等业务。这对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的金融独占，是个很大威胁。马步芳不甘示弱，要设法弥补损失，几经交涉，成立与中央合资经营的青海省银行，1945年11月开始营业，在西宁设总行，乐家湾设办事处，湟中、民和、湟源设分行，资本总额为法币200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00元，中央与地方各占股金金额的半数。中央股金由国库拨给，地方股金由省军政费拨充，但马步芳决定以他个人的名字和堂名，列成商股，从而把这笔军政费攫为己有。省银行建起之后，马步芳即用以与中央四行分行分庭抗礼，进而压倒之。他以省银行代理省金库，运用军政权力将所有公私存款集中于省银行。对中央四行分行的行政和业务活动，也想方设法给予限制。双方斗争，日趋激烈。每逢中央拨发军政费，马步芳即限时提清，转存于省银行，以充实其流动资金。当时的黄金收兑，也由湟中实业公司操纵，而中央银行西宁分行所挂出的黄金兑换牌价，形同具文。但马步芳仍不满足，为了进一步控制金融，又于1946年成立湟中实业银行。为了给湟中实业银行发行纸币创造条件，借口法币贬值，拒绝使用。先在大通煤窑以银元计价收费，取得财政部默认，然后由湟中实业银行发行银元“角票”一种，票面为一角、三角、五角三种，公布发行总额为5万元，后增至10万元，实际上不止此数。由于以军政权力直接支付，“角票”得以通行，使中央所发行的银元券、关金券和金圆券大受打击。又令青海省银行发行“角票”一种，票面为一角、二角、三角、五角四种，与实业银行的“角票”同时通用。通令全省各界，凡持有麸金、沙金的，统交湟中实业银行兑换，禁止私人交易。马步芳这样以行政命令的方法，提高省银行和实业银行所发行“角票”的身价，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则价值一日数跌。1947年法币50余元，才能兑换“角票”1元。此后，省属各单位对中央银行所发行钞票竟拒绝使用，群众更不敢接受。当时全国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青海当然也不例外。马步芳靠其封建专制手段，维持其“角票”暂时的价值，控制了青海的金融。但这毕竟是一时的虚假现象。到解放前夕，他的“角票”也成为废纸。
6．土地占有
马步芳及其亲信利用军政特权，占有了青海不少良田和牧场。
1945年到1948年之间，马步芳利用移民手法，兼并了尖扎县尚牙卡庄、俄甲庄和白藏庄的田地和牧场，使这些地方的藏民流离失所。他进而把循化、化隆一带的农民迁到这几个地方为他耕种，使这些地方成了他的庄园。马步芳利用德兴海，兼并了不少农、牧民的土地。1944年4月，在兴海县唐乃亥开垦土地3800余亩，设立庄园，移民180余户，成为尕日马羊区德兴海的属民和财产。又将大通县景阳川、东峡、桥头镇和渔樵堡一带农民避差逃荒遗留的土地，分赏给马步銮、马骥等人。团级以上军官，大都获得过这种赏赐。1945年，在湟中曹家滩开垦土地2200余亩，分别赏给中、上级军政部属，并移化隆一带农民200户前来为佃户。马步芳也不时给他的亲信赏赐钱财，任其利用职权低价收买土地。韩进禄在西宁市市长任内，借故敲诈勒索，滥行罚款，然后把敲诈所得献给马步芳，马步芳得其大部，又将其中若干，分给韩进禄。韩则强买田地，从而在西宁市湟水南北两岸拥有大片良田和房屋。西宁市郊的许多土地，都被马步芳、马步瀛、马步康、韩起功、马骥、冶成荣、马忠义、马步銮、马继融等分别占有。他们在外县也占有许多土地，而且划定了势力范围。如马元海、马朴、马绍武、马全义、马海等，都在贵德、循化、化隆、共和、都兰等县，霸占了大量田地和房屋。人称马元海为“贵德王”、马海为“都兰王”。由于马步芳集团占去了土地，广大农民就处于少地或无地的窘况，沦为缺吃少穿的贫雇农。如西宁郊区的朝阳、中庄、乐家湾的总农户中，1931年中农约占50％，贫农约占25％，雇农约占23％。到1948年，中农仅占10％，贫农上升到50％，雇农上升到40％。土地都集中在军政人员和豪绅之手。中庄村占总人口1．9％的官僚，占有全村土地总面积的85％；而占人口百分之98．1％的农民，仅有土地总面积的15％。中庄村如此，全省各地大抵也是这样。到解放前夕，约占全省农业人口8％的地主阶级，占有全省耕地面积的40％，而占有人口35％的贫雇农，仅有土地总面积的15％。
马步芳还占有大量牧场和牲畜。在海晏、共和、门源、天峻、茶卡、大通、祁连等县，适宜畜牧的地方，都建有羊场、牛场、牛奶场，还在西宁建有牛奶场、肠衣场，1947年6月，成立西北畜牧公司，统一管理。这些场，控制全省畜牧业。这些牧场的牲畜，大部分是以军事镇压掠夺而来的。例如在屠杀同德县和日只桑部落时，劫回马500余匹、牛1000余头、羊2万余只、羊毛400余驮，即拨归马元海等在大通和贵德新设的羊场、牛场和马场。一部分是利用牧业税或其他征派无偿征收的，还有一部分是各地德兴海以牧产品抵货价或贷款方式掠夺而来的。以海晏香庄牧场为例，该场共有军马5800余匹，牛3890余头，羊10万余只，骆驼1300余峰。其中军事掠夺而来的占60％，以牧业税方式征收而来的占20％，由商业债务抵收而来的占20％。但牧场所有的牲畜，远不是马步芳掠夺牲畜数的全部。他常利用一些牲畜驮运商品到省外，就地连商品一起，将驮牛、驮马卖掉，也有时专门将牲畜运往外地销售。1946年5月，玉树行政督察专员马峻，用从玉树百日麦马等部落掠夺来的480余头牛，把玉树积存的粮食、药材、皮毛驮往拉萨，牛、货同时出售，他仅牛价即获得银元两万元。马步芳还将掠夺来的一小部分牲畜赏赐给部属，如一次将从贵德掠夺来的牲畜中，给马步銮牛120余头、羊630余只、马70余匹，这就成了马步銮的海晏县三角城牧场。在马步芳掠夺牲畜的同时，蒙古族王公、藏族千百户也加紧掠夺牧民的牲畜。到1948年，马步芳集团及王公千百户等，共占有全省牲畜总头数的80％，而广大牧民仅有20％。而当年的人口比例中，前者仅占5％，后者占到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