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马鸿逵多年与日谍、汉奸勾勾搭搭，态度暧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间谍潜入绥远各盟旗、宁夏和甘肃酒泉、武威等地，搜取情报，制造民族矛盾，为其侵占大西北作准备。1935年在阿拉善旗的定远营和额济纳旗的东庙设立特务机关，建立电台，并在两地开辟军用机场，运送军用物资的汽车、骆驼经常自绥远百灵庙往来；并派两个会华语的间谍持北平国民党某机关发的旅行证来宁夏，马派人在福庆楼宴请。同年夏，日本特务机关长江崎寿夫少将率间谍十几人、汉奸四五十人，由百灵庙乘汽车到东庙；秋后又由百灵庙特务机关派出十余人组成所谓经济考察团，从绥远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图，拍摄照片，为所欲为。马鸿逵本来关卡林立，戒备森严，但那都是对付老百姓和共产党的，对此却听之任之，不加过问。而且马鸿逵还在省府礼堂举办招待晚会，邀请到其私宅密谈，助长了日谍凶焰。日谍以武力胁迫额旗旗长图布森巴扎尔（称图王）从事间谍活动，其弟塔旺嘉布（称塔王）则与日谍相勾结，将该旗保安队交日谍驱使。日谍还散布傅作义失败、日占领绥远、驻酒泉的马步康回军要杀蒙民等谣言，近在咫尺的马鸿逵对此不闻不问。1936年春，日本关东特务头子板垣到定远营秘密活动，并化装乘从定远营回来的汽车进入宁夏省城，秘密会见马鸿逵。马为掩人耳目，枪决了那个汽车司机。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觉日谍在阿旗的活动后，派郑子献为驻阿旗军事专员，郑对阿旗施加压力，引起阿旗统治者的反感，马则指责郑子献不善于抚绥蒙民，向蒋介石提出“治边建议书”，主张采用清朝笼络蒙古王公、活佛，以蒙治蒙的政策。同年冬，国民党政府命令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和驻防宁夏的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前往额旗，劝令日谍撤离。李、杜二人向阿旗旗长达理札雅要200条骆驼，欲取道沙漠到达东庙，日谍指使达理札雅拒绝。李、杜又转道绥远，欲转从二里子河赴东庙，适西安事变发生，遂告中止。直到1937年3月，国民党政府迫于人民要求，再催李翰园去额旗，马鸿逵才派5个随员、汽车1辆，送李到兰州。李取道酒泉入额旗，破获日本的特务机关，擒获全部日谍，解送兰州。在阿旗的日本间谍，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电令马鸿逵促其出境，马才派其秘书长叶森赴定远营与板垣交涉，尽管双方争执激烈，但日谍蛮横拒绝，马也没有进一步措施，遂使这一问题僵持不下。马鸿逵对待日谍也真够客气的了！
1937年五六月间，日本派遣以横田中将为首的日谍3人、回族奸细七八人，以骆驼100余只，满驮航空汽油从磴口北边的巴音冒堵，经过定远营、古鲁乃、马鬃山去安西设立特务机关，任务是与德国希特勒派出的间谍飞机在安西联络，建立德、日航空联络站，企图切断中苏国际交通，包围中国，进攻苏联和蒙古。日谍所经过的地方，如巴音冒堵附近，马鸿逵驻有300多人的武装缉私队，定远营驻有1个步兵团，马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却打电报给正在千里外的东庙的李翰园，要李“相机处理”。李得信后，即去酒泉和驻军马步康商量，派部队前往古鲁乃，将横田等全部截获。但横田一伙中有个回民阿訇，是马步芳的亲信，此人到酒泉后即失踪，传系被马步康放走，李翰园要追查，马步芳则大为不满，并指示马步康阻挠李翰园活动。后经国民党西北行营副主任贺耀组主持协商，议定：李翰园不追问此阿訇逃走一事；所有在古鲁乃缴获武器、骆驼、物资交给马步芳部队；所获无线电台、卡车、文件带往兰州；由西北行营派宪兵和车队护送李翰园返回。原来马步芳和马鸿逵是一个样，主持处理者也是和稀泥。有什么真是非！
马鸿逵的异母弟马鸿炳，自1932年即离开部队，寓居北平。“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积极物色与马鸿逵有关系的人，马鸿炳正中其选，立即照顾其生活，邀其出任伪职。此事被蒋介石侦悉，电马鸿逵“最好把令弟从北平叫回宁夏”。未出一月，马鸿炳即从北平到绥远，又随奸商骆驼队回到宁夏。然而马鸿炳却牵了另一条线：帮其离开北平的是蒋辉若，此人是临夏回民，曾在马的第五混成旅任骑兵统领，后离开军队，落魄北平，投降日寇，任西北保商督办，专门利用民族宗教关系，勾结甘、宁、青走私奸商贩卖日货、推销烟土，往来于平、津、沈阳之间。马鸿逵以富宁公司和宁夏银行的名义，与蒋辉若勾结，往来频繁。事为蒋介石侦知，曾电驻榆林的邓宝珊密切注意，调查马鸿逵勾结日寇板垣及串通汉奸走私的情况。1945年日寇投降后，蒋辉若投降傅作义，任包头警备副司令，继续与马鸿逵勾搭，马鸿逵先后派马如龙、马培清、马全良与蒋辉若打交道，事为傅作义所知，即将蒋扣押于归绥，后来蒋死于狱中。
马鸿逵如此多次与日谍、奸细纠缠不清，如此不明民族大义，还谈得上什么抗日！
4．封锁边区
与消极抗日相对照，马鸿逵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却是无所不用其极。
一是构筑所谓“防共碉堡线”。早在1936年，马鸿逵就在金积、灵武一带构筑了一批碉堡。1940年9月，蒋介石又命令马鸿逵和驻固原的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构筑“防共碉堡线”。马鸿逵遂全面规划，大兴土木。以预旺堡（下马关）、惠安堡、清水营、黑山岔、红寺堡、金积、灵武等直接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地区为第一线工程；以黑城镇、杨家庄、同心县、中宁县、中卫县等地区为第二线工程。按工程量由各部队分段包干，限期3个月内竣工。工程所需木料、砖石等皆于所在地区就地征用，于是驱赶百姓，拆毁民房，借机敲诈勒索等情况，到处发生，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不到两个月就全部完工。境内碉堡林立，戒备森严。1941年1月，西北长官公署派高参李毓华来验收，得知仅金积、灵武两县就构筑碉堡220余座。
二是坚壁清野。在赶修“防共碉堡线”的同时，是实行并村，坚壁清野。马在“训令”中说：“清野为剿匪急务，并堡乃固防要图。……各县居民堡寨，率多零星散乱，既不能联络相助，复恐保护难周，且易为敌掩护，影响防备。非先并村清野，未雨绸缪，实不足以资保卫而利戎机。”即指定李岗、养和、宣和、恩和、枣园、吴忠等堡，宝丰、黄渠桥、石空、广武、大寨子等地，平罗、中卫、中宁、金积、灵武等县城为居民集中点，附近村庄及零星居民，都要移居指定地点。但宁夏几十万百姓，仅仅这几个指定点如何容纳得下？事实上行不通。于是马又补充规定：“如前述各点确实拥挤、无法容纳时，可由各县和驻军长官负责选定足能保卫的适宜堡寨，酌量增加。但必须将所有居民、粮秣、牲畜、杂物一律搬入集中点，不得遗漏一人一物。”马还唯恐各县执行不力，又于每县派2人为清野委员，前往督办，要求各地确实做到：1．在并居的堡寨周围，必须深沟高垒；2．如有违抗不遵拒不迁入者，即烧毁其所有粮物；3．对迁移一空的村寨，一律焚毁。这样一来，就在与边区接壤地带造成一个无人区，当地人民遭受了一场家破人亡的空前浩劫！
三是严密巡查。在所有要道、渡口派部队或国民兵站岗，在重要据点设军警督察处或军警稽查所，搜查过往行人。在从北起鄂托克旗的新昭，南到同心县的王家团庄南北长约千里的沿线，以两旅骑兵之众，逐段建立封锁哨所，日夜巡逻，发现有运输粮、布等日用品者，东西一律充公没收，轻者毒打、坐班房，重者则入伍当兵或枪决。
5．特务活动
宁夏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
前面说过马鸿逵与军统之间的矛盾斗争，那是另一回事，但在对付共产党这一点上，双方却是一致的。所以，属于国民党中央各系统的特务组织，在宁夏不仅应有尽有，而且其魔掌更是无孔不入。
中统特务（即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其在宁夏的最早的组织是“肃反专员”，对外则用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名义，首任“肃反专员”是沈德仁。当时宁夏青年白虹剑、袁金章、雷启霖、孙俭等在北平上学，曾发表文章反对马鸿宾任宁夏省主席，沈德仁即捏造他们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向北平警察局告密，白虹剑因之被捕，几遭杀害，袁金章则流落外地多年。马鸿逵入主宁夏，沈德仁因事先反对过马任主席，故先期远飏，继任“肃反专员”为王含章。王制造大陆文化社案，逮捕共产党员赵子明、李云青、雷鼎三等，纠合马鸿逵的军法处，进行刑讯逼供，极其残暴。并在盐池、同心等县组织党务督导处特务机构，配合马鸿逵，对付陕甘宁边区。1938年后，中统各省机构公开，称为“调统室”，派来宁夏任主任的是马效贤、任振华。马、任等依附马鸿逵，与马的警宪特组织共同活动，在各地设有调查组、站、新闻检查站等，爪牙遍及全省。1948年以“统计处”为掩护，伸入宁夏省政府，各机关设“防奸保密小组”，各县设汇报秘书。大肆迫害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派遣特务郭钺配合马鸿逵部进攻三边，指挥定边地方武装恶霸张廷芝等人清乡，杀害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搜集情报，组织防共侦察网等，血债累累，作恶多端。中统特务在宁夏达199人之多，先后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20余人，刺探边区军政情报1000余件，查扣进步书籍300多种。
军统特务（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八战区司令部第二处在额济纳、阿拉善两旗委派专员，进行工作，名为抗日防奸，实则破坏民主进步活动，迫害革命人士。1938年在银川城内成立缉私处，王孔安任处长，后因与马鸿逵发生矛盾，改为隐蔽活动，其特务机关设在银川市北部。抗战胜利后，以卢博儒为宁夏独立电台台长兼组长，专门搜集情报。解放前夕，卢奉令潜伏。解放后，卢窃取我军情报，向台湾军统局报告4次，被我发觉，于1951年被镇压。
马鸿逵的特务组织更为庞大。机构遍于宁夏全境，重要关卡均设检查所，共计30余处，特务人数不下500人。重要特务头子为苏连元、海涛、程福刚等。其特务组织系统，一是便衣侦探队。约30人，陈俊升为队长，由马鸿逵亲自掌握，凌驾于一切警宪特之上，有权直接逮捕侦讯，行动诡秘，手段狡诈。二是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先后以苏连元、海涛、马如龙、程福刚、张仲璋任处长，省级以下设分处，分处下设所，在全省各重要关卡设稽查所30多个，每所三至五人，特别在韦州、下马关、乐利堡、磁窑子、石沟驿等接近陕甘宁边区一线，设所最多，专门刺探边区军政情报。属于此处的便衣队长武登魁、宪兵连长尹向林、稽查分处处长高中第，牟空同、朱敦坤、徐安志、杨震武和稽查科长周冕、周朝兴等，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三是十七集团军总部参谋处谍报科。在各师均设有谍报机构，上下形成一个谍报系统。四是保安处及保安司令部所辖各分区警备司令部均有便衣组织，专事特务活动，仅金积、灵武一区即有数十人之多。1948年，国民党中央通令各省成立警保处，马即将省会警察局改为警保处，以马如龙为处长，统辖各县警察局、稽查所，警保处设有督察室、侦缉队、保安队，横行全省。
马鸿逵常说：“不怕千军万马，只怕内患一人。”因此他如果发现属下稍有离心倾向，即指为不忠，甚至加以共产党罪名，置于死地。1936年红军近迫韦州时，马在调兵攻打红军的同时，也风声鹤唳地担心变生肘腋。命令苏连元组织督察处，加紧血腥镇压。苏查得金灵警备司令部参谋柏森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其中有“我军在韦州战事失利”字样，即和海涛、马如龙、翦敦道等“分析”，“我军”是指“红军”，写信的一定是共产党员。参谋柏森既是共产党，总部参谋处共产党一定不少，而李翰园既任用共产党作参谋，李也必然是共产党。于是由苏连元亲自向柏森逼供，株连军政内部人员20余人，马鸿逵的家庭教师李云青（女）也被捕。审讯逼供两个月之久，也没找到“李翰园是共产党”的口供。但不久，李即由十五路军参谋长改任省建设厅长，调离了要害职务。
但马鸿逵特务组织的矛头，主要是对准共产党的。他曾指示特务们制定“预防奸党窜扰纲要”，对共产党人狠下毒手。抗战开始，共产党员孙殿才做了大量统战工作，马对此十分恐慌，抓不到孙殿才，即拘捕其家属。与孙同时参加革命的王子华，于1940年回中宁探亲，竟被其叔、特务王含章关押起来，在银川监狱关押10年之久。梁大均、金灵、金涛等同志，也都遭到迫害或缉捕。还有不少革命者惨遭杀害。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被中统特务逮捕，继又根据搜得密件的线索，在平罗、宝丰、黄渠等地逮捕了杜琳等青年。1942年4月，崔景岳同志被特务武登魁活埋于城隍庙后。1942年9月，中共宁夏邮电局支部书记毛华英，以化名向延安发了一封挂号信，被邮电检查所发现，程福刚即派特务侦查，在城内西马营等地发现毛华英等集合情况，即逮捕了邮局、电信局毛华英等9人，经过数月酷刑折磨，于1943年5月，根据马鸿逵的命令，将毛华英、何小成、陈述夫、刘文等人杀害于银川城隍庙后。1939年4月，马鸿逵的忠实爪牙张济美侦悉同心县小学教师孟长有曾在“抗大”学习过，即将孟逮捕，孟在狱中不为威逼利诱所动，被马之特务活埋。张济美还将曾在“抗大”学习过的进步青年汪生玉、王世统、姚怀琏等关押10年之久。1948年马鸿逵侵占三边，将青年谢兰英逮捕，解送宁夏审讯，后经马决定，又将谢解回定边处死。此外，马鸿逵还杀害了许多无辜平民，如指使其便衣队长陈俊升残杀无辜青年李玉柱、张仁，邮差张某，拷打致死高中甫等。
6．利用宗教
马鸿逵为迎合蒋介石，提倡“回教非回族”的谬论。逢到回民聚礼，往往当众宣传，并将其所写《西北回汉问题之解剖》印刷成册，到处传播。但他却不忘利用宗教反共，实现其政治野心。首先是抓宗教组织，拉拢宗教界人士。抗战开始后，成立了一个“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全国为总会，白崇禧任理事长，各省（市）设分会，县设支会，回民聚居的地方设坊会。1940年1月宁夏省分会成立，马鸿逵为理事长，秘书长先为刘柏石，后为张洪涛。开始一段，还在宣传动员抗日救国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后来就逐渐变成马的“反共”宣传工具了。马为拉拢阿訇，把全省500坊清真寺分大中小三等，给各寺开学阿訇发津贴，每人每月2元、3元、5元不等，影响较大的中心地区的阿訇则另送10元、20元。还募化清真寺基金，给阿訇、满拉置买田产，让他们坐吃地租。又开办阿訇讲习所，学员最多时达千人左右，分高、初两级，修业期限3年，毕业后派充各寺开学。但马每月给的这点津贴对阿訇来说，实在是太少了，而且马还规定津贴一定本人来省领取，有的跑上几百里路，领这么点钱。又花工夫，又赔路费，引起阿訇的不满。“回协”开过两次全省代表大会，每次都是马鸿逵连任理事长，他的报告归结为两点：一是抗日，一是防共；抗日是装点门面，防共是实的。例如他曾说：“日本鬼子在哪里呢，我们的近敌就是共军嘛！”“蒋委员长不把宁夏十万大军调出抗日，留在后方干什么？”言外之意，就是为了专门对付共产党。马还利用“回协”搞大规模的“反共”宣传活动。1943年12月间，组织了以王子忠为首的阿訇宣传团，北至石咀山，南至同心城，历时1月，在全省各个回民聚居区大肆宣传“共产党是伊斯兰教的大敌”，捏造事实诬蔑共产党，叫嚷什么共产党与宗教不能并存，还印发《告回民同胞书》和许多“反共”标语。1946年4月间，又组织了一次阿訇宣传团，省南一团仍以王子忠为首，省北一团以李诚忠为首，内容与上次大致相同，不外“反共”的陈词滥调。1948年10月间，在国民党军队东北、华北节节败溃之际，马鸿逵把全省比较大的清真寺教长召到他的“将军第”，提出把全省近3000名年轻阿訇、满拉武装起来，500坊清真寺每寺发枪5支，必要时再增发，练兵自卫。马说：“护教爱国是一回事。”要求各坊阿訇领导回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但多数教长不同意，没有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