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一向以“轻小集加”（轻工业、小企业、集体企业和加工业）见长的浙江经济已“缺乏厚度”，所以必须努力向“重型化”转型，以便赶上“全国性的重化工业化大潮”。按照《浙江日报》的一则报道宣告，“一个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于是各级领导闻风而动，加大了对本地选定的“骨干企业”的支持力度，用给予低价土地、帮助取得银行贷款等办法支持它们向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进军。一些从事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终端的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转向“重型产业”。这一年，浙江省有40余家民营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打报告，要求生产轿车、皮卡或客车。当时全国销量第一的手机生产商波导在实现国有控股以后，也不用销售手机所积累的雄厚资金去开发自己所缺乏的自主技术，而是准备投入巨资生产汽车。
按照当时的情况，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即斯大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又重新回来了。只不过这次的理论论据不再是人们已经不感兴趣的斯大林，而是一位德国发展经济学教授霍夫曼。他在1930年根据发达国家过往经验外推，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还完全没有第三产业概念的30年代，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就被称为“重工业化阶段”。
学生们的春节讨论对吴敬琏的最大启发是，为了弄清楚眼前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用顾准教给他的办法，先对世界各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相关的理论演进做全面的回顾，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找出当前问题的答案。从2004年春节时起，他就大量查阅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将外国的工业化过程和发展经济学演进过程进行梳理，然后把中国的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分析。
理论梳理带给吴敬琏的最大收获，是使他认识到，不论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还是“霍夫曼经验定理”，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超越的所谓早期增长模式（或称“粗放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表达。最早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作出的资本主义即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正是来源于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增长模式下，随着投资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的降低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由此造成了垄断的形成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十分吊诡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斯大林，却把由这种增长模式导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积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源泉等等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按照这一“原理”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工业化。
在当代经济学看来，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是一种反映这种早期增长模式的理论。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用机器代替人工，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优先生产机器、工作母机以及煤钢等重工业产品。霍夫曼把早期增长时期经验数据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工业化后期，就出现了理论上的错误。
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的根本变化，发生在19世纪后期。它们的发展方式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由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转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第一个对基于早期增长模式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他指出，如果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越高，那么由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应当不断上升，而增长率应该不断下降，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前40年都没有发生。他由此论证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非投资，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对几十个国家经验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索洛提出的原理。
在大量分析的基础上，吴敬琏得出了结论：各国经济发展中并不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重化工业阶段”。中国在“十一五”（2006~2010年）的当务之急，是要努力实现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1996~2000年）中就要求进行，但尚未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在对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了批评之后，吴敬琏继而对另外一种粗放增长模式进行了反思，这就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出口导向战略，他称之为“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前20多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两种战略的成功，从1978年到1993年是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其后则是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正是因为后者的政策实施，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保持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所在。
可是，出口导向战略的长期实施已经产生了两个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
一方面，它诱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使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在出口导向政策的保护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长期保持，使中国虽然从出口额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厂”，但是其中大部分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工厂缺乏自己的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只能“以量取胜”。这使得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贱”的畸形现象。
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是建立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前提下的。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低估，不得不通过入市干预，大量购买外币。2003年，中央银行平均每天收购2亿~3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5亿~6亿美元。长此以往，这将使国家货币政策的运作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从而很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的形成及最终破灭。从亚洲各国的经验看，从“东亚四小龙”到马来西亚、印尼，凡是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成功发展了一段时期之后，爆发金融危机，一些应对不当的国家更因此陷入长期萧条。
因此，在吴敬琏看来，以数量取胜和汇率低估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延续，已使中国的外部经济失衡加剧，如果不加以转变，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存的复杂局面——到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又一次被他“不幸而言中”。
作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咨询研究人员的吴敬琏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在于弄清增长模式转型的理论，还要提出中国应当怎么样实现增长模式转型、如何提高效率的具体建议。因此，他对各国提高效率的途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四个基本的方向：
第一，尽量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效率较之农业为高的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促使他们创造的附加价值和获得的收入得到提高。
第二，促进现有以简单加工为主的制造业的产业链向能创造更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价值链（或称“微笑曲线”）的高端延伸。
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为生产者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以便降低在现代经济的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
第四，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以便降低信息成本，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2004年中期，吴敬琏所在的两个单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也开始了对“十一五规划”的预研究。他就在这两个平台上展示了前一段的研究成果，并对“十一五”的方针提出建议。
吴敬琏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在2004年7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专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重点发言，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他论证了重型化道路之不可行，并提出警告说，“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作为政协经济委员会“十一五”课题组的组长，和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负责起草“十一五”文件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基本共识。最后受经济委员会的推举，他在全国政协2005年3月的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十一五”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的大会发言，受到委员们的热烈欢迎。
在10月20日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举办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上，吴敬琏发表了题为《关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选择》的长篇讲话，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关于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转变。吴的讲话引起了一个十分热烈的讨论。有的来自新闻单位的官员强烈反对吴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应该有权享有像西方人一样的高汽车占有率、高能源消耗率等高消费水平；而且人类是地球的主人，地球上的资源本来就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而大多数委员，包括原专家委主任、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和专家委委员、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这两位资深的发展经济学专家，则和吴敬琏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
和在经济界不太一样，吴敬琏在经济学界的遭遇，就显得形影孤单得多了。
站在吴敬琏对面的是他的“老对手”，北京大学的厉以宁，以及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行政官员。
2004年12月13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他说：“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
接着，厉以宁以擅长的讲故事方式来讨论问题：“经济学界流行一个故事，有两个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听到老虎叫，一个人赶快蹲下，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换上想跑。另一个人就说，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这个人说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也蹲下把鞋脱了，爬到树上去。老虎不会爬树，吃不着，就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点，经济中的大风大浪是不能避免的，我们的企业不要认为能躲，躲有什么用？换运动鞋也是躲。要有自己的绝招，有自己过硬的本领，你是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就更棒。”他进而推论道：“当前的经济学界正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绕开重化工阶段？发达国家的发展经过轻工业阶段、重化工阶段、消费品制造阶段，然后到IT阶段，中国是不是也要跟他们一样地经过一个重化工阶段呢？经济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是，小国可以绕开，中国是大国，无法绕开。因为我们要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基础工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