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儿盖张国焘搅黄了“松潘战役计划”
双石铺红二十五军长征先行进入甘肃
毛泽东在毛儿盖正为被张国焘搅黄的“松潘战役计划”发愁，红二十五军却在陕甘边界的双石铺撕开了一个口子，陇原大地上从此有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行足迹。这天，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人为共产国际执委。
公元1935年8月1日，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于都的第290天。
站在历史的天空
川西。毛儿盖。1935年8月1日，凌晨3时。
一栋老旧的藏式小木楼里，朱德痛苦地在发给林彪并陈光、李先念的电报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当机要参谋出门之后，朱德气愤地将手中的笔狠狠地甩在了地上。他深知。这份“因粮缺及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灭敌，现正计划改变部署（指“松潘战役计划”）”电报发出，就意味着中央关于“松潘战役计划”的第二步作战行动将要成为泡影。
电报是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的名义下发的。
朱德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他想起了八年前的今天，南昌城头的那次武装起义。那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短短八年时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从当年的襁褓之中，长成了一股可以动摇国民党政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可是现在……整个一、四方面军十余万人却都滞留在懋功到毛儿盖一带，等待着张国焘……
想到这里，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软硬兼施，多次逼宫，拒不执行中央北上决定的嘴脸又一幕幕浮现在朱老总面前。
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会师，两军将士一片欢腾。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会晤之后，一、四方面军的总兵力达到十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增强，士气更加旺盛，加之“华北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空前高涨，红二、六军团，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活动，也有力地支持了红军主力的行动，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革命的形势有着迅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但从这天开始，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却急剧膨胀起来。会师时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而党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只剩下一万余人。于是张国焘拥兵自恃，多次向党中央伸手要权。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口头上同意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会后却处处阳奉阴违，暗中仍酝酿南下川康。从此，拉开了他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序幕。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北上，党中央采取了十分策略的斗争方式，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会议上，决定由他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同时批评了他南下的错误主张。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了执行中革军委为补救因他延误战机而重新制定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四方面军向毛儿盖地区集结。
7月21日，中革军委又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将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进行了交流调整，增强了红军两大主力的团结和战斗力。但是，张国焘并没有就此罢休，四方面军到达毛儿盖后，他又召开四方面军干部紧急会议，公开指责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博古、周恩来退出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岗位，甚至不达目的就不出兵北上执行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致使四方面军在毛儿盖附近地区滞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严重延误了战机，失去了歼灭松潘之敌的最后战机。
这就是朱德不得已而签署让一军团及三十军停止北上的真正原因。
在这封电报中，朱德还特意指示林彪（当年南昌起义的见习排长，如今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红一军团直属队一部、二师主力和四团应即返哈龙。”
电报，很快就传达到了已达草地边缘曲锦和腊子山附近的第一纵队红一军（即一军团）、红三十军等部队。一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肖锋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晨。军团突然下令停止过草地。要我们返回毛儿盖。大家不知道何故。”当天下午，部队就从曲锦等地先后返回毛儿盖附近地区待命。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此时，和朱德同处毛儿盖的毛泽东，也和朱德一样，几乎也是通宵未眠。
毛泽东也在想两军会师以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6月20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纵队到达抚边之后。就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此时，虽然红军进入了川西北地区，得以暂时休整，但敌情仍然是很严重的。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孙震、邓锡侯等五路大军，分别由江油、绵竹、灌县、汶川等地向红军占领的北川、茂县等地逼近。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的军队集结于芦山、丹巴、康定一线，堵住红军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部占据平武、松潘一线，防止红军向北发展。围困红军的敌人总计有200多个团。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困死在荒凉的川西北地区。因此，毛泽东和中央急于想与张国焘“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一行从抚边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两河口，是梦笔河与虹桥河交汇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镇外朝虹桥山的方向搭起了欢迎会场和帐篷。
但是，张国焘21日出发之后，一路心事重生，直到24日才赶到理番（今四川理县）的猛固沟。25日是约定的会晤之日。是日，两河口大雨滂沱。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还是冒着瓢泼大雨，在帐篷边等候张国焘的光临。
直到下午5时，张国焘在30余名警卫员护卫下，带着秘书黄超才翻过虹桥山来到两河口。张国焘策马直到毛泽东跟前，才翻身下马，依次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握手拥抱。
几十年后，美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这样记录了当时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面：“毛与张是老相识了。他们曾一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广州举行的党的三大后，有12年间，两人不曾再谋面。尽管过去并无深交，但毕竟是久别重逢，表面上有说有笑，十分亲热。但是好景不长。”
欢迎仪式结束后，一、四方面军又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却在讲话中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
据韩素音说：“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张试图从周嘴里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直接向周发问：‘红一方面军还有多少兵力？’周机智反问：‘红四方面军还有多少人马？’张得意地说：‘我们还有十万人。你们呢？’周说：‘一方面军伤亡很大，恐怕不到三万人了。’”
张国焘听后认为，“一方面军只剩骨头了”。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党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了。与会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刘少奇、凯丰、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张国焘16人，先后就红军今后的方向进行了激烈辩论。博古认为张国焘“南下西进”是“麻雀钻阴沟”，这引起了张国焘的大为不满。会后，毛泽东还劝说博古不要讲这样的刺激话……
是夜，毛泽东还亲自与张国焘进行了长谈。但最终没有换来张国焘的回心转意，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武器精良，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随后又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10日到达芦花（今四川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并以红军总政委和中革军委副主席职位相让，但是张国焘还是以种种借口，拒不北上，致使中央再次修改决定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再次“流产”。
而此时，蒋介石却从四面八方调集14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六个梯队和四个追击队更替向前推进，向心堵截，足资固守，合力围剿。并下令参谋行营在川西北组织二万人的“铁肩队”，保证前线军需供应。到7月中，胡宗南部已在松潘一线完成集结，同时，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各部也先后占领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和岷江东岸广大地区，正在步步缩紧对红军的包围。加之敌各部纷纷利用当地土司和地方武装。封锁粮源，阻止红军北上，红军进攻松潘先机已失。中央不得不被逼放弃“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
此时，中央纵队进驻毛儿盖已经是第五天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就这样在张国焘的拖延中，被迫放弃了。
1935年，川西毛儿盖难忘的“八一”之夜。毛泽东和朱德，还有周恩来、张闻天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的。
据说，这天天还没亮，毛泽东就站在山坡上，一动不动地向北望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等张闻天过来的时候，他身上的衣服已被毛儿盖的露水湿透了。不久，朱德、叶剑英也向山坡上的毛泽东走来……
就在毛泽东、朱德等人正在为酝酿新的北上之战时。陕甘边界却出现了一支让蒋介石头痛了多日的红军部队——红二十五军。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陕甘边界。双石铺。1935年8月1日。
准确地说，红二十五军打响双石铺（今陕西凤县）战斗时，还是7月31日夜里的事。这天，秦岭北部依旧是阴雨连绵，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前卫团冒雨向陕甘边界的双石铺靠拢时，正好在县城附近遇到了胡宗南的四个连队。徐海东一声令下，全团奋勇出击，不到半小时，将敌四个连队全部歼灭，并活捉了一位姓何的国民党高级少将参议员。经审讯，少将供出他们是在执行蒋介石“阻截朱毛红军北上的任务”。他说：“据南京方面可靠情报。朱德和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已和徐向前、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现在正在川北地区集结，准备出川入甘。现在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王均的第三军、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全部奉命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及西（安）兰（州）公路上，堵截朱毛（当时国民党军将朱德、毛泽东称为朱毛）红军北上。”同时，红二十五军领导程子华、吴焕先等人也从缴获的国民党文件和报纸上看到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北上的消息。当即决定，率部挺进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迎接主力红军北上。
红二十五军人甘决议作出之后，天也亮了，雨也停了。于是，吴焕先决定，全军在双石铺休整一天，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八个“八一”建军节。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1935年8月1日。
当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们在双石铺城东举行盛大集会，高唱着“红色的年轻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的战歌的时候，远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举行之中。这天的大会，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代表们在听取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报告后，康生、吴玉章等人也相继讲了话。会议期间季米特洛夫还向王明等人询问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可惜的是他们几个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此时红军长征的情况。随后。中共代表团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表了史称“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的主题词是：“日本为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北方各省继东北之后又实际沦亡了。”宣言呼吁：“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抗战，组成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国焘等人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对于这次会议的任何消息，身处中国川西北毛儿盖的党和红军任何一个人都一无所知。
因为此时，他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是往哪里走的问题。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是日，毛儿盖的红军总部作出了攻占阿坝、进军夏河流域的战役目的指示。并将原第四、第五纵队合为第二纵队，在对松潘之敌实行钳制的同时，向梭磨、卓克基、马尔康转移。
也是同日，红二十五军也作出了次日攻占两当的作战计划。
还是在这一天，蒋介石向西安绥靖公署下达“第九号密令”称：“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直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徐向前各股之势。”为此严令：“本部为预防朱毛、徐等股匪侵入陇南或汉中方面时，得以全力迎击起见，决于朱毛、徐匪未侵入陕、甘地境之前，以最大努力最短时间，先将徐海东股粉碎而歼灭之，以除后患。”
次日，红二十五军血色的红脚印，就印在了甘肃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