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鲍勃·阿莫告诉约瑟夫，巴列维国王的病情恶化了，请他联系纽约医院一位热带医药专家本杰明·基恩大夫。基恩飞到库埃纳瓦卡，给巴列维国王作了检查，得出的结论是，他得的是阻塞性黄疸，病因要么是胆囊疾病，要么是胰腺癌。他希望作进一步的化验，但巴列维国王拒绝了。约瑟夫将这一情形告诉了戴维·纽瑟姆，说也许巴列维国王有必要到美国进行治疗。纽瑟姆答复说，必须证明属于“重大疾病”他才可能被允许进入美国。
巴列维国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3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0月18日，基恩大夫再次被唤到墨西哥。这时，巴列维国王告诉基恩，他得了淋巴瘤，一批法国医生已经为他秘密医治了几年。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巴列维国王身边的几个人，包括他的夫人。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的任何人—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政府外部的人—对巴列维国王的病都一无所知。基恩立刻通知了国务院的医疗官员，巴列维国王患了恶性淋巴瘤，并怀疑有导致黄疸的内阻塞综合征。从治疗角度看，基恩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组织一个医疗队在墨西哥为巴列维国王医治，但他最好还是去纽约。基恩还给纽约的约瑟夫打了个电话，然后我指示约瑟夫给纽瑟姆打电话，告诉他巴列维国王由于病情严重要求立刻来美国，且我将愿意为他在纽约安排一家医院。
10月20日，卡特总统及其顾问们开会考虑了这些事实。正如万斯在他的回忆录《艰难的抉择》（Hard Choices）中所说的：“我们直接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要在常规准则和人道主义与可能对我们的使馆人员带来的伤害之间进行权衡。”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卡特总统宣布，“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为了诊断和确诊”，巴列维国王将被允许来纽约。
美国代办将巴列维国王的病情通知了巴扎根总理个人。虽然伊朗领导人警告说会出现敌对性示威游行，但他们感觉美国使馆将是安全的。政府还得到波提洛总统的保证，说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治疗结束后将被允许回墨西哥。
接着，10月22日，巴列维国王被告知，他可以前往美国。但是，美国政府仍然不对巴列维国王负“官方”责任。10月23日早晨，当他的包机降落在纽约市的时候，迎接他的是鲍勃·阿莫，阿莫将他送到纽约医院。约瑟夫·里德在医院已经作好安排，让他以“戴维·纽瑟姆”的假名住院。真正的纽瑟姆在得知此事后，并不觉得多么有趣。
人质危机
巴列维国王到达纽约带来的反应是温和的。数百名抗议者集中在纽约医院外面谴责巴列维国王，但他们没有引起多少重视。但伊朗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不到几天时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伊朗各地爆发，最终酿成1979年11月4日对美国使馆的攻击，70多名美国人被扣留。不祥的预兆是，占领使馆的“学生们”—他们声称自己是代表霍梅尼在“沿着伊玛目的道路前进”—要求将巴列维国王引渡到伊朗接受审判，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
霍梅尼有了这样一个“事件”，伊朗革命更加极端的阶段即将开始。
巴扎根释放人质的努力是徒劳的。不到两天时间，他的政府便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与霍梅尼基要主义的反美观点更加合拍的政府。新外交部部长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要求引渡前巴列维国王，让其归还其全部财产，并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伊朗事务，以此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
11月14日，巴尼萨德尔威胁要撤回伊朗在美国各银行的所有储蓄—大约90亿美元—除非前巴列维国王被立刻引渡回伊朗。巴尼萨德尔发出声明几个小时后，卡特总统冻结了伊朗在美国以及在美国各银行海外分行机构里的官方资产和存款。当时，大通发放给伊朗政府的待偿还贷款以及其他债权总计3.66亿美元，但我们同时把持着5.09亿多美元的存款。我们立刻遵从了总统的命令。第二天，我们宣布伊朗政府未履行其义务，用他们的存款冲抵贷款，并偿付我们在伊朗的所有债权。
11月15日，我致电卡特总统，告诉他形势已经到了个人无法处理的程度。我说，当时正在接受癌症放疗的巴列维国王意识到了由于他来纽约而导致的问题，觉得他在几天内将能够康复到可以旅行的地步。我请总统派一名高级代表来纽约处理这一局势。总统拒绝了，其理由是他不希望被人们认为自己已经在逼迫巴列维国王离开美国，因为那样会被看成是屈服于伊朗的压力。因此，虽然危机十分严重，总统仍然不愿意为巴列维国王承担官方责任。
两个星期以后的11月30日，事态又一次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我正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表演讲时，收到了波提洛总统的一个高级助手的电话，通知我说他已经决定撤回巴列维国王在其签证于12月10日到期后继续留在墨西哥的许可，因为巴列维国王的出现对他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当我问及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时，他说波提洛总统对卡特总统处理伊朗危机的方式感到恼怒，宁可通过我转达该信息，而不是国务院。我指出墨西哥立场的这种突然转变非常尴尬，因为巴列维国王已经计划回到库埃纳瓦卡，而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告诉我，该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并请我将该信息转达给卡特总统。我通过白宫的工作人员转达了墨西哥方面的决定。
由于波提洛总统拒绝信守诺言，卡特总统被迫对巴列维国王及其行动承担起责任。我给白宫打电话后不久，总统就派出他的顾问劳埃德·卡特勒来到纽约。有了卡特勒，我终于可以完全抽身出来了。
巴列维国王后来的故事非常悲惨—他在得克萨斯住院，在巴拿马受到虐待，回到埃及后于1980年6月去世。罗伯特·阿莫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逝世，但所有的进一步安排都由卡特政府的白宫负责，作为解救美国人质的一部分努力。
我最后一次见到巴列维国王是在1979年10月23日，也就是他到达纽约的那天。我从后门悄悄地进入纽约医院，以便避开抗议者和媒体。法拉哈·迪巴和前财政部部长胡桑·安斯利跟他在一起。我和巴列维国王只交谈了几句。他显然非常疲惫，看上去瘦弱苍白，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握了握我的手，感谢我在过去几个月给予他的帮助。我祝他身体安康—除此以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便离开了医院。
追忆巴列维国王
在编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我查阅了卡特政府中针对巴列维国王作出关键性决策的要人的着述，包括卡特和万斯。他们的书描写了那些年里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叙述得十分细致，包括他们自己不懈努力，对伊朗新政权—他们对其高度重视—制定的权宜之计。
但是，他们在描述巴列维国王流放期间他们是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上，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无论是卡特总统还是万斯国务卿都没有提到，在他们决定禁止其入境以后，他们曾经请民间人士转达这一“官方”信息。他们也没有说明在接下来的7个月期间，他们为什么拒绝为巴列维国王提供任何官方支持，为什么与他没有任何官方交流，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几次间接地给他传话说，他们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允许他进入美国。事情的真相是，卡特政府公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巴列维国王还在摩洛哥的时候就与他划清了界限，但却从来没有胆量公开这么说。相反，他们将他抛弃在流亡的“海洋”中“漂浮”，依赖几个民间人士来周济他。
巴列维国王奇异的流浪故事与美国在伊朗的人质的痛苦形成了“呼应”。他们的痛苦后来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因为美国政府冻结了存放在大通和美国其他银行的伊朗资产而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被扣留的444天是骇人的艰苦日子，也是我们国家的磨难，因为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的同胞蒙羞受辱。
但是，即便是事后分析，我也相信我们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应当屈服于讹诈勒索。它表现的是软弱可欺。由于我们对巴列维国王的怠慢，不仅我们的人质，而且我们的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原则上说，国家必须象征着什么，国家必须信守诺言。我们在巴列维国王的问题上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作为一个统治者尽管有着他的缺陷，却理应取得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更加荣耀的待遇。毫无疑问，如果巴列维国王在1979年2月或者3月来到美国，伊朗的新政府一定会反应强烈。但是，如果如此处理那种性质的危机，比起抛弃一个最需要我们的朋友，对美国的形象和声誉造成的损伤就会小得多。
至于我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银行家，我与伊朗这个对大通来说非常重要的国家建立了关系，而在巴列维国王流亡以后，我又致力于维护我们在新政府下的利益。在19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通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很稳定。事实上，这种稳定关系一直持续到使馆于11月初被占领的那一天。在1979年上半年，政府没有减少他们在我们大通的资产余额，事实上他们的存款又恢复到了历史高点—大约5亿美元。卡特对伊朗官方资产的“冻结”保护了我们的利益，但大通里没有一个人在说服卡特政府实施冻结措施方面起过任何作用。1981年年初，作为解救人质的整体交易的一部分，大通（以及美国所有有牵连的其他银行）收回了所有到期的资金，没有蒙受任何损失。
从个人角度说，尽管记者和历史修正主义者一再强调，但从来没有什么“洛克菲勒/基辛格幕后战役”给卡特政府施加“无情的压力”，迫使其不计代价地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事实上，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在许多个月当中，我们很不情愿地为政府充当了替身，因为政府没有负起全面责任。
伊朗危机对于大通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我与巴列维国王的个人关联性却在许多年后才被正确看待。
当公众人物的一个相当令人怀疑的“好处”是，《纽约时报》会定期派一名记者来更新你的—用他们的话说—“传记”。字面解释是“讣告”。1981年，在我作为银行董事长即将退休的时候，有位记者前来更新我的传记。我们谈了整整一个小时，而他提出的问题中，有90%涉及巴列维国王。对《纽约时报》来说，好像我与他之间的交往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重要的事件。1986年，《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再次更新我的传记，大概有50%的内容与巴列维国王有关。1996年另一位记者对我传记的又一次更新中，与巴列维国王有关的问题大约只有20%左右了。如果我再活个几十年，估计我就可以完全从与巴列维国王之间的负面报道中摆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