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票贩子生涯是以一次十五天的拘留作为断后的。
当我从老家回到北京之后，便对那些北京站的朋友说，我爹已经去世了，所以，以后我也没了留在北京站的必要了，哥几个以后就各自多保重吧！
于是，他们在除了安慰我让我节哀顺变之外，也一致表示支持我的任何选择。
随后，我们大家便最后一次吃了一顿散伙饭。
而就是在那顿喝高了的散伙饭上，因为无端的跟人家邻桌的人打了一架，所以，最后，我们各被拘留了十五天。
我就是在那个拘留所的电视上，差点就完整地看完了那部叫做《永不瞑目》的电视剧的。
那时，饰演肖童的陆毅，眼睛里清澈得就像是一潭湖水。
而就是那种清澈，更加地巩固了我对未来的憧憬。在那段日子里，我时常想，今后，我要尽量地去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抑或，做一个让心灵清澈得如同那个叫陆毅的人。
我从拘留所里被放出来的那天，那部电视剧正好还剩下个大结局没演完，于是，当管教在铁门外边让我收拾东西准备放我时，我竟然还有一丝的不舍。
那个为我办理释放手续的警察，在看了看我后说：瞅你丫那眼神儿，干干净净的，也不像是块做恶人的材料啊！
我说，是啊！所以我以后只能做个好人了。
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跟那个饰演肖童的陆毅讲过一次，他愣是没有相信，而把那当成了一个很冷的笑话。
那个时候，我和陆毅已成为很熟悉的朋友了。
因为我对于陆毅的那份好感，所以，在我成了杂志社的记者之后，他便成了我们杂志封面的第一个内地的艺人。而由于他确实也很红火，所以，那期用他做封面的杂志，基本上也有着跟那些港台日韩艺人一样好的销量，以至于，始终也没人发现我的假公济私。
从那个拘留所里出来后，我便彻底地告别了嘈杂的北京站。
后来，我一直觉得，我接下来的那段生活，像极了简版的《奋斗》。我想，如果不是那个叫石康的人抢先写了那个故事，没准儿后来，那个讲述奋斗的人就是我也说不准。
离开北京站我住进了水碓子附近的一个地下室旅馆，而我，就是在那里，一一地，遇到了那帮最后搀扶着我走进这娱乐圈的人的。
我最先认识的，是一个叫高兵的男孩，他是从齐齐哈尔到北京来学习播音的。
高兵住在我的隔壁，所以，有一天，当我吹奏口琴的时候，他便到了我的房间来听，他说，你吹得不错。
我说，谢谢。
于是，我俩便认识了。
后来，由他出钱，我们合租了一间平房。
在搬到了平房之后，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叫陈丽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她是从河南来北京打工的，由于文化低，所以，一直也没找到工作。
因为高兵喜欢打台球，所以，接下来，我们又认识了刘迪、陈超和一个叫贝勒的人。
那个叫刘迪的，是一个因病休学的北京孩子，虽然不大，但却很大方，我后来去杂志社上班时，身上的衣服都是他给张罗的。
那个叫陈超的，是一个搞音乐的，因为他的妹妹跟歌手何静是发小，所以，我做了记者之后，就是他帮我找的何静的电话。
那个叫贝勒的，是一个俄语翻译，他的台球是他们中间打得最好的，所以，当我们大家还都没找到工作时，他还跟别人赌过几次球，赢点小钱，不时地改善一下我们的伙食。
高兵是我们那帮人里面第一个找到工作的，同时，也是第一个找到女朋友的。
高兵找到的那份工作，是在一个刚组建的叫做北京之夜的文化剧场做销售经理。记得当高兵第一天下班回家后，还跟我们显摆。他说，他们那里不但有一个叫毕秋彤的美丽女孩和一个叫白鹏的伟岸男人，还有一个艺术顾问叫做陈维亚，是个很厉害的人。
而那时，我却压根儿没有听说过那个人。
十年之后，那个叫做北京之夜的剧场，已经成了北京的一个著名的文化风景，而那个陈维亚，也终于成了一个真正很厉害的人。他先是协助张艺谋忙活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又自己挑头接了个广州亚运会的大活儿。
高兵在遇到了他那个做事和美丽程度都像极了米莱的女孩子后，便离开了北京。有人传说他们去了天涯海角，过那种仗剑漂泊的日子去了。
之后，便再无音讯。
刘迪，后来又重新回到了校园，最后考到了西安的一个学校。
再后来一些，贝勒也去了雅宝路做了翻译。
而陈超，人家则是从一开始就有着一份国营厂的正式工作的，做音乐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于是，在那个平房小院里，就只剩了我和小丫头陈丽还没有工作。
有一天，尚还没有仗剑走天涯的高兵下班后，对我说，过几天，他们那个剧场需要一个打追光灯的人，并且，他已经帮我推荐了。
于是，我欣喜不已地开始等待着那个上班的时刻。
就这样，那个院子里，只剩下了小丫头陈丽还没着落。
而她，就是在着急了之后，花了一百块钱，去了一个中介公司找工作的。
那个中介公司给了她一个写着地址的纸条，说，去应聘吧！如果这个不行，就再给她继续找，一直到她找到工作为止。
小丫头陈丽，就是在去了那个纸条上的地址应聘之后，才一路哇哇地哭着回来的。
回到院里后，她将自己屋子的门一关，继续接着哭。
于是，我便敲开了她的门，气冲冲地问她，是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找丫挺的算账去。
她说，她去了那个地方应聘，当问她是什么文化时，她说三年级，于是，满屋子里的人都对她哄堂大笑。
我咬牙切齿地对小丫头说，你把那个地址给我，我去找丫挺的算账去。
于是，小丫头便把那个泪迹斑斑的纸条递给了我。
在去那个地方的路上，我在路边捡了块板砖，放在了我的包里，以防不测。
那个纸条上的地址是金台路附近的一个写字楼，不一会儿我便赶到了。
我哐地一声推开了那个写着人事部的屋子的门，然后双手叉腰地大喊一声，上午，我一个妹妹来应聘，谁丫欺负她了？！
于是，只见满屋子的人都面面相觑，他们一时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便把那张中介公司的纸条啪地一声放在了桌子上面，说，自己看去！
直到这时，那个貌似头目的人方才弄清楚一点儿头绪，于是他说，哈哈，那纯属误会。
我说，怎么个误会法？
他说，我们问她是什么文化的时候，她说她是小学三年级，于是，大家便都善意地忍不住笑成一片。
我说，小学三年级怎么了？！人家曹植连三年级还都没上的时候，不也七步成诗了嘛！
他说，那倒是，只不过，她应聘的那份工作确实是一个小学三年级文化的人所不能胜任的。
我说，那个狗屁工作究竟需要个什么文化啊？
他说，我们需要的那个职位，是个文字编辑，需要一个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
我说，什么编辑啊？
他说，一本娱乐类杂志的编辑。
我说，做那个杂志的编辑非得需要个狗屁文凭吗？
他说，原则上说是。
我说，我也没有本科的文凭，但也不见得没有那本科的文化，你们要不试试？
他问我，了解娱乐吗？
我说：了解。
他问我，了解流行音乐吗？
我说，了解。
他问我，能不能写文章啊？
我说，能写。
他说，他实在不能相信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人满嘴里说着的什么都会。
我说，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不就知道了嘛！
他说，怎么个遛遛法啊？！
我说，我一分钱都不要，白干仨月。我要是成，就在三个月之后正式录用我，并且把前边那三个月的工资给我补齐，如果我要是啥都不是，随时可以让我走人。
他说，好吧，那就先试试吧！但是，多少还是要开点工资给你的，我们不差那点钱。
我说，那就定了。
他说，定了，明天就过来吧。
我说，我过来是做编辑对吧？
他说，你倒是想得美。
我说，那我做啥啊？
他说，先去发行部帮忙，除了搬运杂志外，在有空闲的时候，也拆拆看看那些读者的来信。
我说，好吧。
从那个杂志社走出来时，太阳已经落到半山腰。当金色的光芒迎面照耀在我的脸上时，我突然觉得，那便是希望的颜色。
（2008年-2010年完稿于北京，北戴河，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