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没有真相。
——冯仑
历史是我最早接触的人文知识，也是我最有兴趣的。我对人好奇，对社会现象好奇，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很强的好奇心，尤其是对未来的未知领域更好奇。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会到历史中去找，这是探讨真理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遗憾的是，探索几十年至今，我仍然有很多没有找到的答案：历史中这段故事跟那段故事，都是真相，但永远在打架。所以我的总结是：历史永远没有“真相”。然而，即便没有真相的历史，对我们认识问题，仍然有非常大的启发。
伟大的阴面
与历史第一次正面发生冲撞是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当时我在中央党校读书，满脑子都是非常正面的教育留下来的痕迹，比如说伟大的人应该怎么做？他们的行为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好人应该是怎样，坏人是怎样？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有两件事让我对历史开始发生怀疑，发现人们看到的伟大未必真有那么伟大，多少都有那么点不真实，而真实的东西一定在伟大的背面。从此我就开始研究伟大的另一面。
我最早开始疑古是在1982年，我在中央党校读书，学校有两个阅览室：一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党刊阅览室里所有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于是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里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在这儿！我开始怀疑，渐渐我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并且不停地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我意识到，在历史的过程中还有真实的是非是我所不知道的。就这样，我颠覆了以前自己对是非的认识。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伟大的另一面，探讨过程中我的确发现了很多让人失望的伟大、让人轻蔑的伟大、让人不崇敬的伟大、让人不愿追随的伟大以及让人不再敬仰的伟大。
后来，我跟柳传志出去爬山，我开玩笑说，一个伟大的人就像站在山上，阳光照着他，他看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从阳面上去的，但实际上他是从阴坡爬上来的，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人并不因为他从阴坡上去就见不到阳光。历史告诉我一件事，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妨碍伟大，伟大只是一个结果，我们往往只看见那朵花，至于这朵花从哪儿来，怎么开放的，我们并不知道。
观察伟大的另一面确实有很大的乐趣。
历史现场
怎么才能看到这些伟大的背影、伟大的另一面呢？我会大量看小报，看野史稗史，因为在野史稗史中有时候能漏出一些细节和真实。如果当事人还活着，去听他说故事或者去到历史现场观察，往往能够看清楚历史的真相，感受到这些历史气息、信息、密码。我在做生意的时候，不断抽空去一些历史现场，到现场去解读历史，思考和观察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事情，真正感受历史的真实，哪怕是让人失望的真实。
比如张学良跟赵四的爱情故事，听上去似乎是催人泪下，37年终成眷属，妻贤且富美德，给国人留下的全是这样的印象。后来我去了沈阳帅府（赵四住的小洋楼），也看了于凤至和张学良的大帅府，感受到赵四小姐当时第一次投奔张学良时的生活环境，回来陆陆续续看了一些资料，解读下来跟最初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张学良在临终前和唐德刚做过一个口述自传，这个自传比较真实，关于赵四他说了两段有意思的话，一段是：“她要来我也没办法，我就收留了她。”
于凤至对这一段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帮蒋介石打败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统一了中国，被封为海陆副总司令，在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且和蒋介石结拜兄弟，位高权重，很多女人天天追他，其中有一个就叫赵四，哭着喊着追着他到了沈阳。当时赵四才14岁，进门她就给我下跪，哭着说，我一辈子什么名分都不要，就愿意做张学良的秘书，伺候他的生活。我也就收留了她，给了她一个房子（帅府）。”
张学良跟唐德刚讲道，“我跟赵四是误会，我的历史从36岁就结束了，如果我不被关在里面，我这样的人外面有的是女人，我跟她不会好。”在不断的囚禁、软禁生活中，张学良当着赵四面也讲过，说我们俩是没有办法，如果不是蒋先生，我们俩早就不在一起了。这些历史和我们正常情况下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一段去贝加尔湖，看了苏武牧羊的地方。整个的戈壁是寸草不生，连鸟都不来拉屎，太惨了。清朝时有人在这里划定了疆界，后来一个官员扛着块碑过来，走了一段以后没找到位置，往周遭看看，发现都差不多，于是就歇了，随便在此立碑，结果从此中国就少了很大的面积，现在少了的这块面积地下有很多石油。于是现在有人就说，当时清朝太昏庸了，割让边界也不搞清楚地下有多少资源，也不现场勘测一下，随随便便就把这事办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第一没有石油勘探技术，谁都不知道地下有什么；第二当时对土地的了解仅限于目光所及，看见的就有，没看见的就没有；第三当时没有卫星，更没有遥感，不知道再往前走还有多远，所以他做了这个决策，也没大责吧。
所以，对古人要宽容，对今天要严格。以今人的智慧来对古人苛刻实际上是放纵自己，原谅自己。我们应该在已有的条件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而不应埋怨古人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
2006年我走了一趟“玄奘之路”，途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伊斯兰地区开车走了一个多月。在穿越阿富汗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体会伊斯兰人民真正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我所看到的阿富汗人民是非常努力，非常热情，非常宽容，非常好客的，今天阿富汗有恐怖主义，原是二战以后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悲剧。
我去过6次延安，我思考，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读书人走过了二万五千里跑到延安，能够干成他们的事业，最后领导了中国？在延安的共产党人真是有理想，没有理想他们坚持不下来。你的理想到了什么程度，主要就看你坚持多久和忍受多少苦难，或者说忍受多少折磨而且矢志不移。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卓绝，胡宗南派特务去收集情报，出发前交代说延安很苦，你们一定要吃苦，不然就会露馅，并且让他们经历专门的吃苦训练。结果他们还是苦不过共产党人，到了共产党根据地吃饭面里掺土吃不吃？一皱眉一犹豫，马上暴露你的特务身份，立即被揪住。
共产党是真正有理想的人，所以才能烹小鲜如治大国，才能够把延安当成全国来办，有中央、地方、边区，学校、军队，自己还印钱，把一个弹丸之地当国家来管。在这个弹丸之地印钱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江西，那是第一次建国的时候，邓小平张罗的建国典礼，在那儿印过一次钱；到延安是第二次，所以他们完全是烹小鲜如治大国，结果是什么呢？1949年以后，他们便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延安看到的这两件事让我明白，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做事要把小事情当大事情办，要能坚持，还要能行动。以前老听说贞节牌坊，后来偶然去安徽，参观了歙县的贞节牌坊以及中国唯一的女祠。
实际上贞节牌坊和女祠恰好证明中国妇女的悲哀，这个悲哀不是说她受了多少苦，16岁就守寡，然后一直守到70岁；这个悲哀是指她们的贞洁恰恰是以淫乱为补充的。——歙县这一带历史上有两万节妇烈女，每一个节妇烈女对应的都是一个在外面狂吃滥嫖的丈夫。因为丈夫都在外面做生意，把钱拿回来又怕家里的女人偷人养汉，为了把这个财产保住，就必须要让老婆安心守在这儿，于是他们给予女人精神奖励，给她们修个女祠，破例让她们进祠堂享受男人们的一些待遇；这还不够，还要给她们立牌坊。贞节牌坊分成好几种，有皇上赐的，由皇上命名，中央财政拨钱；有自己家里立的，请礼部命名，自己出钱做的，也有自己家命名自己家做的。男人们通过这些方式让妇女安心带孩子并守住财产。
到历史现场你会感觉到，一方面徽商很发达，徽商不在家里经商，都是在安徽以外的地方经商，但是另一方面牌坊都立在家里。两万节妇烈女是以两万以上丈夫在外花天酒地、狂吃滥嫖和不贞节互相对照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