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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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金钱 (2)

类似问题我还碰到过很多次,陈希同案子出来之后有一个人要逃跑,跑之前给我们打电话,要30万美金,给是不给?我们看了一下,他在我们这儿有股份,有股份我们就应该给他分红,所以就批了这笔钱,作为分红给他,我们也没问他具体干什么。最后他跑到洛杉矶,前年又回来了,事儿也没了。但就为这事,有一天我在车上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让我过去协助调查,要我必须马上到。我想了一下,给公司和律师打电话,我说好像我跟这个案子没什么牵扯,你们律师去吧。后来田宇去了,去了以后对方就问这笔钱,说这个人跑的时候拿的钱是你们汇的,为什么给他钱?我们说他是股东,给他分红,不是单给他分,别人也分,我也不知道他要跑。而且关键是那个时候谁也没说他是罪犯、他要跑,那你该分红的就得分红。律师说了这个道理,这事就算没了。

还有一件事也挺有趣,前两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出了事,当事人的兄弟来找我,希望给点钱,一方面去“营救”,再一方面还有其他的事情。我见了他以后,当时就说可以,没问题,大家都是兄弟,反正出来混不容易,出这么大事能帮就帮一下。可是接着他说要借钱,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我跟一个好朋友讨论了一下,决定给钱而不借钱,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给他,第一,明知不可能还还借,分明是糊涂;第二,你借钱要利息,给人感觉你不仗义;如果不要利息,你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就是借多长时间,借短了你知道收不回来,借长了什么时候收回来也没谱,总之你借出去之后就会对这件事有一个念想,和给予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另外,如果是借,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多借,反正给利息,借1000万也是借,不会心存感念。

后来我对那兄弟讲,也别借钱了,干脆拿点钱过去就完了,然后我们就说了个数,我说你明天下午来拿吧。这么一来,就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从哪儿拿这个钱?是从万通拿还是从我个人处拿?最后我是预先提的工资,我等于把半年还是几个月的工资先预支了,因为工资是税后所得,我在公司预支我的工资最多是利用职权,占公家一点点小便宜,但问题不大,我想可以解释得清的。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钱应该由我自己出,不应该从公司出,因为他不是万通的朋友,万通也没有这个预算来支付这个钱,并且法律上也不允许支这个钱。我个人花自己的工资,别人不会有什么意见,所以首先这就是个是非的判断。另外,你给他钱,用什么方式给?你明知道给他这个钱他就有可能去行贿,如果行贿被抓住了那你就得跟他在法律上兜圈子了。所以为了不惹这个麻烦,我让律师写了一个东西,表明我送他这个钱只能用于合法目的,不能做违法的事情。我让对方来拿钱时签字,做出承诺,我再把签字收起来,这事才算办妥。

所以钱的事很玄,一不留神就变成了陷阱。你光顾仗义了,不问是非,钱一给出去,麻烦就来了。一般来说在所有的公司,你如果是这种创业者身份的董事长,你蛮横不讲理非要这么做也就做了,但是不能那样做,这里头是有是非的。

所以,目前最难处理的全都是这些处在法律边缘上的问题。如果不清醒的话,随时都可能被扯进去。从万通最初开始,我在金钱的是非上就特别在意,所以到目前为止,就像王石说的,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在公司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要在中国特别复杂的社会制度变革当中弄清楚钱的是非,不清楚的时候宁愿不要,或者把它放在中间状态。

在开始由全民联营变成我们6个人的合伙公司时,我们就做过很多决议,决议说当时我们按照现行的制度变成了私人合伙企业,如果未来的法律政策不允许,或者有出入,我们就把公司再还给公家。我们还把这些决议做成了文件,大家也都认可。因为我管这个事,每次文件都加一条这类的话,就是说如果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叫不欺暗室,虽然是合伙人,但你做的事将来拿到桌面上要没有问题。所以,从那时开始到公司正常运营,一直到现在,我们在每一次的钱的问题上都很费心思。总之,钱的是非要特别在意,千万别光看钱不看是非。

钱的是非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性、政策性是非,这是比较刚性的:还有一种是道德的是非,属于软性的是非。比如说碰见弱势群体,你个人又力所能及,帮助不帮助,这就是道德上的是非,不帮助其实也不犯法,但是你会被别人认为麻木不仁,面临道德的压力;所以道德的是非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怎么用钱,怎么花钱,怎么看待钱,在道德的取舍上往往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一个人在这个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他一生怎么把握金钱和自己的关系。

有很多人把钱放在口袋里,但也有人要给爹娘修个坟,他没错,法律上都是对的,但是别人指责他恶性消费,道德压力就很大,尽管在中国尽孝本身也是一种美德。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管理者,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管理人,你在金钱上要特别考虑到道德的是非,就是你必须做到你所有经手的钱,出去的和进来的,要在道德上经受得住各方面的质疑。

比如说有一些民营企业的领导人有很多慈善之举,捐了很多钱,可是他在企业经营当中又不断在坑人,坑害股东,大家就会说,你不能对股东诚信,怎么能相信你对社会的回报和慈善的捐款是出自真心的?反过来,你如果特别认真,特别诚信,工作特别好,但是你从来不捐钱,也有人会说你对社会公益不热心。所以,企业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你——管钱的人要平衡这件事情。我们平衡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制定一个公益的战略,每年有一个预算,这个预算跟我们的营业收入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开董事会就曾讨论这个事,究竟是跟利润挂钩,还是和营业收入挂钩?有人说用毛利,要是没有毛利,说明公司不赚钱,那就不用捐什么钱了;也有人说我们应该用营业收入,只要有营业收入,就说明我们跟社会有一个交换关系,我们就应该给社会一个回馈;有人说是根据公司的管理费用成本,确定可以承受的一个幅度。总之,你要根据公司的一个合理的指标确定一个比例,然后每年坚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

另一方面,我们把它纳入公司的文化,把它当做价值观来坚持,这样的话在道德和企业经营上就取得一个平衡。如果你不这样平衡,等于在金钱的道德是非上特别受牵扯,扯得你很难受。曾经有一个基金管理人给我打电话,说到另外一间公司的事,他说现在不跟他们打交道,说这些人在资本上老让别人脱裤子套进去,人家拿他也没办法。他却还在装好人,还在捐钱,等等。钱的是非,除了法律政策的是非,还有道德的是非,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人一生的三个钱包

人(扩大说也可以指一个公司)一生会有三个钱包,他可以使用三种钱。一个是现金或资产,这些东西是物化的,可以看到。比如在银行存了100万,还有100万房产、100万股票,这是一个钱包,是可以计算的钱包。多数人每天在算的就是这个钱包。第二个钱包是信用,别人口袋里的钱你能支配多少。比如我给某某打电话借100万,结果下午钱就到账了。虽然这个钱在法律上是不属于我的,但是我能支配的,这种钱比较难度量,它是抽象的、虚位的。在你急难的时候,你可能借到这笔钱,这是信用的钱包。第三个是心理的钱包,有人花100万,觉得挺少的,因为他有一个亿;有人只有10000块,花了9999块,心想完蛋了,要破产了。同样一种花钱方式在不同情境、不同心态下,你感觉钱的多少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困难的时候,一块钱对你而言可能顶100万;当你有一个亿的时候,就觉得100万也似乎不是钱,尤其是在和平环境、生活无忧的时候。

所以,人一生就在不断翻动着这三个钱包里的钱。第一个钱包里的钱是最容易度量的,也比较易于管理,就像煤球,踢一脚就踢一脚,脏了烂了反正都是那么一堆。第二个钱包是最难管理的,信用资产是飘在天上的氢气球,它可以飞得很高,但也很脆弱,一扎就爆了。所以越伟大的公司,越害怕投诉,越害怕有人扎他的“气球”。好的公司好的人用了别人的钱,用得多了也自然有人要监督你,所以第二个钱包轻易不能打开;但是不打开调动的资源又有限;资源调动得越多,信用越大,你也越脆弱。所以,公众公司容易被丑闻打倒,而私人家族公司反倒不怕。第三个钱包实际是心理感觉。

有两种感觉决定钱包的大小,一种是情境的变化,顺利和困难时支出钱的多少会让人有心理反差;第二种取决于钱的稀缺程度和它在你心里实际占的比例,而不是绝对的花了多少钱。同样都花100块,一个占50%,一个占10%,是不一样的。人一生在调配钱包的时候,实际是每天都在算三个钱包。做一个好的企业,是要放大第二个钱包,调整第三个钱包,守住第一个钱包。守住第一个是根本,放大第二个来促进第一个钱包的增长,最后是调整心理预期和实际的风险控制,不让自己处于高风险的地方,让心理钱包总是很平衡。如果预期脱离实际,你的心理钱包老是不稳定,就会做出急躁的决定。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钱包是怎么鼓起来的。我算过人一生赚的钱大概有三个三分之一。第一个三分之一就是我们讲的现金和资产,它是怎么挣来的呢,就是在专业化领域里慢慢积累,贱买贵卖,寻找价差,通过管理慢慢增长,赚的量取决于所占市场份额、整个市场的增长。第二个三分之一是全国人民给你发的奖金,所以你要做守法公民,等待人民发给你。什么时候发呢?我算过李嘉诚在1993年港币兑换人民币时赚的奖金,原来人民币4毛钱兑1元港币,1993年、1994年做了一次汇率调整,1元人民币兑换1元港币,港币升值了一倍。在这之前李嘉诚挣的现金资产如果是100块的话,一晚上就变成了200块,第二个100块没有再付出劳动,这100块钱就是全中国人民帮他挣的。但要拿这个奖金必须做好人,要熬得住不违法,发奖金的时候你得在,如果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你在坐牢,这事儿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