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作文引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老和尚唸经，有口无心。”我要说的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生活现象。譬如，《歌唱祖国》是一首大会小会经常齐唱的歌曲。它的第一句词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但我问了很多人：“这五颗星代表什么？”几乎极少能答出来的，甚至一个中年副教授也说“不知道”。至于每会必说的诸如“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等，你要向人请教请教，也大都不甚了了。至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谁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不多！
倒是邓小平简洁了当，干干脆脆，暂不论它姓“资”还是姓“社”，就看三个是否“有利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壮大，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那时急需稳定经济、发展生产，这一着不失为有效的良策；但经济有所发展之后，仅看三个有利于就显然不够了。譬如，生产力是有所发展了，但如何保障持续稳定地增长；综合国力强化了，如何面对新的危机；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如何应对同步增长的贫富差距。于是，无法回避，我们还得考虑考虑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头等大事。再加上现实的问题纷至沓来，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是有着一种切肤之痛的关注。譬如，国有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柱，但国企高管的收入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了百倍甚至千倍，这是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又譬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但公仆（公务员）的工资一而再、再而三地超过了各行各业职工，甚至超过了教师和专家，这是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再譬如，如今房地产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80后、90后的大学毕业生因没房成了婚姻大事的障碍，可不少党政部们的官员房有两处已稀松平常，这是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可见，问题一具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成了令人关怀备至的重中之重。
陈思进的这本书，开宗明义，提出社会主义，而更有甚者的是，要用社会主义去救美国，称得上振聋发聩。
谁都知道，美国者，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大国，怎么就挂上了社会主义？能不让人颇费思索吗！
我觉得，邓小平那种先不论其名而行其实，着眼于实际有效性，是一种很有战略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值得我们用一用的。其实，老牌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在他们执政的具体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譬如，市场经济强调那只调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罗斯福适度采用了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调控，对渡过危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面对新的金融风暴，奥巴马对经济上层，特别是华尔街采取监管制度的改革，对经济中下层改革医疗卫生制度,优化公共分配；这都是政府调控作用的发挥。我们暂时不必急于给这些改革戴上或“资”或“社”的帽子，但从实际观之，无论对资本主义的维系，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举措彼此都可相容、皆可获利。这说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可以有一个和平渐进的过程。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设想，这个设想无非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过程中，和平地、渐进地融入和添加社会主义因素的过程；可惜的是这个过程刚开始就被打断，使中国大陆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我们再回想一下，恩格斯的晚年，特别明显的是1895年，他明确表示早年通过暴力革命推进社会主义预想的偏颇；他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特别是走出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现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功能，发现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因为这种自我调节的功能，恰是接受和容纳社会主义因素的重要条件。在恩格斯看来, 这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性。这种观念成为他所领导的第二国际的指导思想。列宁主义与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是对立的，第一、列宁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第二、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腐朽的、即将崩溃的阶段，谈何自我调节的功能；第三、他坚持暴力革命是走向社会主义唯一的途径，并在夺取政权后，暴力应转化为专政。这是他的第三国际的指导思想，据此，他把第二国际作为“修正主义”，给予了势不两立的批判。整个人类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付出了空前的代价，对这两种对立的观念进行了实践性的检验。孰是孰非，在头脑清醒的人群中已是一清二楚。
所以，陈思进的这本书，把美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探讨连在一起，并非空穴来风，并非匪夷所思，恰是一个具有相当历史根据的念头。不过，他的这种探讨自有他的特点：即融入了最新的历史现实，特别是从华尔街源起而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社会主义，让大家想一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在哪里？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什么？当代世界谁更接近社会主义？是的,这是一个太多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