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言诗风格的两个极端的转变——艰险与平易——韩愈与白居易——韩愈的诗——奇崛的创作——韩愈的同道者：卢仝、孟郊、贾岛等——流畅如秋水泛滥的白居易体——白氏的“新乐府”——伟大的叙事诗与抒情诗——元稹与李绅——刘禹锡、柳宗元与姚合——第三派的崛起：王建、张籍、李贺等——女作家薛涛
上面已经说过，五七言诗的格律，到了大历间，是已发展到无可再发展的了，其体式也已进步到无可再进步的了，诗人们只有在不同作风底下，求他们自己的深造与变幻。但大历的诸诗人，除了顾况一人外，其他“十才子”之流，皆没有表现出什么重要的独特的风格出来；他们仿佛都只在旧的诗城里兜着圈子走。最大的原因是，没有伟大的诗人出来。其才情够得上独辟一个天地了。但过了不久，伟大的诗人们终于是产生了。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韩愈与白居易。他们各自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诗的园地，各自率领了一批新的诗人们向前走去。他们完全变更过了齐、梁，沈、宋，乃至王、孟、李、杜以来的风格。他们尝试了几个古人们所从不曾尝试过的诗境，他们辟出了几个古人所从不曾窥见的诗的园地。但他们却是两条路走着的；他们是两个极端。韩愈把沈、宋、王、孟以来的滥调，用艰险的作风一手拗弯过来。白居易则用他的平易近人，明白流畅的诗体，去纠正他们的庸俗。韩愈是向深处险处走去的。白居易是向平处浅处走去的。这使五七言诗的园苑里更增多了两朵奇葩；这使一般的诗的城国里，更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崭新的作风。
韩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大将，他的诗似不大为人所重。当时孟郊的诗名，实较他为重，故有“孟诗韩笔”之称。又宋人往往以为柳子厚的诗，工于退之。那大概是他的文名太大了，故把他的诗名也掩蔽住了。在他的同时，艰深险瘦的作风，把捉到者固不止他一人；像孟郊、贾岛、卢仝之流，莫不皆然。但他的才情实远在他们以上。如同在散文上一样，他在诗坛上也是一位天然的领袖人物。
愈（768—824）（韩愈、孟郊见《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并附卢仝、贾岛、皇甫湜等），字退之，南阳人。生三岁而孤，由嫂郑夫人抚育。少好学。贞元二年（786年）始到京师。到贞元八年（792年）才登进士第。他颇锐意于功名，数投书于时相，皆不报，因离京到东都。后宁武节度使张建封聘他为府推官。贞元十七年（801年），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十九年以事贬阳山令。宪宗即位（806年），为国子博士，改都官员外郎。后裴度宣慰淮西，奏以愈为行军司马。吴元济平，入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遣使到凤翔迎佛骨入宫。愈上表切谏。帝大怒，贬他为潮州刺史。穆宗立（821年），召他为国子祭酒。后又为京兆尹，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有集四十卷（《韩昌黎集》四十卷，有东雅堂刊本，苏州翻刻本，《四部丛刊》本；又《编年昌黎诗注》，方世举注，雅雨堂本）。
他的诗，和他的散文的作风很不相同。他在散文方面的主张，是要由艰深的骈俪回复到平易的“古文”的，他打的旗帜是“复归自然”的一类。但他的诗的作风却不相同了，虽然同样的持着反对浓艳与对偶的态度，却有意的要求险，求深，求不平凡。而他的才情的弘灏，又足以肆应不穷。其结果，便树立了诗坛上的一个旗帜，一个独创出来的旗帜。故他的散文是扬雄、班固、《左传》、《史记》等的模拟，他的诗却是一个创作，一个崭新的创作。他在诗一方面的成就，是要比他的散文为高明的。《唐书》谓他“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岁寒堂诗话》说：“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变态百出也。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矣。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及也。”这评语颇为公允。他为了才气的纵横，故于长诗最为擅长，像《南山诗》是最著名的。他在其中连用五十几个“或”字，以形容崖石的奇态，其想象的奔驰，是远较汉赋的仅以堆字为工者不同的：
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凑，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
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或乱若抽笋，或嵲若注炙，
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或罗若星离，或蓊若云逗，
或浮若波涛，或碎若锄耨。或如贲育伦，赌胜勇前购，
先强势已出，后钝嗔。
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
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饤饾，又如游九原，坟墓包椁柩。
或累若盆罂，或揭若豆，或覆若曝鳖，或颓若寝兽。
……
差不多把一切有生无生之物，捕捉进来当做形容的工具的了。又像《嗟哉董生行》：“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嗟哉，董生朝出耕，夜归读古人书，尽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渔”，其句法是那样的特异与不平常！难怪沈括要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了。在短诗方面，比较不容易施展这种非常的手段；但他也喜用奇字，发奇论，像《答孟郊》：“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炒。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弱拒喜张臂，猛拿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须咬。”又像《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日薄风景旷，出归偃前檐。晴云如擘絮，新月似磨镰。”但他所刻意求工者，究竟还在长诗方面。他的许多长诗，差不多个个字都现出斧凿锤打的痕迹来，一句句也都是有刺有角的。令人读之，如临万丈削壁，如走危岩险径，毛发森然，汗津津然出，不敢一刻放松，不敢一步走错，却自有一个特殊的刺激与趣味。这是他的成功！
和他同道的，有卢仝、孟郊、贾岛、刘叉、刘言史诸人。他们也都是刻意求工，要从险削，从寒瘦处立定足根的。卢仝，范阳人，隐居少室山，自号玉川子（《玉川子集》，有清孙之编刊本，《四部丛刊》本）。韩愈为河南令，爱其诗，与之酬唱。后因宿王涯第，涯被杀，仝竟也罹祸。他的长诗，像《月蚀诗》，也是险峻异常的，但功力的深厚，较韩愈却差得多了；且设想也幼稚得可笑。短诗却尽有很可爱的，像《示添丁》：“泥人啼哭声呀呀，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父怜母惜掴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又像《喜逢郑三游山》：
相逢之处花茸茸，石壁攒峰千万重。
他日期君何处好，寒流石上一株松。
孟郊（751—814）（《孟东野集》十卷，有汲古阁本，席氏刊本，闵刻朱墨本，《四部丛刊》本），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少隐嵩山。性介，少谐合。韩愈一见为忘形交。年将五十，始得登进士第。调溧阳尉。郑余庆镇兴元，奏为参谋，卒。张籍私谥之曰贞曜先生。郊最长于五言。李观说他：“郊之五言诗，其高处在古无上，其平处下顾二谢。”他没有写过什么很长的诗，但个个字都是出之以苦思的。他喜写穷愁之状，喜绘寒饥之态。像《寒地百姓吟》：“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骚。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饥雪吟》：“饥乌夜相啄，疮声互悲鸣。冰肠一直刀，天杀无曲情”；《出东门》：“饿马骨亦耸，独驱出东门。少年一日程，衰叟十日奔”；《寒溪》：“晓饮一杯酒，踏雪过清溪……独立欲何语？默念心酸嘶”；《秋怀》：“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答友人赠炭》：“驱却座上千重寒……暖得曲身成直身”等。岂便是所谓“郊寒”的吧？
贾岛（777—841），字浪仙，范阳人。初为僧，名无本。韩愈很赏识他，劝他去浮屠，举进士。后为普州司仓参军。会昌初，卒，年六十五。岛与孟郊齐名，时称他们的诗为“郊寒岛瘦”。像“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客喜》），“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朝饥》）等，也颇有寒酸气（贾岛《长江集》十卷，有汲古阁本，席氏刻本，《四部丛刊》本）。相传他初赴举在京时，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尝跨蹇，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道：“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想到“秋风吹渭水”五字，喜不自胜。至唐突某官，被系一夕始释。又一日在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思易“敲”为“推”，引手做推敲之势，至犯韩愈的车骑，他还不觉（见《野客丛书》）。这真是一位深思遗世，神游象外的诗人了。他尝自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见其吟咏之苦。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心血也。”痛饮长谣而罢。
刘叉少任侠，因酒杀人亡命。会赦出，更折节读书。闻韩愈接天下士，步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道：“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遂行。归齐、鲁，不知所终。他的《雪车》，是很大胆的谩骂：“士夫困征讨，买花载酒谁为适？天子端然少旁求，股肱耳目皆奸慝。……相群相党，上下为蟊贼。庙堂失禄不自惭，我为斯民叹息还叹息！”
刘言史，邯郸人，他的诗美丽恢赡。和孟郊友善。初被荐为枣强令，辞疾不受。后客汉南，李夷简署司空掾。寻卒。他的诗颇近郊、岛，像“老性容茶少，羸肌与簟疏。旧醅难重漉，新果未胜。”（《立秋日》）
要是说韩愈一派的诗，像景物萧索，水落石出的冬天，那么，白居易一派的诗，便要说他是像秋水的泛滥，畅流东驰，顾盼自雄的了。韩愈派的诗是有刺的；白居易派的诗却是圆滚得如小皮球似的，周转溜走，无不如意。韩愈派的诗是刺目涩口的；白居易派的诗，却是爽心悦耳的，连孩子们念来，也会朗朗上口。
白居易（772—846）（自居易见《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新唐书》卷一百十九），字乐天，下邽人。幼慧，五六岁时，已懂得作诗。以家贫，更苦学不已。登进士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元和九年（814年）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未几，以事贬江州司马，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二年（822年）除杭州刺史。文宗开成元年（836年）为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后以刑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五。有《白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有明兰雪堂活字本，马元调刊本，日本活字本，《四部丛刊》本；又《白香山诗集》四十卷，汪立名编，一隅草堂刊本）。
他是最勤于作诗的人；他尝序刘梦得的诗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仅仅一二年间，已有了那么多的成绩！在他的长久的诗人生涯里，所得自然更多。他尝自分其诗为四类；一、讽谕，包括题为“新乐府”者，这是他自己最看得重的一部分；二、闲适，是他“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三、感伤，是他“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四、杂律，是他的“五言七言，长短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但他的诗，最重要者自是他的“新乐府”辞。他《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是彻头彻尾抱着人生的艺术之主张的。故他的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而许多题为“新乐府”者，便都是在这样的主张底下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