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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齐梁诗人 (1)

齐梁诗的影响——诗的韵律的定式之发见——“竟陵八友”——谢朓、沈约、范云等——任昉、刘绘、孔稚珪等——萧衍、萧纲诸皇帝诗人——梁文学的极盛——江淹、丘迟、张率、王筠等——何逊与吴均——萧子显与刘孝绰——陈叔宝及其时代——徐陵、阴铿、江总等

齐、梁诗体为世人所诟病者已久。但齐、梁体的诗果是如论者所攻击的徒工涂饰,一无情思吗?唐宋文人惯于自夸地说什么“文起八代之衰”,或什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但唐、宋的许多大诗人,其作品或多或少地受有齐、梁诗人们的影响是无可讳言的。李白诗的飘逸的作风,决不是六朝诗体所可范围者。然他却佩服谢朓。登华山落雁峰云:“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杜甫也尝不客气地说他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他自己是那样的目无往古,却也尝赞叹地说道:“清新庾开府。”而他们所称的谢朓、阴铿、庾信却都是彻头彻尾的齐、梁派的诗人!这可见齐、梁时代的制作是并未被后来的大诗人们所卑视、唾弃之的。凡是大诗人们便都知道欣赏齐、梁诗里的真正的珠玉。齐、梁作风,固尝偏于一隅,然执以较之“花间集”的一个时代,和“北宋词”的一个时代,他们又何尝都不是以一种的作风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呢。齐、梁诗里应酬颂扬之作过多,这是一病。更尽有许多真实的伟大的作品在着。上文所说的许多的新乐府辞,当然是他们最光荣的产品。而此外,也未尝无物。我们如果没有什么偏见,实在该驻足于此,对齐、梁诸大诗人的作品一沉吟,一咏赏的。

齐、梁诗人们有一个极大的贡献,那便是对于诗的音韵的规律的定式之发见。在沈约以前,作诗的人都是仅凭天籁,习焉不察的。约所谓“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并不是夸大的话。到了齐永明的时候(483—493)沈约受了印度拼音文字输入的影响,方才有四声的发见,八病的披露。这使得诗律确立了下来,也使得音调更为谐和,对偶更为工整。这时候虽没有“律诗”之名,而“律诗”的基础,已在这时候打定的了。

从萧道成移了宋祚之后,文章益盛。老诗人们逝去不少,而新诗人们的崛起,则更有如春草自绿,池萍自茂般的繁多。永明之际,诗坛之盛,足以追踪建安、正始。当时文士们皆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的左右。子良为武帝第二子,知艺好客。他自己也是一个诗人。萧衍、王融、谢朓、任昉、沈约、陆倕、范云、萧琛等八人,尤为子良所敬畏,号曰竟陵八友。在这八人里,谢朓最长于诗,任昉、陆倕则工散文,沈约则诗文并美。《南齐书·陆厥传》道:“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又有张融、刘绘、孔稚珪等,在齐代也甚有文名。然其领袖,则允当推谢朓、王融、沈约、范云等人。

所谓“永明体”,实开创了齐、梁诗的风格。在永明以前,六朝诗的作风并不曾统一过。有颜、谢的致密,也有渊明的疏荡自然。有郭璞的俊逸,也有鲍照的奇健清新。所谓六朝的作风,实在只是在永明的时候方才有了一个共同的趋势的。对仗更工整了,题材更狭小了,情绪更纤柔了,音律更精细了。不是在文辞上做工夫,便是在歌咏着靡靡醉人的清音新调。这时产生出不少的“诗律工细”的诗人们。有时其风格也是很高超的。但像景纯的《游仙》,明远的“拟古”,渊明的《饮酒》般的东西,却永远不见于诗坛上了。

这时有的只是“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垂杨低复举,新萍合且离”(谢朓);只是“况复飞萤夜,木叶乱纷纷”,“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王融);只是“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杨柳乱如丝,绮罗不自持”,“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沈约)。他们的情调是清新的,他们的意境是隽美的,他们的音律是和谐的。所可讥者,乃在格局、才情偏于纤巧的一边。他们带领了一大批的没有天才的文人们,走入一条很窄的死路上去了。然而在这一百一十年(从齐到陈)间,在这种所谓齐、梁风尚里,大诗人们却仍是不断地产生出来,成为一个诗人的大时代。而谢朓在其间,尤有影响。

谢朓(464—499)(谢朓见《南齐书》卷四十七),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初为豫章王太尉行参军。宣城王鸾辅政,以他为骠骑咨议,掌中书诏诰。出补宣城太守。后迁至吏部郎兼卫尉。永元初,下狱死。有集(《谢宣城集》有汪士贤刊本,拜经楼校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朓诗精丽工巧,奇章秀句,往往错出,而风格也警遒劲挺,不流于弱。沈约称之道:“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又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而后人之“一生低首谢宣城”者,固也不止李白一人。他的五言颇多游山宴集之作。康乐以善写山水著称,然时多生涩之语,远不若朓诗的自然多趣。像“触赏聊自观,即趣咸已展”(《游山》),“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游东田》),“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答吕法曹》),那样的句子,都是颜、谢所不能措手的。

王融(468—494)(王融见《南齐书》卷四十七),字元长,琅琊人。少警慧,博涉多通。仕齐为中书郎。竟陵王子良拔为宁朔将军。武帝将死时,他谋立子良为帝,未成。及郁林王即位,捕他下狱,杀之。有集(《王宁朔集》有张溥辑本)。融有《净行诗》十首,都是赞颂佛教的,像“三受犹绝雨,八苦若浮云……朝游净国侣,暮集灵山群”,“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后悲”,“净花庄思序,慧沼盥身倪”,其情调和辞采固已都是印度的了。

沈约(441—513)(沈约见《梁书》卷十三),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幼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齐时官至吏部尚书。入梁,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卒谥曰隐。约好聚书,至二万卷。所著撰甚多。文集至有二百卷(《沈隐侯集》有张溥辑本)。钟嵘评其诗,谓“词密于范(云),意浅于江(淹)”。未为知言。在齐、梁诗人里,约实是最“长于清怨”的。他的恋歌都是娇媚若不胜情的。像《夜夜曲》:“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孤灯暧不明,寒机晓犹织”;像《六忆诗》:“忆来时,灼灼上阶墀,勤勤叙别离,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他的《八咏诗》最为生平杰作,凡八首,每一首都是用了大力来写作的。即事即景,用以摅怀,乃是抒情诗里很宏丽的制作。

范云(范云见《梁书》卷十三)诗亦殊清隽。《诗品》称云做“清便婉转,如流风回雪”。像“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之零陵郡次新亭》),“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然。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闺思》)等,诚足以当此好评。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齐时为广州刺史,免官。梁时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卒谥曰文。有集。

任昉(任昉见《梁书》卷十四)不以诗名,然所作凝重质实,在齐、梁体中,实为别调。像“近岸无暇目,远峰更兴想”(《济浙江》),“勿以耕蚕贵,空笑易农士”(《答何征君》)等,一望便知非沈、范的同流。

刘绘(刘绘及孔稚珪均见《南齐书》卷四十八),字士章,彭城人。在集。于萧子良左右的诸文士里,他是比较晚辈的。官至大司马从事中郎,卒。所作像“别离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见,明月空在帷。共衔满堂酌,独敛向隅眉。中心乱如雪,宁知有所思?”(《有所思》)写得是那样的清俊。可惜他所作存者已少。

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时为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卒。张融,字思光,吴郡人,齐时为司徒,兼右长史,是稚珪的外兄。二人情趣相得,并好文咏。然所作零落已甚,并不足观。

梁武帝(萧衍)的时代,又是一个花团锦簇的诗人的大时代,也许较永明时代更为热闹。萧衍他自己是竟陵八友之一,天生的一位文人的东道主,他自己又是那么的工于为诗。故集合他左右的诗人们,是较之前一个时代更为众多,也更为活动。继于衍之后者,若纲,若绎,也都是有天才的作家,当然很知道怎样的看重诗人们。萧氏的这些“诗人皇帝”们,实在都是很可爱的。其文采风流,照耀一时,不徒其地位足为当时诗人们的领袖,即其天才,也都足成为他们的主人翁。不幸他们恰生当一个丧乱的时代,父子兄弟无一人得以善终。“诗人皇帝”们的结果,竟乃如此的可哀!

萧衍(464—549)(梁武帝见《梁书》卷一至三),字叔达,小字练儿。于公元520年即皇帝位。太清三年(549年)侯景攻陷台城。衍被幽死。衍在齐时已有文名,以与齐为同姓,大见亲任。后乃代齐而有天下。居帝位四十八年,于文学宴集之外,便讲经论道。南朝的佛教,在他的时代最为炽盛。所编著之文籍极多。今有文集存(《梁武帝集》有张溥辑本)。他的诗,以新乐府辞为最娇艳可爱(已引见上文)。其他像《述三教》:“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日映众星”,是叙述他自己的宗教阅历的,像《十喻》:“蜃蛤生异气,闼婆郁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楼带紫烟。皆从望见起,非是物理然”,则是将佛教哲学捉入诗中的。

衍子统(昭明太子,501—531)(萧统见《梁书》卷八),以所编《文选》,得大名于世。他字德施,生而聪睿。为太子时,宽和容众,接引才俊。先衍卒,年三十一。有集(《梁昭明集》有明汪士贤刊本,张溥辑本)。他的诗以咏宴游听讲者为多;像“法苑称嘉奈,慈园羡修竹。灵觉相招影,神仙共栖宿。慧义比琼瑶,薰染犹兰菊”(《讲席将毕赋》)便也是以佛理为题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