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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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佛教文学的输入

中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文学的输入——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四十二章经》——安世高、严佛调等——支谦与聂承远父子——南北朝佛教大盛的原因——这二百七十年间的翻译家——鸠摩罗什——昙无忏与《佛所行赞经》——佛驮跋陀罗——法显及其《佛国记》——拘那罗陀及所译《唯识论》等——佛典翻译的困难

中世纪文学史里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从佛教文学输入以后,我们的中世纪文学所经历的路线,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了。我们于有了许多伟大的翻译作品以外,在音韵上,在故事的题材上,在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地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最后,且更拟仿着印度文学的“文体”而产生出好几种宏伟无比的新的文体出来。假如没有中、印的这个文学上的结婚,我们中世纪文学当决不会是现在所见的那个样子的。关于佛教文学的影响,本章暂时不讲。我们在下文里将详述之。本章所讲的只是在六朝的时候,佛教文学输入中国的一段历史。

佛教文学的翻译事业,总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的翻译事业的开始,究竟在于何时,我们已不能知道。相传有汉明帝求法之说。明帝水平八年(65年)答楚王英诏里,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外来的名词,可见当时佛教的典籍已有人知道的了。相传最早翻译的书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同来的竺法兰也译有几种经。但《四十二章经》只是编集佛教的精语以成之的,并不是翻译的书;其句法全学《老子》。这可见较早的介绍,只是一种提要式的译述;其文体也总是牺牲外来文学的特色以迁就本土的习惯的。

可考的最早的译者为汉末桓、灵时代(147年以后)的安世高、支曜、安玄、康巨、严佛调等。安世高为安息人,支曜为月支人,康巨为康居人,他们皆于此时来到洛阳,宣传佛教,所译皆小品。严佛调则为最早的汉人(临淮人)译者,和安玄合作,译有《维摩诘经》等。到了三国的时候,主要的译者若支谦、康曾会、维衹难、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国人。

维衹难是天竺人,黄初三年(222年)到武昌,与竺将炎合译《昙钵经》(今名《法句经》),用四言、五言的诗体,来装载新输入的辞藻,像“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明哲品》),都给我们诗坛以清新的一种哲理诗的空气。支谦译经甚多,影响很大,在其中,以《阿弥陀经》、《维摩诘经》为最重要。谦本月支人而生于中国,故所译殊鲜“格格不入”之弊。西晋的时候,竺法护是最重要的译者。他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尝赴西域,带来许多梵经,译为汉文。《高僧传》说:“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惟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聂承远、道真父子二人。“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竺法护译文弘达欣畅,雍容清雅,未始非聂氏父子润饰之力。

但翻译的最伟大时代还在公元317年以后。这时候是五胡乱华,南北分朝,民生凋敝到极点的时候。然佛教徒却以更勇猛的愿力,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活动着。据《洛阳伽蓝记》所载,洛阳佛寺,在元魏的时候,大小不啻千数。虽也曾遇到几次的大屠杀和迫害,然无害于佛教的发展。南朝的萧衍,身为皇帝,也尝舍身于同泰寺。其他著名的文士,若谢灵运、沈约等无不是佛弟子。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且成了和尚。我们如读着《弘明集》及《广弘明集》便知这时候的佛教势力是如何的巨大。范缜的《神灭论》刚一发表,攻击者便纷纷而至。慧琳的《白黑论》方才宣布,宗炳、何尚之便极力地压迫他,至诋之为“假服僧次,而毁其法”。他们是持着如何的蔑视异端的狂热的宗教徒的态度!为什么佛教在这时会大行于世呢?一则是许多年来的暗地里的培植,这时恰大收其果;二则乱华的诸胡,其本为佛教的信仰者甚多;三则丧乱的时代,无告的人民最容易受宗教的熏染,而遁入未来生活的信仰之中;四则中国本土的宗教,实在是原始,无组织,故受佛教的影响,而无能抵抗。然许多佛教徒持着“殉教”的精神,在宣传,在讲道,在翻译,却也是最重要的一因。

从晋的南渡(318年)起,到隋的灭陈(589年)止,只有二百七十多年,然据《开元释教录》所记载,南北二朝译经者凡有九十六人,所译经共凡一千零八十七部,三千四百三十七卷。如果非宗教的热忱在迫驱着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宏伟的成绩可见呢。在这九十几个翻译家里,最重要者为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法显、昙无忏、拘那罗陀诸人。

鸠摩罗什是六朝翻译界里最重要的一位大师。其父天竺人,母龟兹王之妹。释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坚遣吕光灭龟兹,挟什归。未到而坚已亡。鸠摩罗什遂依吕光于凉州,凡十八年。故通晓中国语言文字。至姚兴灭后凉,始迎他入关,于弘始三年十二月(402年)到长安。在姚秦弘始十一年(409年)卒。他在长安凡八年,所译的经凡三百余卷,其中有《大品般若》、《小品金刚般若》、《十住》、《法华》、《维摩诘》、《首楞严》、《持世》等经,又有诸种律、论等。鸠摩罗什通汉文,门下又多高明之士(有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时号四圣,皆参译事),故所译遂畅达宏丽,于中国文学极有影响。《金刚》、《维摩诘》、《法华》诸经,于六朝及唐文学上尤为输入印度文学的风趣的最重要的媒介。《维摩诘经》是一部绝妙的小说,叙述居士维摩诘有病,佛遣诸弟子去问病,自舍利弗、大目犍连以下,皆诉说维摩诘的本领,不敢前去。后来只有文殊师利肯去。这部经,在中国文学上影响极大。在唐代尝被演成伟大的《维摩诘经变文》。底下引罗什译文一段:

佛告阿难:“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住,阿难,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粗言,无命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坠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乳勿惭!’世尊,维摩诘智慧辨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罗什所译《法华经》,影响也极大。此经于散文外,并附有韵文的“偈”。这乃是把印度所特有的韵、散文杂为一体的一种“文体”灌输到中国来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后来“变文”、“宝卷”、“弹词”乃至“小说”,皆是受这种影响而产生的。

昙无忏,中天竺人,北凉沮渠蒙逊时,到姑臧。初于玄始中译《大般涅槃经》,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金光明》等经,复六十余万言。而《佛所行赞经》五卷的移植,尤为佛教文学极重要的事实。《佛所行赞经》(Buddha Carita)为佛教大诗人马鸣(Asvaghosha)所著,以韵文述佛一生的故事。昙无忏,以五言无韵诗体译之,约九千三百余句,凡四万六千多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里一首极长的诗。

北部的译者极多,最重要者唯斯二人。至南朝重要的翻译家,则有:佛驮跋陀罗(中名觉贤),迦毗罗卫人。初至长安,甚为罗什所敬礼。后乃南下。宋武帝礼供之。他在南方所译的,凡经论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中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为最有影响。又有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以晋隆安二年(399年)游印度求经典。义熙八年(412年)返国。凡在印度十四年,所历三十佘国。著有《佛国记》,是今日研究中、印交通及印度历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自陆去,从海归,故把当时水陆二途的交通,写得很详尽。他带回经典不少,自己也动手译《方等泥洹经》等。同时又有求那跋罗陀、智严、室云(译《佛本行经》)诸译者。到了梁、陈间则有拘那罗陀(中名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以梁中大同元年(546年)由海道到中国。所译有《摄大乘论》、《难识论》、《俱舍论》、《大乘起信论》等凡六十余部,二百七十余卷。他所给予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这二百七十余年间,南北二朝政治上虽成对立之势,宗教却是同一的。佛教徒们常交通往来于二大之间。慧远尝向鸠摩罗什问学,觉贤不容于北,便赴南朝。在宗教上,南北可以说是统一的。

但佛教文学是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其不能融洽于中国本土文学是自然的现象。但传教者们总是要求本土的人们的了解与赞许的。所以初期的译者、述者们不是编述《四十二章经》,便是译《昙钵经》,或其他小品,宁愿以迁就本土的趣味为主。鸠摩罗什诸人所译,也多所删节、移动。所以他自己尝不满意地说:“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然即此“失味”的翻译,在中国文学上已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了。

参考书目

一、《大藏经》有明版的《南藏》、《北藏》,清版的《乾隆藏》等,但以日本版的《大正大藏经》为最便于检阅。

二、《宏明集》(释僧佑编)及《广弘明集》(释道宣编)均有《大藏经》本,《四部丛刊》本及金陵新刻本。

三、《高僧传》(慧皎编)及《续商僧传》(道宣编)有《大藏经》本,亦有单刻。

四、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可读其第四集的一、二、三卷论佛典翻译的诸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