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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南杂剧的出现 (2)

尝云: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论。”(《野获编》)钱谦益也说:“伯玉名成之后,肆意纵笔,沓拖潦倒,而循声者犹目之曰大家。于诗本无所解,沿袭七子末流,妄为大言欺世。”(《列朝诗集》)他的杂剧也不甚得好评。沈德符说:“北杂剧已为金、元大手擅胜场。今人不复能措手。曾见汪太函四作,为《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游五湖》、《陈思王遇洛神》,都非当行。”(《顾曲杂言》)以北剧的格律律之,这几剧当然不是“当行”之作。然辞语亦颇尖新可喜。在故事上,在文辞上,在在都可见其为文人之剧而非民众的脚本,是案上的读本,而非场上的戏剧。说白是整饬雅洁的,曲文更是深奥富丽,多用典实。离“本色”日益远,而离文人的抒情剧则日益近了。

今所见伯玉的《大雅堂四种》是:《楚襄王阳台入梦》、《陶朱公五湖泛舟》、《张京兆戏作远山》、《陈思王悲生洛水》,与沈德符所说的四种,中有一种不同。当是沈氏记错。这四剧都只是寥寥的“一折”。故事的趣味少,而抒情的成分却很重。在格律上,这些杂剧也完全打破了北剧的严规。最可注意的是:(一)有“引子”,以“末”来开场;(二)全剧都只有一折,并不像元人北剧之至少必须四折;(三)唱曲文的,并不限定主角一人,什么人都可以唱几句。南戏的成规,在这时已完全引进到杂剧中来了。

梁辰鱼杂剧有《红线女》及《红绡》。伯龙以《浣纱记》得盛名。《红线女》(《红线女》有《盛明杂剧初集》本)叙的是唐人袁郊《甘泽谣》中所记的一个故事。当藩镇相争,天下大乱之际,人心虽怨怒,却无法奈那一班好乱的武人悍将何,于是便造作许多侠士的故事,诛奸吓强,聊以快意。《红线》的故事,便是许多侠士故事中的一篇。梁氏此剧,严守北剧规则,全剧皆以旦角主唱。此种故事,本来只能成为短篇,铺张成为四折,颇觉索然无味。同时胡汝嘉(见《皇明词林人物考补遗》,《列朝诗集》丁集上)亦有《红线记》一剧,然不传。汝嘉字懋礼,号秋宇,金陵人,嘉靖己丑进士。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为藩参。顾起元说:“先生文雅风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说书数种。多奇艳闻,亦有闺阁之靡,人所不忍言,如《兰芽》等传者。今皆秘不传。所著《女侠韦十一娘传》记程德瑜云云,托以诟当事者也。其《红线杂剧》,大胜梁辰鱼。”(《客座赘语》)惜今未得见汝嘉的红线,不知其“大胜梁辰鱼”者果何所在。梁氏的《红绡杂剧》,今未见。其所叙的故事,则与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相同,皆本于唐人的传奇。

沈璟的《属玉堂十七种传奇》中,有两种是以杂剧之体出之的,即《十孝记》与《博笑记》。《新传奇品》说:“《十孝》,有关风化,每事以三出,似剧体。此自先生创之。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群音类选》所载《十孝记》,每事皆选一出,唯少说白耳。《新传奇品》又说:“《博笑》,体与《十孝》类,杂取《耳谈》中事谱之,辄令人绝倒。先生游戏至此,神化极矣。”今有天启刻本(上海有石印本)。沈自晋说:“《十孝记》系先词隐作,如杂剧体十段。

”像《十孝》这种体裁,以略相类似的故事数篇或数十篇合为一帙,而题以一个总名者,在前一个时期及这个时期都有,而以这个时期为最盛。其作俑似当始于前期沈采的《四节记》。《四节》系以叙写四时景节的四剧,合而为一者。其每一剧实即一个杂剧。其后,小帙者如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徐渭的《四声猿》四种,车任远的《四梦记》四种皆是;大帙者如杨慎的《太和记》二十四种,许潮的《泰和记》若干种,叶宪祖的《四艳记》四种,顾大典的《风教编》四种皆是。璟的《十孝》、《博笑》,盖即他们的同类。《十孝》每事三出,十事当有三十出。《群音类选》所载,尚非其全部。《十孝》者,盖指黄香、郭巨、缇萦、闵子、王祥、韩伯俞、薛包、张孝、张礼、徐庶等十人孝亲的故事而言。

顾大典的《风教编》为《四节记》体的杂剧合集。今不传。《列朝诗集》:“副使家有谐赏园、清音阁,亭池佳胜。妙解音律,自按红牙度曲。今松陵多蓄声伎,其遗风也。”吕天成谓:“道行俊度独超,逸才早贵,菁华缀元、白之艳,潇洒挟苏、黄之风。曲房姬侍如云,清阁宫商和雪。”又云:“《风教编》一记分四段,仿《四节》,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但未知所谱究为何事。

给最大影响于明、清的杂剧坛者,则为徐渭(1521—1593)(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明史稿)卷二百六十八,《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二)。渭字文清,一字文长,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别署田水月。山阴人。有集三十卷。又有杂剧四种,总名为《四声猿》(《四声猿》有全集附刻本,李告辰刊本,《盛明杂剧》本,暖红室本)。胡宗宪督师浙江时,招致他入幕府,管书记。时胡氏威势严重,文武将吏莫敢仰视。文长却以一书生傲之。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非时直闯门入,长揖就座,奋袖纵谈。幕中有急需,召之不至,夜深开戟门以待。侦者还报,徐秀才方泥饮大醉,叫呶不可致。宗宪闻之,顾称善。文长知兵好奇计。宗宪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皆与文长密议。宗宪被杀,文长惧亦被祸,乃佯狂而去。后以杀其继室,坐罪论死,系狱。张元忭力救,方得出。年七十二卒。

袁宏道谓:“文长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河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及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瓶花斋集》)王骥德则对于他的剧本,称扬尽至。“至吾师徐天池先生所为《四声猿》,而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曲律》四)又说:“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

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余举杨用修所称《黄崇嘏春桃记》为对。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今好事者以《女状元》并余旧所谱《陈子高传》称为《男皇后》,并刻以传,亦一的对。特余不敢与先生匹耳。先生好谈词曲,每右本色。于《西厢》、《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独不喜《玉玦》,目为板汉。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盖真曲子中缚不住者。则苏长公其流哉!”(同上)又说;“山阴徐天池先生瑰玮浓郁,超迈绝尘。《木兰》、《祟嘏》二剧,刳肠呕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同上)沈德符则持论与王氏正相反。他说:“徐文长渭《四声猿》盛行。然以词家三尺律之,犹河、汉也。”(《顾曲杂言》)文长之作,较为奔放则有之,然亦多陈套,王氏所谓“可泣鬼神”,自未免阿其所好。沈氏所谓“词家三尺律之”一语,却也有几分过分。

假定必以元人的严格的剧本规则来律文长之作,他当然只好受“犹河、汉也”四个字的酷评了。这是四个绝不相干的“短剧”的合集。《渔阳弄》写祢衡击鼓骂曹操的事,却不从正面来写,只是很滑稽地将已在阴司定罪的曹氏与不久便要上天的祢衡,更加上一个在第五殿阎罗天子殿下的判官察幽,在阴间重复“演述那旧日骂座的光景”。《翠乡梦》故事见张邦畿《侍儿小名录》及田汝成《西湖志》。《西湖志余》称,杭州上元杂剧,有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是“月明度妓”之故事不仅流传甚广,抑且由来已久。大约最早的时候,僧人为妓所诱的事,只是民间流行的一幕滑稽剧;后来乃变成严肃的剧本,附上悔悟坐化之事;再后来,则有再世投胎,为友所度的事。而月明的一度,也颇具有滑稽的意味,当仍是民间滑稽剧的遗物。第二出最后一段的《收江南》一曲,许多批评者都认它为绝世的妙文。但实像民间跳舞剧的两个演者的对唱。《湖堧杂记》谓“今俗传月明和尚度柳翠。灯月之夜,跳舞宣淫,大为不疋”。这“度柳翠”、“驮柳翠”或者便是对唱的吧。

《雌木兰》本于古《木兰诗》,但古诗并无木兰擒贼的事,只淡淡地写了几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而已。诗里也不言木兰的姓,剧中则作为姓花氏,名弧。诗中无木兰的结果,只是说“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剧中则多了一段嫁给王郎的事。但剧中也间将诗句概括了来用。

《女状元》凡五出,叙黄崇嘏事。文长以黄为状元,实误。按《十国春秋》,崇嘏好男装,以失火系狱。邛州刺史周庠,爱其风采,欲妻以女。崇嘏乃献诗云:“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惊召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父母,与老妪同居。庠命摄司户参军。已而乞罢归,不知所终。文长剧中所叙,则与此略异。全剧充满了喜剧的气氛,特别是第五出。作者的态度颇不严肃,更不稳重,大有以戏为戏之心肠,颇失去了艺术者对于艺术的真诚。

《歌代啸》(《歌代啸》有明刊本,有国学图书馆石印本)一剧相传亦为文长所作。袁石公为序而刻之。虽卷头题着“山阴徐文长撰”,而石公的序,已先作疑词:“《歌代啸》不知谁作,大率描景十七,摛词十三,而呼照曲折,字无虚设,又一一本地风光,似欲直问王、关之鼎。说者谓出自文长。”剧前有《凡例》七则,皆为作者的口气。《凡例》之末,则署着“虎林冲和居士识”,或者便是冲和居士所作的吧?《凡例》上说:“此曲以描写谐谑为主,一切鄙谈猥事,俱可入调,故无取乎雅言。”真的,此剧嬉笑怒骂,所用者无非市井常谈,而其骨架便建立在:

没处泄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

有心嫁祸的,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跟,

眼迷曲直的,是张秃帽子,教李秃去戴,

胸横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

的四句当做“正名”的俗语之上?作者将每一个俗语都拍合了一个故事,又将这四个故事,以张、李二和尚为中心而一气连贯之。结构颇为有趣,但未免时有斧凿痕。勉强的凑拍,终于是不大自然的。又剧中所用的俗语,间有很生硬的,又多文气,极显然的可以见出她是出于一位好掉笔头的文人学士之手。虽然作者力欲从俗,却终于是力不从心不知不觉地又时时掉起文来。不过本色语究竟还多。如与《四声猿》(不必说是《红线》、《昆仑奴》了)一比较,则此剧真要算是本色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