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的军队被调往四川，而文学社(前身由日知会嬗变而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全部加入同盟会)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又在湖北进行了比较踏实和深入的士兵群众工作，在四川人民保路运动推向武装斗争的形势下，武昌决定立即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9月，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成起义的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10月9日，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士兵们在没有总指挥部的紧急情况下，互相自行联系，根据原来的计划步骤，坚决地在10月10日夜间举行了武装起义。经过一夜的战斗，起义的士兵们胜利占领了武昌。
在“武昌首义”的带领下，湖南、陕西、广东、江苏、山西、河南、直隶等全国大多数省份中，也都出现了群众和会党自发地起来暴动，冲击清朝的统治。散布在各地的革命党人，这时则积极发动了新军和会党的起义。邻近湖北的湖南、陕西、江西三省，首先在十多天内就起义独立；接着是山西和云南在10月底前宣布独立。
此外，在11月内相继独立的有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山东不久又被袁世凯唆使宣布“取消独立”)、四川等省，即全国24省区中已有14省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其余地区也正在酝酿或已经爆发了大小不等的起义。
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组织为领导核心，也没有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这就使得立宪派感到，可以乘机夺取权力和拣取革命果实。在独立的各省中，许多立宪派人都以原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摇身一变，宣称自己已经是主张共和的人民代表了。
江苏的立宪派和绅商勾结江苏巡抚程德全伪装响应革命，宣告“和平光复”，除程德全改称江苏都督外，一切照旧“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
12月底，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选举刚从国外归来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布共和政体，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28日，由每省选派参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掌握了不到3个月即夭折的政权，它名义上是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但是“政府号令，不出百里”。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不能推行于许多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控制的地方政权。
而乘时而起的袁世凯，利用西方列强的支持，通过与孙中山等人的会谈，从革命派取得了让与政权的保证，一面又策动军队和官吏胁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逊位”。接着，孙中山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成就化为泡影。
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有句话说得非常深刻：“国民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随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的军阀割据局面。
针对这一段历史，黄仁宇先生说，民国初年的革命党人，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是不行的，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所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
悲剧性的过渡人物：蒋介石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黄仁宇：《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不能不讲的人物。
蒋介石的一生，复杂至极，有关他生平事迹的介绍，也可谓汗牛充栋。这方面的情况，不是本章的重点，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很多相关方面的文章和著作。我们所关心的，仍然是从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理解蒋介石本人在历史上的地位。
黄仁宇先生对蒋介石一生的总体评价是，蒋介石通过自己的努力，曾一度达到了中国社会的表面统一，他也曾致力于中国社会之改造，并且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使得中国能够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林，但由于这种改造只限于上层，所以对于中国社会之彻底改造的收效并不很明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也就是说，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蒋介石对中国的贡献，至1945年8月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后他的声望降低，而且因内战之展开，其中较有创作性的工作已由中国共产党做出，因而历史发展的重心，实际上已逐渐转移到中国共产党那边去了。
黄仁宇先生为写《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花了两年的时间，他说，在这两年中，最大的成果，是真切地了解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数十年，最初并无预感，而只是随着局势的展开，才发现自己身居高位，成功固然出于意外，失败也来得离奇。
关于蒋介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黄仁宇先生指出，我所谓大历史对刻下题材适用之处主要在将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继承人所领导的群众运动，视做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的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
我们可以感觉一下，民国初年的中国，与魏晋南北朝的情况有无类似之处。公元7世纪以前之“五胡十六国”，也无非是旧有的体制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以致社会整个地崩溃了。这分裂的局面结束后，隋唐之际采用《周礼》所赋予间架性的设计，创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兴建国都于长安，开始科学取士，创造了高层机构。人民则经过府兵及均田之安排，已具备了新的基层机构，再因教育与税收，沟通了这两端的联系。
而民国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蒋介石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棘手。由一个旧式的社会遇到内外冲击，需要全面改造时工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亦不能虎头蛇尾，则已古今中外皆然。而且一经发难，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部掌握，多时为非人身因素做主。即领导人物，亦只能因时就势。所以，我们不可忘记蒋介石在1937年之领导抗战，并非全部出自一己决心，而实因西安事变时被各人拥戴逼就。
黄仁宇先生说，很多人以蒋介石没有在抗战结束日本投降时功成身退为憾，但是这样的想法却又是忽视了历史人物蒋介石的性格。况且，蒋介石也不能和我们今日一样，对着中国在20世纪的改造，采取着分割为三段的看法。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的奋斗也可以包括全部革命的过程，对他个人而言，促使他几十年奋斗成果的，或者仅仅是对名位的追求，或者是思想信仰上的动机，两者之间已经没有了实质的差别。在很多情形之下，这些因素早已凝聚为一，总之他已不能挂冠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解放战争的战事接近尾声，甚至黄埔将领已开始脱离战线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多次前往大陆和沿海岛屿部署军事。他这时候名义上已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他于1949年8月赴定海再往广州、重庆、成都、昆明，至10月3日回台北；10月又巡视厦门及定海，11月留驻重庆及成都，在四川滞留1个月，直到中共军队逼至近郊，才在12月10日返回台北。两天之后他出席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纪念周，讲述此行经过，其重点仍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蒋介石的经历和奋斗，是好是坏暂且不论，成功与否也并不重要，这过程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总之，蒋介石是“长期革命”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和悲剧性人物。
创造新的低层：土地改革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黄仁宇：《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大致说来，中国社会的改造，是在毛泽东手中完成的，这就是著名的土地改革。
毛泽东在大陆进行土地改革，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也在无意中，继续了大陆的改革。1953年，蒋介石命令陈诚主持“耕者有其田”的法案，将台湾的农村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有异曲同工之妙。黄仁宇先生认为，当今海峡两岸都已主持重商政策，即是希望在公平而自由交换的过程中，明确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以期构成永久体制，所以这是全面更新再造的最后一个阶段。
黄仁宇先生说，中共的土地政策，也不能算是依预定之方案有秩序的做出。固然他们于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原称“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之指示”)，但是随即对这问题的解释，已产生了所谓的“左倾错误”。为什么会这样呢？大约是南北气候不同，农作物的耕作方法也不同，加之又缺乏有效的法律来管理土地买卖，所以土地改革无法根据理想上的模式一刀切地进行。不过，土地改革终究是奠定了以后成立人民公社、实行耕地国有的基础，这也是不容抹杀的。
黄仁宇先生对“阶级斗争”向来并无好感，但他仍承认由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在中国长期革命之过程中产生了“杠杆作用”。而发动的群众运动，则使中国农村脱离传统由上至下指派的模式，重新建构了一套新型的政权模式。农户欠债，土地小块经营，劳力无法输出，这些传统社会的老问题，一扫而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由农村所提供的资本，据估计超过6000亿元，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做了最坚强的铺垫，这种情况还一直延续到今天。
要点
此章是黄仁宇先生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这个涉及中国社会彻底改造的问题。在这其中，包括了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它们均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社会转型，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黄仁宇先生认为，这“长期革命”，无疑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革命，它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将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应该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概念解释
“同盟会”：清末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也就是后来国民党的前身。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内的各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于8月25日成立了同盟会，明确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同盟会的成立，对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功不可没。
“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社会改造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开始于苏区，当时是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接着是调查摸底，实行分田。在解放战争时期，则在全部解放区大规模推行。土地改革对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多次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
思考题
1．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发展的动力及趋势又是什么？